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門人李之儀“晚節”辯誣

“我住長江頭，君住長江尾，日日思君不見君，共飲長江水”，這首《卜算子》為人津津樂道，作者李之儀，字端叔，晚號姑溪居士、姑溪老農，蘇軾門人之一，今山東慶云人，“以詞翰著名元祐間”，史稱，“昔二蘇于文章少許可，尤稱重端叔，殆與黃魯直、晁無咎、張文潛、秦少游輩頡頏于時”。（吳芾：《姑溪居士文集序》，《姑溪居士全集》，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1985年，第1頁）

黃（庭堅）、晁（補之）、張（耒）、秦（觀）并稱為“蘇門四學士”，相較于“四學士”，李之儀尤以簡牘著稱，“往時，蘇內相嘗謂姑溪老人得簡犢三昧”。（周紫芝：《太倉梯米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五十一）翰林學士素有“內相”之稱，蘇軾曾為翰林學士，故稱“蘇內相”。“簡牘”，即書簡和尺牘，也就是公、私文書。李之儀存世簡牘作品，部分是寫給“宰執”或“時宰”的，即當朝宰相或執政，難免予人“汲汲于功名”的晚年形象，這讓李之儀成為蘇軾門人中最富爭議的一位。

南宋人吳芾為李之儀文集作序，雖將此視為“微瑕”，但也不能無動于衷，“或謂端叔晚節銳于進取，有所附麗”。但這并不符合時人趙鼎臣的評價和認識，“東坡先生既謫儋耳，平日門下客皆諱而自匿，惟恐人知之，如端叔之始終不負公者，蓋不過三數人。端叔既窮，故人無與相聞者。今觀其書詞，猶能使之眷眷如此。今固有以得其人，不待相識也”。（趙鼎臣：《書楊子耕所藏李端叔帖》，《竹隱畸士集》，欽定四庫全書本，卷二十）

趙鼎臣，字承之，和蘇軾及蘇軾幼子蘇過均有唱和，彼此過從甚密，題跋作于“宣和辛丑孟冬”，即宣和三年，大致略晚于李之儀相關簡牘的寫作時間，也可視為趙鼎臣之于晚年李之儀的態度，而重建李之儀晚年形象，取決于簡牘的另一面，即簡牘中的“宰執”或“時宰”究屬何人，他們和李之儀是何種關系，以及這種關系與徽宗朝政局有何關涉。

李之儀雕塑

一

李之儀是蘇軾門人中離世最晚的，今人對其生平與及第年月，始終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王星、王兆鵬：《李之儀卒年考實》，《文學遺產》，2005年，第六期；任群：《李之儀卒年質疑》，《文學遺產》，2006年第三期；鄧子勉：《李之儀生卒年考辯》，《文教資料》，1998年第一期；付嘉豪：《李之儀小考》，《寶雞文理學院學報》，2004年第二期；孫燁：《李之儀研究》，吉林大學2009年碩士論文）

《宋登科總錄》編著者將李之儀登科時間系于神宗熙寧六年（1073）。（龔延明、祖慧：《宋登科總錄》，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1084頁）迄今為止，這一結論尚未引起學術界任何討論，而確定李之儀登科時間，是解開圍繞李之儀“晚節”諸般爭議的關鍵和線索，但限于體例，《宋登科總錄》并未詳其本末。

曾棗莊、張仲謀均以李之儀進士及第在治平四年（1067）。（曾棗莊：《姑溪居士雜考》，《四川大學》，1990年第三期；張仲謀：《李之儀年表》，《徐州師范學院學報》，1986年第三期）他們的共同依據是《宋史·李之純傳（附李之儀傳）》（卷三四四），“（李之儀）登第幾三十年，乃從蘇軾于定州幕府”。史有明文，蘇軾知定州在元祐八年（1093），由此，上推30年，為1063年，即嘉祐八年，而“幾”意為不足，又據《姑溪居士文集·跋沈睿達帖》云“予官四明，??才二十余”等，（李之儀：《姑溪居士全集》，卷四十一，第321頁）最終推定李之儀在治平四年進士及第。

