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勇于不敢成霸業

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曹操為報赤壁之仇，在平定涼州后，親率步騎四十萬，欲一雪前恥，痛擊孫吳。當時，曹操的勢力范圍已抵居巢，含山、無為則被東吳控制。曹操要南下伐吳，一定要從巢湖經濡須水入江。東吳十分清楚，如果濡須水口不保，長江防線就會洞門大開，曹操隨時都可能直逼東吳的都城建業（南京）。孫權早知曹操必有雪仇之戰，于建安十六年，用呂蒙之策，揚水軍之長，在濡須口搭建城寨。兩軍接戰，曹軍就被孫權斬“得三千余人”“溺死者亦數千”。雙方相峙，曹軍堅守不出。孫權數次挑戰，甚至親自乘小船進入曹軍大營，“行五六里，回來還作鼓吹”，曹操則“敕軍中皆精嚴”“弓弩不得妄發”。兩軍對峙月余，孫權給曹操寫了封“春水方生，公宜速去”的書信，曹操接信竟然說：“孫權不欺孤”，撤軍而歸。

在《三國志》《資治通鑒》里讀罷此事，甚為不解。曹操是“天下之雄”，此戰四十萬大軍對七萬東吳軍，即使初戰有失，充其量也不過萬，怎么會孫權屢次挑戰，而他會膽小如鼠，堅守不出？“公宜速去”，作為子輩的孫權“此令”一出，他怎么會如此“聽令”，率大軍而歸呢？

研究多種史料后，我深深感到，曹操此舉，正是孔子所說的“勇于不敢”。

曹操一生都不是耍狠斗勇的匹夫。“為將當有怯弱時”，是他之所以成就霸業的奧妙之一。《資治通鑒》和《三國志·魏書·夏侯淵傳》記載，曹將夏侯淵勇猛如虎，斬梁興、逐馬超、破韓遂、滅宋建，橫掃羌族、屠各等外族勢力，虎步關右。越是打勝仗，曹操就越擔心他，屢次告誡他：“為將當有怯弱時，但不可恃勇也。”夏侯淵并沒有把曹操的告誡當回事，一味恃勇，最終戰死在定軍山下。曹操身經百戰，大小之戰都會想到自己的弱點和不足，全心而戰，全力以搏。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他講的“怯弱”，不是畏葸不前，也不是一籌莫展，而是不恃“專勇”，知己不足，智勇兼備。既有逢敵亮劍之勇，也有戰戰兢兢之心，不妄狂，不逞匹夫之勇。

這使我想起《道德經》里老子說的兩句話：“勇于敢則殺；勇于不敢則活。”一個人什么都不顧忌，一味恃勇，則充滿兇險，而勇于不敢，有所顧忌，則處事就能穩妥靈活。子路曾經問孔子：您和我，誰比較適合帶兵打仗？孔子說：我適合。孔子一個大儒，怎么適合帶兵打仗呢？子路于是反問道：您不是常說我很勇敢嗎？孔子說：可我不僅勇敢，還勇于不敢呀！”子路又請教孔子：如果您統帥三軍，您會選擇誰來充當助手？孔子答道：那種空手與虎搏斗，徒步跋涉急流，縱然身死也無悔意的勇猛之人，并不值得贊賞。而那些遇事謹慎冷靜、考慮周詳、善謀良策去成就事業之人，則可以共事。（見《論語》相關資料）

曹操“勇于不敢”，首先是“春水方生”。他清楚東吳兵馬善于水戰，而自己的部隊不諳水戰。兵臨濡須，他本想迅即開戰，讓東吳水軍在上船之際未形成戰斗力之前，即被擊敗。可誰知東吳軍不在岸上，而在濡須口修建的水寨中。戰事一開，曹軍派出許多小船渡到水洲上，而東吳兵則將其團團圍住，雙方在水上展開了激戰，東吳軍揚水上之長，曹軍則充分暴露了水戰之短，初戰竟失萬人。而“春水方生”，江水大漲，曹軍將更加喪失戰斗力。曹操一生征戰無數，勝多敗少。然而數次南下都未能突破長江天險，大多數都敗在了長江上。赤壁之戰，江浪之中，將士暈船，又廣染瘟疫，曹操記憶猶新。“嗟乎！固天所以隔南北也！”（曹丕語）

曹操“勇于不敢”的第二個原因是，此戰相峙之際，劉備正在益州和劉璋爭奪地盤。如果四十萬大軍陷于水戰之中，不僅攻伐難以得勝，劉備則會乘機得個大便宜。這種欲取不得反而有失的蠢事，曹操是絕不會干的。

當然，曹操“勇于不敢”應還有內政方面的原因。他率大軍南下，大本營中荀彧已經去世。以前征戰，荀彧主持后方，他比較放心，現在荀彧一死，后方的穩固是他心中一直放不下的。南征之前，他已經有了“參拜不名，劍履上殿”的待遇。南下征戰，他不是真正為了那“令諸侯”的“挾天子”，而是為了自己的霸業。朝堂之事，勝過一切。

所以“公宜速去”，不是孫權之令，而是曹操之謀。他率大軍南下，“臨江飲馬”是其為一統天下的“勇于敢”，而戰事一開，相峙月余，“春水方生”“乃徹軍還”，是其審時度勢、從長計議的“勇于不敢”。

勇于不敢何止戰場，商場政壇都應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