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跡文徵明

故宮博物院藏文徵明行書《新燕篇》卷（部分），是文徵明八十一歲時所寫，圖示四句為“杏花飛飛春燕來，主人花下新堂開。花間相見驚相識，綠樹東風卷簾入。” 圖片來源：故宮博物院網站

文徵明像。資料圖片

不為時文以求功利

在周邊的高樓林立中，文徵明的墓園有些落寞。

墓的外觀很簡單，一座圓形墳丘，坐東朝西，墓基青石圍護，配以古樸雕飾。墓前有一半月形的照池，兩柱青石牌坊下一條神道穿過，兩邊分立四尊石獸，墓冢為香樟、柏樹所掩，一片郁郁蔥蔥。墓前石坪居中處，有一方青石碑，寫有“明公文徵明之墓”七個大字。文徵明墓上世紀八十年代維修過一次，石碑背后寫有重修碑記。

一代大師，長眠于此。

明代吳地書法盛極一時，其藝術水準在全國處于領先地位，當時有“天下法書歸吾吳”之稱。究其原因，自然與經濟、社會、文化等諸多層面有關。明代江南地區經濟繁榮，重商思潮迅速興起，加上發達的儒道釋文化，江南文人開始重視自我的需求與表達，他們依靠自己的技能，提高創作的自由度，于是，在書法、繪畫、文學等領域出現了一批佼佼者。

文徵明，就是這時期江南書家的典型代表。

文徵明生于明成化六年（1470），初名壁，后以字行，更字徵仲，祖籍湖南，故自號衡山，長洲（今江蘇蘇州）人。文徵明與祝允明、唐寅、徐禎卿齊名，被譽為“吳中四才子”。

六月的雨季，滋潤出墓園一片生機。墳丘上一株氣勢非凡的古柏，虬枝鐵干，五枝分叉，望去如一只巨掌，擎托著高闊的天空。

這個形象，應該屬于文徵明。

文家自宋代以來世代為官，到了文徵明曾祖父文惠時，舉家搬遷至蘇州。文惠占籍蘇州后，開始教授鄉里。此后，惠生洪，洪又生林、森、彬，文林就是文徵明的父親。

文徵明與唐寅同歲，成化二十一年（1485），他們第一次見面就成為摯友。然而，相對于聰穎早慧的唐寅而言，文徵明顯得有些魯鈍。他七歲才能站立，八九歲時說話仍不清楚。兩人鄉試，唐寅十六歲即獲第一，文徵明三年后才勉強考取秀才，而且因字跡不佳被置于三等。二十九歲唐寅又高中解元，而文徵明到五十三歲都未能中舉。

對于好友唐寅、都穆、徐禎卿等人連起科目，文徵明自己都頗感郁悶：“吾豈不能時文哉？得不得固有命耳。然使吾匍匐求合時好，吾不能也。”

每當讀到這句感慨，我都會感受到文徵明骨子里的一種倔強與清高，也許文林對文徵明的堅信正是來源于對其性格的深入了解：“吾兒他日遠到，非所及也。”

文徵明的一生可以劃為三個階段來看：

第一階段是“求仕”，是想圓一個學而優則仕的夢。文徵明二十九歲受父命第一次赴應天會試，落榜而歸，一直到五十三歲，文徵明九次科考均告失利，這段歲月，雖說他流露過“壯志鄉心兩無著，夜呼兒子話燈前”的迷茫與無奈，但他依然抱著強烈的經世情懷。

第二階段是“入仕”，嘉靖二年（1523），五十四歲的文徵明以歲貢生身份被授予翰林院待詔之職。這一階段，他經歷了許多、目睹了許多，促使他經世之心冷卻。從明人記載和他的詩文可知，雖說只有短短三年，他過得并不快樂，因為是貢途，時有流言說“文某當從西殿供事，奈何辱我翰林為”，文徵明聞此流言“益不樂，決歸矣”。

第三階段是“出仕”，文徵明辭官歸鄉，專事創作。他向往回歸家鄉，向往那種綠水、畫舫、曲欄、悠游的生活。他放下了仕途的負擔，不再為功名、為仕途苦惱，完成了向藝術的皈依。

放下確實是一種智慧，而文徵明無疑是一個有智慧的人。

請益多師苦練書法

文徵明十三歲到十五歲，曾隨父親文林到博平，此后文林補南京太仆寺丞，不久就謁告還吳，文徵明隨父返吳。此時他與唐寅、都穆訂交，并從都穆學詩。都穆、祝允明比文徵明大十余歲，兩人二十多歲便以古文名吳中，祝氏之文尤為古邃奇奧，為時所重。當時，文徵明、唐寅亦追逐其間，可謂“文酒唱酬，不間時日”。

不知是否是十九歲歲試，字跡不佳而被置于三等的原因，出身書香門第的文徵明開始精研書法，但至少這是一個誘因。

在與祝允明、唐寅等諸友悠游間，其父文林又為文徵明組建了一個堪稱豪華的師資陣容，那是文林的朋友吳寬、沈周、李應禎，他們帶著文徵明在詩文、繪畫、書法中遨游，他們的師品是無可挑剔的。

三人中，文徵明與沈周情誼最篤，相交二十多年。當時沈周已六十二歲，是吳門畫派的領袖，名聲顯赫，不但工繪畫，也善詩詞。沈周家族以“隱”為家訓，不為仕宦累身，高節自持，他的為人與處世均成為文徵明一生的楷模。

文徵明在《沈先生行狀》里寫道：“先生為人，修謹謙下，雖內蘊精明，而不少外暴，與人處曾無乖忤，而中實介辯不可犯，然喜獎掖后進，寸才片善，茍有以當其意，必為延譽于人，不藏也。”

