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修養智慧的當今啟示

我國古代哲人在修養問題上有極其豐富的理論闡發和實踐原則，我們要根據時代需要“擇其善者而明用之”，選擇精華，闡明其現代意義，運用到現代人的修養生活。儒家所講的修養，實際上包括一個人的文化、藝術、性格、品德等多方面。

文化修養

文化修養，首先是文化知識的提高。由于儒家強調道德教育和修養，所以許多人認為，儒家輕視一般的文化知識，這種印象是不全面的。在中國歷史上，儒家是以從事社會國民教育為主要職業的一個學派。他們的教育內容，包括童蒙識字和各種專門知識的傳授。孔子認為，通過學習《詩經》，不僅可以學到許多做人的道理，同時也可以增加許多關于鳥獸草木方面的知識。

孔子注重因材施教，在他的學生中，既有以德行著稱的顏淵、閔子騫等，有專長于政事的冉有、季路等，也有語言方面的專家宰我、子貢和文學方面的專家子游、子夏等。可見，儒家對文化知識教育非常重視。只是他們反對為知識而學知識的傾向，強調學知識要有助于提高人的道德品質。

在今天新知識層出不窮、瞬息萬變的信息時代，人們如果不能提高和更新文化知識，必將被淘汰。但是，也不能回避這樣一個問題：這些知識在迅速提高人們物質生活水平的同時，是否有利于人的精神生活提升？

儒家所講的文化修養，不僅是知識的高低多少，也表現為一個人的禮儀風度。今天，我們許多人似乎特別欣賞那些在禮儀上不拘小節的人，認為這樣很“瀟灑”。我們對中小學的文化教育，主要偏重于知識傳授，對他們基本禮儀規范養成的教育很不夠。禮貌、儀表、風度反映了一個人文化素質的高低。在《儀禮》《禮記》等經典以及許多儒者的家訓、學規中，有大量關于日常衣食住行、待人接物的禮儀規范。其中有相當一部分，在經過新的解釋后，可以作為今日禮儀教育修養之用。

藝術精神

人們常說，中國傳統文化是一種富于倫理精神的文化，殊不知中國傳統文化也是一種具有藝術精神的文化。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倫理精神與藝術精神，猶如車的兩輪、鳥的兩翼，相輔相成，相得益彰。儒家對藝術教育和修養的重視，絲毫不亞于倫理教育和修養。

藝術修養有助于道德修養，是完善人格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在先秦儒家文化中，藝術教育和修養的主要內容是“詩教”與“樂教”。孔子教育他的兒子伯魚說：“不學詩，無以言。”認真地學習古代詩歌，可以感發人的心志，提高觀察能力，習得表達感情的方法。

對于音樂，儒家把它與“禮”相提并論。音樂最能深刻感動人心，最能迅速變化人的性情，體現了一種和諧精神，同時也起到了移風易俗的作用。孔、孟、荀諸子，都注意到不同音樂可以對人產生不同影響，有的使人哀傷，有的使人悲壯，有的使人端莊。所以，儒家十分重視音樂的格調和品位，認為一首好的樂曲應當是美與善的統一。

藝術活動，無論是創作還是欣賞，都是一個人內心感情最直接的表露，反映了他對自然、社會、人生的理解和追求。藝術創作中立意的正邪，欣賞趣味中格調的高低，反映或影響到一個人品格或境界的正邪與高低。追求藝術完美與人生完美，在終極上是相通一致的，這就是中國傳統文化中藝術精神的體現。

變化氣質

儒家在修養論中提出了“變化氣質”命題。所謂“氣質”，與個人某些先天生理特征有一定關系，但最主要的還是受后天環境影響形成。

變化氣質就是性格修養。北宋著名哲學家張載認為，求學最大的益處在于使人自覺地改變氣質，而變化氣質與能否虛心互為表里。

儒家強調的“變化氣質”，主要指涵養與意志等方面的鍛煉。一個趾高氣揚、自以為是的人，人們一定會說他缺少涵養。曾子是一位特別注重修養的人，他說的“吾日三省吾身”是人們熟知的名言。一個人做到曾子所說的“不恥下問”，需要經過長期的自我修養。古語說：“人道惡盈而好謙。”“滿招損，謙受益。”“君子以虛受人。”至今讀來仍是為人處世的至理名言。

