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釗偉：我和戛納短片金棕櫚那些事

張釗偉，制片人，編劇。倫敦大學比較文學系碩士，曾于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進修。制片作品入圍AFI、紐約電影節、金馬獎等逾七十個國際電影節。

制片作品包括：

《小城二月》，獲第70屆戛納主競賽短片金棕櫚（聯合制片人）；

《海邊升起一座懸崖》，獲第75屆戛納主競賽短片金棕櫚（制片顧問）；

《拿摩一等》（賈樟柯、高群書、管虎、張揚、李揚監制），第26屆北京大學生電影節開幕片；

《模范青年》（編劇/執行監制）《郊區的鳥》《不要問我什么是廣場舞》等。

90后電影制片人張釗偉，是一個表達欲很強的采訪對象。她愿意聊聊戛納電影節短片金棕櫚那些事。

北京時間5月29日凌晨，第75屆戛納電影節閉幕。青年導演陳劍瑩憑借《海邊升起一座懸崖》獲得第75屆戛納國際電影節短片金棕櫚獎。張釗偉是這部電影的制片顧問。“我肯定是第一個告訴導演這個片子很可能會獲獎的人。”張釗偉如是說。

2017年，邱陽執導的《小城二月》獲第70屆戛納國際電影節短片金棕櫚獎，是繼陳凱歌導演1993年《霸王別姬》24年之后，再次由中國導演捧得金棕櫚獎杯。張釗偉是那部片子的聯合制片人。

“戛納短片競賽單元的作品只有15分鐘的體量，與至少90分鐘的長片相比，顯然給予觀眾的沉浸式體驗不多，因此關注度也受到一定影響。但很多導演表示，長片與短片的區別只是視表達內容而定，并沒有高低之分。戛納電影節短片競賽單元的角逐一樣是非常激烈的，以今年《海邊升起一座懸崖》為例，該片從來自140個國家的3507部報名作品中脫穎而出，入圍9部短名單，并最終拔得頭籌。”“從規格上來看，入圍這個短片單元作品的創作者將享受‘高級待遇’，比如，得獎結果將和金棕櫚得主一樣，在閉幕典禮上揭曉；短片金棕櫚和長片金棕櫚獎得主同樣將獲得一座金棕櫚獎杯，只不過，短片金棕櫚的獎杯是‘迷你版’的。”這是來自同事記者的相關“掃盲”。

12日晚才終于與張釗偉見上面。9點多結束，暴雨如注。

去講中國故事

然后真的讓世界能看見

北青報：通過見面之前咱們在微信上的溝通，我的理解是你想幫助大家更多地了解以戛納為代表的國際A類電影節，尤其對于年輕電影人，它們的重要性。告訴我你最想講的。

張釗偉：我覺得中國的青年電影人，還是應該有志于走上世界舞臺。要去講中國故事，然后真的讓世界能看見。

當然最重要的切入點，是關注自己的生命體驗，找到自己真正想表達的思想和價值觀。應該更多地去體驗和看世界，關注這個世界在發生什么。去電影節是有一些路徑的。如果你真有特別想表達的東西，一定要去試。然后盡可能地去找一些業內的資源，找一些人來指點你或者幫助你。國內也有一些比較好的青年電影人扶持計劃，要去參加，跟現在比較活躍的這些電影人玩到一起去，去交流去碰撞，吵架都行。

很多青年電影人可能沒有資源，沒有很多資金支持。但許多時候，拍短片不用多少錢，短片也一般不會賠錢，把短片成本控制在一定預算內，一旦能夠參加電影節，基本都能收回投資。控制好了，有時候反倒是比院線商業片風險小。所以我覺得，還是要盡可能地利用有限的資源，去把自己的想法、思考呈現出來。一定要講，一定要拍。年輕電影人要用所有自己的能力，動用自己的親人朋友去給自己幫忙。像今年去戛納電影節的中國導演李家和，他的《地兒》拿了電影基石單元二等獎，其實他就花5000塊錢拍的。

邁出第一步是很重要的，還是要勇敢地去嘗試。一旦有一些作品出來，你再多去尋找一些業內人的支持。其實業內一些很專業的人士他愿意幫人的，像很多電影圈的前輩，都有一直在默默地扶持和幫助青年電影人。我在北京電影學院也進修過導演，電影學院的校訓就是“薪火傳承”，無非就是說你做出來一定成績，或者說你有一定的資源和能力后，要去幫別人，那中國電影才有可能好起來。你把你的生命體驗講了，你后面還有下一代人比你更年輕的人，你也希望他們能走出去，因為你不希望中國這么龐大的土地上這么多人，他們的故事就這樣斷了，不希望中國故事就我們自娛自樂，然后沒有任何外人在意。