曾、張等人的結論，雖已為學術界普遍接受，卻未必屬實。“蘇門”中人和李之儀定交最早的當屬張耒，據張耒《送李端叔赴定州序》，“后幾二十年，端叔罷官四明，道楚，某又獲見。某時已孤，端叔吊我，悲懷如骨肉”。（張耒：《張耒集》，中華書局，1990年，第746頁）“孤”字的本義指少年喪父，而張耒父喪在熙寧九年，（邵祖壽：《張文潛先生年譜》，《張耒集》，中華書局，1990年，第978頁；另見崔銘：《張耒年譜及作品編年》，同濟大學出版社，2019年，第65頁）這一年，李之儀剛好任滿。

李之儀進士及第后，初授官四明，按照北宋官制，三年一任，若李之儀治平四年及第，則罷官四明，當在熙寧三年，而絕非熙寧九年，但若熙寧六年及第，則和張耒《送李端叔赴定州序》所言若合符節，由此，《宋登科總錄》中李之儀熙寧六年進士及第當為篤論，進而，《宋史·李之儀傳》中“登第幾三十年”或為傳抄之誤，實際應為“登第幾二十年”。

元祐八年九月二十六日，蘇軾朝辭，赴定州，李之儀隨行，（孔凡禮：《蘇軾年譜》，中華書局，1998年，第1101-1102頁）而“（熙寧六年三月壬戌，神宗）御集英殿，賜正奏名進士（李之儀等）”，（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百四十三，中華書局，1992年，第5921頁）正符合“登第幾二十年”之說。

二

既知李之儀于熙寧六年登第，可進一步考證李之儀相關簡牘的投獻對象，以及李之儀與這些被明確標識為“時宰”或“宰執”字樣的投獻對象之間的社會關系，這些無疑間接決定了李之儀投獻行為的性質以及由此而來的晚年形象（“晚節”）。

這類題名為“啟”或“手簡”的簡牘集中收錄于《姑溪居士文集》（中卷），其中，最無爭議但始終為學者所忽視的，應屬《賀致政太傅》條，因為終徽宗一朝，以太傅致仕的，僅有何執中一人。“（政和六年，何執中）乃以太傅就第，許朝朔望，儀物廩稍，一切如居位時。入見，帝曰：‘自相位致為臣，數十年無此矣。’對曰：‘昔張士遜亦以舊學際遇，用太傅致仕，與臣適同。’帝曰：‘當時恩禮，恐未必爾。’”（脫脫等：《宋史》，卷三百五十一，《何執中傳》）

何執中，字伯通，浙江龍泉人，有關何執中以及由何執中肇始的“龍泉何氏”家族，學者鄧小南考述較為詳盡，茲不贅述。（鄧小南：《何澹與南宋龍泉何氏家族》，《北京大學學報》，2013年第二期）

《賀致政太傅》中，李之儀進一步寫道，“某假守江濱，竊依鈞庇”，考《李之儀年表》及《宋史·李之儀傳》，其一生仕宦生涯，僅有四明（今浙江寧波）符合“江濱”這一要件，可見，李之儀與致政太傅何執中定交已久，原因就在于兩人同為熙寧六年進士，何執中更以第五名及第。對此，宋人筆記有明確記載，（朱彧：《萍州可談》卷三，中華書局，2007年，第158頁，另見龔延明、祖慧：《宋登科宗錄》，第1089-1090頁）李之儀與何執中是宋人最為重視的科場同年，兩人定交最晚始于熙寧六年，是年，李之儀授官四明，當為幕職官，也符合“假守”一說。

《上少傅相公啟》，（李之儀：《姑溪居士全集》，卷十五，第121頁）應該也是寫給何執中的。政和二年五月乙巳，“何執中自尚書左仆射加少傅，為太宰，仍兼門下侍郎”。（《宋史》，卷二百一十二，《宰輔三》，第5521頁）同樣，《覃恩謝時宰》中“敢昧依投之素”一語，亦言彼此相識已久，此“時宰”亦當為何執中，再由書啟中“頃失防閑，自貽罪累”一語可知，當寫于政和六年，此前，李之儀因“楊姝案”獲罪，何執中或施以援手，李之儀才得以脫罪、復官。