價值選擇

孟子為“大丈夫”立了三條標志，即“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如果能做到這三條，一定是無愧于天地、具有高尚品德的人。在這方面，儒家以“義利”“公私”“苦樂”“生死”等人生面臨的現實價值選擇問題，對人們進行品德修養教育。

講到“義利”問題，儒家傾向重義而輕利、先義而后利，以義制利、見利思義。在當今世界，如果有人按漢代大儒董仲舒所提倡的“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訓條去做，或許會被有些人視為迂腐。其實，無論哪一個社會，總有一些只問耕耘不計功利的“迂腐”者，他們真誠和高尚的品德無可非議。我們并不要求每個社會成員都這樣去做，都要達到這樣的境界。但是，我們也不會希望社會每個成員凡事都斤斤計較功利。當然，更不會希望人人唯利是圖，見利忘義。因此，希望人們做到清初大儒顏元修正后的訓條“正其誼以謀其利，明其道而計其功”，也就不是過分要求了。

在“公私”問題上，儒家提倡公而忘私，反對假公濟私。隨著時代的發展，“公”和“私”的具體對象和內容都發生了變化，但是，在處理公私關系上，儒家強調的這些原則至今仍然正確而有效。

在“苦樂”問題上，儒家歷來不以物質生活的貧富論苦樂，而是以精神生活的充實與否論苦樂；又以個人苦樂不算什么，眾人苦樂才是真正、最大的苦樂。歷史上所稱道的“孔顏樂處”，是一種安于物質生活貧困、追求充實精神生活的“樂”。孟子反對“獨樂”而強調“與民同樂”。北宋范仲淹說“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集中表達了儒家的“苦樂”觀。

至于“生死”問題，孔子說“死生有命”，代表了儒家對待自然生死的基本態度。對來自社會原因的生死問題，儒家總是與“義利”“公私”等問題聯系在一起，提倡“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反對“茍且偷生”。儒家這些基本觀念和精神，至今也是值得肯定的。

知行合一

儒家在修養上十分強調“知行合一”，也就是說，修養不但要在認識上弄清道理，而且要身體力行。

儒家講修養，首先講立志，就是要有宏大、堅定的志向，明確自身的責任和奮斗目標。子夏說，廣博地學習而且志向堅定不移，誠懇地討教而且聯系實際思考，這樣仁德就在其中了。宋儒程頤進一步解釋說：“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指出了堅定的志向對于修養實踐的重要性。

儒家以“反求諸己”“改過遷善”“見賢思齊”為修養要旨。孔子說：“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總之，任何行為如果達不到預期效果，都應當“反求諸己”，發現自己的不足或過錯，不足者補足之，有過錯則不諱言，勇于改過。誠如孔子所說：“過則不憚改。”“過而不改，是謂過矣。”要善于發現別人的長處，積極主動學習別人的長處，這就是儒家常說的“見賢思齊”。同時，如果見到別人身上“不賢”，則應當反思，自己是否也存在這方面的問題。

在“嚴于律己”方面，儒家提出了“慎獨”的修養方法。荀子最早提出“慎其獨”命題，并把它與“誠”聯系在一起。只有做到誠，才能慎其獨；只有慎其獨，才能顯示出至高的品德，才能支配萬物、教化百姓。

言行不一是儒家修養論中為人所不齒的。孔子說：古人不輕易說話，就是怕自己在行動上做不到。君子以說得多、做得少為羞恥。這些都是要求人們在修養中做到言行一致。一個人立志固然要宏大，但如果他只言而不行，反而不如那些立志雖不宏大，卻能說一點就做到一點的人。

儒家認為，要達到“齊家”“治國”“平天下”，都要從“修身”做起。“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我并不認為修身有如此之大的作用，因為社會經濟的決定力量大大超過道德教化力量，但我也不認為就應當放棄道德教化的努力，否定自我修養的必要。人應當用創造的物質經濟成果，為凈化人的生活環境、提升人的道德品格服務。物質文明越發達，精神文明就越重要，自我修養也就越不可缺少。

（作者為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更多詳情請參閱《中國的智慧》，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