文徵明二十二歲從李應禎學書。李應禎，以南京太仆少卿致仕，人稱李少卿。李應禎為人耿直，博古好學，其書法清潤端方，如其為人。他的行草書精密秀挺，如綿里裹鐵，遒勁而有生氣，文林評“行草獨步一時”。

文徵明對李氏的嚴格指導記憶尤深，他在《跋李少卿帖》中記了一件事：“嘗一日閱某書有涉玉局（指蘇軾，蘇軾曾任玉局觀提舉）筆意，因大咤曰：‘破卻功夫，何至隨人腳踵？就令學成王羲之，只是他人書耳。’”李應禎主張透過博學而后自成一家。文徵明對李應禎書法評價極高，對其書論無疑領悟也很深。

吳寬，科舉考試的佼佼者，成化八年（1472）會試、廷試皆第一，“以文行有聲諸生間”，師古而尚雅，書法上崇尚蘇東坡的凝厚端莊，反對當時流行的纖媚的臺閣體。吳寬學識深厚，德高望重，可謂當世名師。

緣于父親的引薦，文徵明有幸得以向當時這些文藝翹楚學習，使其學問、技藝、人品、處世都有典范可循。如今看來，三位老師的言傳身教是塑造文徵明品格、秉性的重要因素，也為文徵明成為一代書法巨匠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條件。

清風傲骨永留藝林

文徵明對書法的用功之深，外人很難想象。

學者馬宗霍稱，文徵明學書極為刻苦，他詩文、書法、繪畫三者并進。在學習古文時，往往隨手抄錄，“觀書時學文，觀文時學書”。臨摹《千字文》，每天以寫十本為標準，一天寫一萬字。對寫字，文徵明從不馬虎，有時給人回復書信，稍微有一點不滿意，必定再三重寫而不感到厭煩。正是這種執著的精神，他的書法越到老年，越發精湛絕妙。

文徵明一生所留墨跡甚多，其中絕大部分是在歸蘇后三十多年所作。文徵明初學智永、歐陽詢，后來在李應禎的指點下，上追晉人，博綜古人，取法廣泛。

數百年后，打開文徵明的書稿與手札，依然能夠感受到一位傳統文人的藝術追求。蘇軾在《論書》里說：“書必有神、氣、骨、肉、血，五者闕一，不為成書也。”藝術形式與內在精神完美統一，是書法家畢生追求的終極目標，文徵明亦然。

歸蘇后，文徵明與弟子“時時過從，談榷藝文，品水石，記耆老故事，焚香燕坐，蕭然若世外”。名聲日隆，登門求字、請寫碑志、題跋字畫者門庭若市。隨著影響力、威望與德行與日俱增，可謂“海宇欽慕，縑素山積”。王世貞描述說：“吳中好事家，日相與載酒船，候迎先生湖山間，以得一幸為快。”然而，文徵明卻越發顯得平和、內斂，他寫詩“功名原不到書生……浮云世事兩悠悠，一出都門百念休”，這一點，頗具沈周遺風。

文徵明的書法創作，始終把握一個“細”字。小楷精細工整，筆勢輕靈秀雅，點畫精整勁健，平正婉和，清潤端方，如“八面觀音，色相俱足”。他八十多歲所書《離騷經》，筆筆到家，挺勁遒逸，毫無懈怠，已進入化境。在這樣的作品面前，觀眾都能讀到那種超脫寧靜的韻味。

也許是李應禎當年的一聲“咤”，推動了文徵明學古人卻不拘泥于古人。他的行書極富創新精神，獨出新意。有一幅《題金焦落照圖詩卷》，筆畫舒展卻不失古人規矩，字體飄逸又不失沉穩之感，沒有恢弘的氣勢，卻具晉唐書法的風致，在遵循古人的法度之中，做到了意態生動。

文徵明書寫求“細”求“靜”，但也有“激情”。有一年，在蘇州城東的夏侯橋，挖出了一塊南宋高宗趙構賜岳飛手敕的殘碑刻石。六十四歲的文徵明拄杖前去，他輕輕拂拭碑文上的泥土，讀罷上面的文字后，心潮澎湃，感慨萬千，寫下一首慷慨激昂的《滿江紅》：“拂拭殘碑，敕飛字、依稀堪讀。慨當初，倚飛何重，后來何酷。果是功成身合死，可憐事去言難贖。最無辜、堪恨更堪悲，風波獄……”

他以黃庭堅筆意書寫該詞，筆意蒼茫間，帶給人無盡遐想。明快的節奏，偶露的飛白，宣泄出文徴明內心葆有的一腔鐵血丹心。在這方面，他沿襲了吳寬、李應禎身上的慷慨義風，也許這正是典籍中說文徵明“和而介”中的“介”。

文徵明之“介”，還在于他葆有一身清風傲骨。他為自己售賣字畫立下條件：“生平三不肯應，宗藩、中貴、外國也”。其清風守身，從他對金錢的態度可窺一斑。溫州有一“卻金亭”，文徵明三十歲那年，其父病逝任上，他謝卻文林同僚及百姓的奠儀，后人為此專門建立該亭以為紀念。

文徴明在書法史上，其德、其藝、其品，凌風而立。他以高雅的情趣為追求，以平淡的生活為依歸，身在世俗而情懷超越世俗，把一生活得普通，普通而精彩。

文徴明用一輩子為書。嘉靖三十八年（1559）二月的一個早晨，年近九十的他，一如既往鋪開紙筆，為御史嚴杰母親書寫墓志，未待寫完，便“置筆端坐而逝”。

乾隆十九年（1754），蘇州建了文待詔祠，沈德潛寫了記。祠中仰止亭刻文徵明立像，峨冠博帶，衣袂飄飄。清高宗親為題詩，并題匾曰：“德藝清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