古人新年祝福也“群發”

過年源于原始豐收的祭祀慶典，而拜年則延續了其社交功能。由于春節本身就是一年中最重要的群體性活動舞臺，故而，古往今來，誰也不會浪費過年期間開展社交的機會。

上至廟堂，下到民間，人們都樂于新年祝福，只不過新年祝福的對象是比較封閉的小圈子。作為歲首朝賀，秦漢以降，乃大盛。漢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正式確立以正月為歲首。自此，“正旦朝賀”便成歷朝歷代朝廷大年初一的“保留節目”。《后漢書·陳翔傳》有“時正旦朝賀，大將軍梁冀威儀不整”的記載；曹植《元會》一詩寫有“初歲元祚，吉日惟良。乃為嘉會，宴此高堂”，描繪了君臣之間、官僚之間非常盡興地開展春節社交的熱鬧情景。而民間春節社交往往以家庭成員、宗親故友、左鄰右舍等為主，正如東漢文學家、農學家崔寔敘述農事活動的專書《四民月令》所言：“正月之旦，是謂正日，躬率妻孥，潔祀祖禰……進酒尊長，修賀君師”。

毋庸置疑，春節社交的主要表現形式就是“拜年”，而且時間還相當長，正所謂“拜年拜到正月半，開開櫥門讓人看”。何謂“拜年”，明代蘇州人陸容《菽園雜記》卷五謂：“京師元日后，上自朝官，下至庶人，往來交錯道路者連日，謂之‘拜年’。”清代蘇州人顧祿記敘江南風俗的專著《清嘉錄》解釋得更細：“男女以次拜家長畢，主者率卑幼出謁鄰族戚友，或止遣子弟代賀，謂之‘拜年’。至有終歲不相接者，此時亦互相往拜于門。”小時候江南老家拜年習俗也的確如此，從大年初一開始，男女老少都換上新衣新鞋，走家串戶，先拜本家本族長輩，次拜外親，再拜朋友鄰里，按關系親疏依次相拜，甚至一年到頭從不聯系的親朋也會登門拜賀。于是大街小巷出現“鮮衣炫路，飛轎生風，靜巷幽坊，動成哄市”的拜年盛景。

然而，拜年固然可維系感情，但太過頻繁，又成煩心事。在沒有電話、手機和互聯網的古代，古人一般親自登門給“重要”親朋拜年。正如南宋紹興人蘇泂《拜年人》所描寫的，“來車去馬拜紛紛，歲歲年年不憚煩。拜得老人山上去，一番兒女各當門”。此外，古人還采用投帖方式轉達新年祝福，并延續至清代。南宋文學家周輝史料筆記《清波雜志》卷六曰：“正至交賀，多不親往。有一士人令仆持馬銜，每至一門撼數聲，而留刺字以表到。”

南宋另一位文學家周密隨筆集《葵辛雜識·前集》“送刺”條說：“節序交賀之禮,不能親至者，每以束刺簽名于上，使一仆遍投之，俗以為常。”書中還記錄了一件拜年趣事：周密的表舅吳四丈為人幽默風趣，春節時準備外送拜年帖，可家里沒仆人可用，“徘徊門首”。恰在這時，友人沈公子派仆人送拜年帖。（吳四丈）“漫取視之，類皆親故”，于是“酌之以酒”，暗中將沈公子仆人要送的拜年帖與自己要送的拜年帖“掉包”。沈公子仆人“不悟”，便“往遍投之”，收到拜年帖的人一看，是吳四丈“發”來的新年祝福，“相與一笑”，此事后來成為人們茶余飯后的談資。周密說，這并非他表舅的首創，北宋初的禮部尚書陶榖就干過這事。如此取巧的做法，簡直比現代人將別人發給自己的“新年祝福”轉發到朋友圈更加省事。

后來，為擴大春節社交圈，投帖拜年逐漸泛濫，不僅親朋好友彼此相互投送拜年帖，甚至不相識的人也借此方式“投石問路”以便經營關系。《菽園雜記》卷五記載：“東西長安街，朝官居住最多。至此者不問識與不識，望門投刺。”像這樣既不認識、也不相見投送拜年帖，頗似如今的群發短信拜年，形式遠遠大于心意。對此，明代“江南四大才子”之一的文徵明曾作《拜年》詩予以譏諷：“不求見面惟通謁，名紙朝來滿敝廬。我亦隨人投數紙，世情嫌簡不嫌虛。”

不論如何，古人以“飛帖”為載體傳遞新年問候，省時省力，在當時還是具有進步意義的。看來，“群發”新年祝福并非網絡時代的新生事物。在疫情形勢依然復雜多變的兔年春節，我們不妨多多采用電話、視頻、短信等方式拜年，最大程度地減少見面、降低流行性疾病的傳染幾率。（趙柒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