“（政和三年）九月二十六日，管勾成都府玉局觀李之儀除名勒停……淮東提刑司勘到之儀與楊姝踰濫，及信憑楊姝所生男為己子，增歲乞補”，（《宋會要輯稿·職官六八·黜降官五》）史稱“楊姝案”。（湯華泉：《李之儀晚年四事新考》，《滁州學院學報》，2008年第一期）

三

楊姝是安徽當涂的一名歌伎，“色藝見稱于黃（庭堅）山谷詩詞中”，李之儀“喪偶無嗣”，“卜居當涂”時，“畜楊于家”，后來，楊姝生下一子，遇徽宗郊祀，獲蔭封，蔡京再入相，有“豪民吉生者”，誣告李之儀“冒以其子受蔭”，結果，李之儀“坐削籍”，即除名，“楊姝者亦被決”。但王明清將“楊姝案”昭雪歸功于林攄，“久之，其甥林彥振攄執政，門人吳可思道用事，于時相訟其冤，方獲昭雪，盡還其官與子”。（王明清：《揮塵錄》，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年，第124-125頁）

林攄，字彥振，林邵之子，李之儀外甥。（沈括：《長興集》，卷十七，《長壽縣君田氏墓志銘》，田氏即李之儀母）李之儀復官在政和六年（1116）十一月，（曾棗莊：《姑溪居士雜考》，《四川大學學報》，1990年第三期）但大觀三年（1109）四月戊寅，“林攄罷中書侍郎，謫知滁州。言者不已，提舉洞霄宮。復以人言罷，與祠”。即，早在李之儀復官前七年，林攄就已被徹底逐出政壇。

盡管林攄和余深曾在“張懷素獄”中為蔡京脫罪，是“蔡京死黨”，因而蔡京薦引林攄為執政，但政和六年，林攄已無力再為舅父李之儀脫罪，且政和間，蔡京雖第三次入相，但“實際權力受到諸多限制”。（方誠峰：《北宋晚期的政治體制與政治文化》，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178頁）此外，吳可依附梁師成，亦非蔡京黨人。（劉佳利：《宋代吳可研究》，沈陽師范大學2019年碩士論文）

反觀政和年間，何執中和外戚鄭居中結黨，并和蔡京一黨漸行漸遠，何、鄭結黨或許源于紹圣四年（1096）前后，兩人同為太學博士時結下的同僚之誼，（黃以周：《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卷十四，中華書局，2004年，第546頁）另外，鄭居中和曾布“亦聯姻親”，（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四百八十五，中華書局，1992年，第11522頁）何執中曾受知于曾鞏、曾布兄弟，因此，何、鄭聯手先除去政敵張商英，之后，何執中引年致仕，鄭居中再繼何執中為宰相。

政和六年，李之儀復官之際，正是何執中、鄭居中主政之時，一事不煩二主，何況何執中更有條件和能力助昔日同年李之儀復官，（湯華泉：《李之儀晚年四事新考》，《滁州學院學報》，2008年第一期）因此，何執中更有可能是《揮塵后錄》中所說的“時相”，只是李之儀未必需要再經由外甥林攄，才能“于時相訴其冤”，何況李之儀與何執中絕非泛泛的同年關系，兩人很可能相交甚深。

四

《姑溪居士文集》還收錄一組題為《與何給事》的手簡，共九條，是李之儀手簡往來較多的單一對象之一，但“何給事”究屬何人，尚未見有學者討論。“給事”一般為“給事中”之省稱，神宗元豐改制之后始為職事官，李之儀仕于神宗、哲宗、徽宗三朝，但考《皇宋十朝綱要校正》，神宗、哲宗、徽宗三朝58年間，何姓給事中僅有何昌言一人。（李埴：《皇宋十朝綱要校正》，卷八、卷十一、卷十五，中華書局，2013年，第266、328、410頁）

何昌言，江西新淦人，紹圣四年（1097年）榜狀元，晚于李之儀多年，何昌言任給事中的記載最早出現于大觀四年（1110），是時，何昌言正依附蔡京。（黃以周：《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卷十九，第976頁）但紹圣四年之后，李之儀就已謫居外州郡，況且何昌言“諸父”何正臣，（《宋登科總錄》引《宋歷科狀元錄》“諸父正臣”一語，以何昌言為“正臣子”，顯誤，“諸父”當為叔伯行，故何昌言為正臣“猶子”，而非“正臣子”）正是參與構陷“烏臺詩案”導致蘇軾下獄，最終貶謫黃州的關鍵人物。