要做到這一點，除了電影人要努力，我也確實希望有關部門能給電影人更多一些支持，比如要有一些培養體系。當然可能電影學院，或者很多青年電影人的培養計劃會去做這方面的工作，但它們某種程度上可能也會有一些受限。所以還是希望有關部門盡可能多地關注青年電影人，能給更多空間和扶持。

要讓不同的聲音出來，然后要有多元化的表達和多元化的環境氛圍。中國這么大，大家想的也不一樣。有一些創作者他就是灰暗、就是憤怒，有的電影人他可能就是文藝或者淡淡的，有的可能就是樂觀，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還是要做。

我們這里說的，其實主要是“作者電影”。它們不是什么都沒表達的實驗片，它還是有劇情的、有故事的，只不過它沒有以純粹取悅電影院觀眾為目的去設計故事，它更多還是有作者的自我表達，以及放進了作者的個體生命體驗。這樣的作者電影，我們在現在的表達當中可能傾向于把它叫文藝片。文藝片完全就是那種什么也沒有，或者就是在那唧唧歪歪、無病呻吟一下的嗎？肯定不是的，我們還是在講故事。只是它可能有更多的作者的思想在里面進行傳達。也不是說文藝片就不好看，也有很多文藝片是好看的。你說李安的《色，戒》是不是文藝片？其實也是。甚至在美國的話，在文藝和商業之間，其實還有一類“文藝商業片”。

文藝片就是要拿獎

有一塊電影節的敲門磚

北青報：你跟這兩部金棕櫚短片的緣分是怎樣的？

張釗偉：我跟新導演合作比較多。而《小城二月》的導演邱陽，我們倆是在戛納認識的，到合作這片時已經認識有兩年了。因為導演自己比較成熟，是比較有想法、有才華的一個人，所以具體很多事我也沒太管，當時就是幫忙找了點錢，還有后面去電影節宣傳這些方面的事。

北青報：做制片人這個職業，它為什么吸引你？可能你得從制片人都做什么來給我普及。

張釗偉：制片人首先你要有內容判斷能力。我就講文藝片制片人，但是商業片制片人其實也是大差不差的，都是這個路子。先是你要對這個內容有一個判斷，它行不行？它的價值觀是不是跟世界接軌？因為文藝片你就是要拿獎，你一個大量發行的前提就是你要有一塊電影節的敲門磚。尤其是像我主要可能只對做A類電影節的片子感興趣，A類就這么十幾個。我拿到一個項目，肯定要先判斷它有沒有沖獎的潛質。這就涉及到你看世界的方式，你所有的世界觀轉化成你的認知都會投射在這個片子里邊。首先對國際上這些片子的類型以及水準，你要有一個認知和判斷，尤其是對可能更先鋒更藝術，包括更前沿的電影理念和電影觀要有一定的認知。

然后你要對這個團隊做一個判斷，尤其是導演。我一般合作的導演都是我認為比較有才華、有思想的，然后大家能聊得來、價值觀還比較相近的，我才會考慮去做這事兒。接下來就是融資，你要去找錢。制片人要有做預算、搭班底的能力，整個主創團隊你要能搭起來，攝影、燈光、錄音、美術，所有你能想到的，你跟這些人肯定是要有聯系，你要知道什么樣的人適合你這個片子，你要有這個能力去搭建起一個符合這個片子調性的班底。

還有就是說服一些藝術家一起來做這個片子。因為像我們小成本的片子，很多時候有些藝術家是免費來的，基本不拿錢或者少拿錢來做的。他覺得這個片子就是值得去花時間去做，真有。所以我們會合作一些像這樣的人，把他們班子搭起來，完了之后去融資。

另外就是說制作完成，你得盯著整個一套東西去把它制作完成。中間肯定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問題，你甚至得去協調地方關系。像我拍《拿摩一等》，因為我們有十幾個出品方、贊助方，包括當地關系，所有的都得去打交道，你得穿梭在他們之間去說服他們為什么這個片子值得投資。