史稱，“元豐中，（何正臣）用蔡確薦，為御史里行。遂與李定、舒亶論蘇軾，得五品服，領三班院”。（《宋史》，卷三二九，《何正臣傳》）以上種種跡象表明，李之儀與何昌言之間有交集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此，《與何給事》中的“給（讀作jǐ）事”或為“記室”之異寫，而何執中飛黃騰達的關鍵就是曾為“記室參軍”，政和中，“記室參軍”只稱“記室”。

紹圣四年十二月乙酉，“太學博士何執中為（諸王府）記室參軍”。（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四百九十三，第11711頁）是時，徽宗為端王，這一身份既是何執中和徽宗君臣知遇的起點，也是何執中登庸拜相的根本，所謂“粵祗事于潛藩，旋登庸于揆路”。（徐自明：《宋宰輔編年校補》，卷之十二，中華書局，1986年，第776頁）

此外，手簡第三條，“久為人物所先，加之有勞，簡在淵密，豈外計可以遲回者？”（李之儀：《姑溪居士全集》，卷十八，第142頁）“簡在淵密”二字顯然特指何執中和徽宗之間的“師臣”關系。（鄧小南：《何澹與南宋龍泉何氏家族》，《北京大學學報》，2013年第二期）另第七條，“某為公家客久矣”，“獨未得于厲害之途”，“盤旋多事之際，心固疑之”，（李之儀：《姑溪居士全集》，卷十九，第145頁）基本可以確定寫于崇寧二年“遺表案”前后，表達了李之儀對時局即將大變的憂慮，此條恰好可以和《上宰執》中的部分手簡對讀。

李之儀另有題為《上宰執》手簡，總計十九條，從內容來看，其接受者顯然為同一人，即何執中。第三條，“壬午歲，聞被召自穎昌，亟來。獲見于國門外舟中，蒙問勞甚渥，矜惻相仍”。壬午歲，即崇寧元年，是時，李之儀坐為范純仁撰寫《遺表》及《行狀》獲罪，史載，“及（蔡京）當國，乃言正平矯撰父遺表。又謂李之儀所述純仁行狀，妄載中使蔡克明傳二圣虛佇之意，遂以正平逮之儀、克明同詣御史府”。（《宋史》，卷三百一十四，《范純仁傳（附子正平傳）》）當時，李之儀赴京待罪，何執中前往李之儀搭乘的舟中探視。

此條和上引《與何給事》第七條描述的應為同一件事，即“遺表案”，后者或寫于案發之際，前者是案發多年之后的追憶。但有一點，自熙寧六年（1073）進士及第至崇寧四年（1105）何執中初預執政，二人定交已32年，如李之儀自言，“自冒齒祿，即有請見親依之誠”，（李之儀：《姑溪居士文集》，卷二十，《上宰執》，第八條，第155頁）何執中拜相更在大觀三年（1109）六月辛巳，此時，兩人地位懸殊，但彼此相交于微時，投書故交自不宜再被視為“有所附麗”，至此，可為李之儀“晚節”辯誣。

此外，同類的還有《賀樞密太宰》及《賀時相除少保》二簡，（李之儀：《姑溪居士全集》，第110、123頁）但均屬禮節性應酬文字，投獻對象當分別為鄭居中和余深，政和六年五月庚子，“鄭居中自特進、知樞密院事加少保、太宰兼門下侍郎”，重和元年七月壬午，“余深自少宰加少保”。（脫脫等：《宋史》，卷二百一十二，《宰輔表》，第5523、5525頁）余深雖為蔡京黨羽，但其兄余清和李之儀也是科場同年，鄭居中與何執中是政治上的盟友，最重要的是余深和鄭居中拜相都在李之儀脫罪之后。

五

何執中入相八年，是徽宗朝連續執政最久的宰相，更是唯一善始善終的宰相，而且，何執中仕宦生涯可謂一帆風順，平步青云。進士及第后，先“調臺、亳二州判官”，再改“知海鹽縣”，“入為太學博士”，“紹圣中，五王就傅，選為記室，轉侍講。端王即位，是為徽宗，超拜寶文閣待制，遷中書舍人、兵部侍郎、工部、吏部尚書兼侍讀”，“崇寧四年，（自試吏部尚書）拜尚書右丞”，成為執政。（《宋史》，卷三百五十一，《何執中傳》）

事實上，何執中入仕之初，先受知于曾鞏。“進士高第，調臺、亳二州判官。亳數易守，政不治。曾鞏至，頗欲振起之，顧諸僚無可仗信者，執中一見合意，事無纖巨，悉委以剸決”，（《宋史·何執中傳》）曾鞏稱為“吾僚也”。（劉攽：《彭城集》，卷三十八，《處士龍泉何君（即何執中父）墓志銘》）紹圣中，何執中入徽宗潛邸，很可能再受益于曾鞏之弟曾布，而且熙寧六年，曾布權知貢舉，還是李之儀與何執中的科場座主，因此，和曾布再添門生之誼，同年中又有曾布侄婿葉濤以及余深兄余清。

紹圣四年，何執中接替傅楫為記室參軍，同日，傅楫由記室參軍升為侍講，傅楫同樣先后受知于曾鞏和曾布兄弟，傅楫為諸王府記室參軍，即受曾布薦引，（汪藻：《朝請郎、龍圖閣待制、知亳州、贈少師傅公墓志銘》，《浮溪集》，叢書集成初編本，商務印書館，1935年，卷二十六，第309-310頁）由此推斷，大概和傅楫一樣，何執中也由曾布薦入徽宗潛邸，而“侍朕初潛”，“進講潛邸”，是徽宗對何執中始終恩眷不替的根本原因。（慕容彥逢：《摛文堂集》，卷三，《尚書左丞何執中可中書侍郎制》、《何執中除門下侍郎制》，中國臺灣漢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第142-143頁）

何執中拜相是徽宗用人政策的重大轉變，拜相之初，太學生陳朝老上書言，“陛下即位以來，五命相矣：有若韓忠彥之庸懦，曾布之污贓，趙挺之之蠢愚，蔡京之跋扈”。（黃以周：《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卷二十八，第957頁）早于何執中拜相的韓忠彥、曾布、趙挺之、蔡京，有一共同點，“應先朝倚注之重”，“首圖任于舊人”，（徐自明：《宋宰輔編年校補》，中華書局，1986年，第662、678頁）一言以蔽之，他們都是前朝舊臣，所以，盡管陳朝老批評徽宗“今復相執中”，“是猶以蚊負山，多見其不勝任也”，（黃以周：《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卷二十八，第957頁）但何執中“事朕潛邸”，是徽宗的近從/親信之臣，這和徽宗后來拜鄭居中、王黼為相，以及內侍童貫、梁師成受重用是一個道理，他們都屬于徽宗后期極力培植的近從勢力，或“出朕門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三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232頁）或“朕所親擢”，（脫脫等：《宋史》，卷三三五，《種師道傳》，卷三四四，《王俊義傳》）被徽宗借以分化和瓦解蔡京勢力，從而，實現“自攬權綱”、集權獨裁的目的。

和陳朝老口中蔡京的“跋扈”迥然不同，徽宗近從勢力的共性是“恭順”和“近昵”，（李兆宇：《宋徽宗軍事決策的依賴群體研究——以宋夏、宋遼戰爭為對象的考察》，河北大學2022年碩士論文）因此，他們也被王夫之鄙棄為“弄臣”和“狎客”，（王夫之：《宋論》，卷八，中華書局，1964年，第152頁）但在徽宗詞臣的潤色下，這種“恭順”和“近昵”卻被包裝成“為時老成”和“忠恪益彰”。（慕容彥逢：《摛文堂集》，《尚書左丞何執中可中書侍郎制》、《何執中除門下侍郎制》，中國臺灣漢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70年，第142-143頁）當一味“恭順”和“近昵”的近從之臣成為徽宗唯一可以依賴和信重的決策和執政群體，而徽欽禪代之后，欽宗進一步延續了其父徽宗重用近從（如“潛邸舊臣”耿南仲和外戚王宗濋）陋習的時候，趙宋王朝的傾覆和敗亡也就悄然而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