這個時候制片人在里面最關鍵的點，其實也是看到對方想要什么，出品方、贊助方他想要什么。合作是講雙贏的，制片人是需要找到那個購買理由，去說服這些人來投你、相信你、支持你。要想出一個理由對方是需要我的，而這個理由是考驗制片人的價值觀和世界觀的。

調動所有資源去把這個事情制作完成之后，你就要開始對這個片子進行發行。像文藝片的話，一般來講制作完成之后就要去聯系電影節選片人、藝術總監、主席。先給他們看初剪，最好能問到他們的意見。不過一般來講，大電影節的藝術總監、主席，對外一般不會告訴你他的意見，畢竟它是一個公開的選拔，但可能會表達他們喜歡不喜歡，這時候好的制片人一般就要和他們去交流，判斷他們的意見。電影節也是有自己品牌調性的，判斷了他們的品牌調性，就要動用策略，也是一句話的購買理由去說服別人，這個片子它好的點在哪兒。

電影是一扇門

你還是在傳遞一點東西

北青報：《海邊升起一座懸崖》是講什么的？

張釗偉：故事發生在一個末日小鎮，姚安娜演的這個女孩和她的家人要離開，她去跟三個生命中比較重要的朋友道別，一個告別之旅。故事非常簡單，但拍得非常有詩意。導演很擅長做氣氛和發現詩意、營造詩意。看過初剪后，我建議把她擅長的那些詩意的部分放大，把在拍攝過程中的一些沒考慮周全的地方隱藏掉。后來剪出來一版就比較滿意，看完我覺得完全是另外一個片子，我第一時間跟導演說這片子可能能拿獎。

北青報：那你是怎么判斷它的？

張釗偉：我覺得這個片子一定程度上關照了新冠肆虐世界大背景下，人類的一些共同情感。

北青報：電影節會在意這些是嗎？

張釗偉：因為戛納還是會更關注全世界正在發生什么，它會更關照現實。我這個預言，完全出于對這個電影節，或者對世界的一種認知。我覺得制片人最重要的一點，你看到這個電影，你判斷它會適合什么樣的電影節，以及它有沒有得獎的機會。這個判斷能力是比較重要的，它其實融匯了你所有的人生經歷在里面，你對這個世界的認知，你對電影的認知，你對電影節的認知。

其實“三大”電影節在選片策略上都會關照這個世界在發生什么。一旦做到頂尖的電影節，它必須關照，必須引領。因為電影雖說是“造夢”，但它是無法脫離創作者的生命體驗的。創作者的生命體驗非常強烈地表現到電影里，一定是會比較吸引人的。

像戛納今年的金眼睛獎評審團特別獎給了《馬里烏波爾Ⅱ》，是一個立陶宛導演在烏克蘭戰場上拍的一些素材畫面。最后在他不幸被俘身亡后，他的妻子帶著素材拷貝逃出了烏克蘭，后來跟另外一個剪輯師把這個片子剪成了。這個片拿評審團特別獎還引起很多爭議，很多看了這個片的人覺得很失望，覺得剪得不夠好，因為他可能素材也沒拍太多，可能完成度也有很多人不太滿意，覺得在吃導演“人血饅頭”。

但實際上你要想一下這個問題，就是他用生命拍了這部片子，他的生命體驗是不是融進了這部片子里？他是不是在這個片子里留下了他個體的印記？這個故事難道不動人嗎？你也可以說這個是更打動評委的東西，他們可能是考慮導演不在了，就像胡波的《大象席地而坐》去柏林也拿了獎一樣，大家也有爭議，說是不是因為導演自殺了，然后才給他這個獎。

我一直說導演去拍個電影，他是需要非常真誠、非常真摯地把自己扒開拿給觀眾看，明眼人一定是能看到的。他放到那些電影節是找知己去的，很多人看到了導演自己的生命體驗、自己所有價值觀的呈現、他真摯的內心，這樣的東西肯定打動人。拿獎只是說我給了他一個勛章，有一個認可。拿獎也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我們的生命是這個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這種跨時空的傳達，就一個導演都不在了，然后還能用他的作品去傳遞給觀眾一些東西、一些價值觀，即便他在拍戰爭，他也在傳達一種對和平的向往，這東西本身是動人的。

所以電影有的時候像一扇門，你還是在傳遞一點東西。

同等條件下

中國電影人是競爭得過別人的

北青報：“這屆戛納，中國導演的成績都來自于短片：陳劍瑩執導、姚安娜主演的《海邊升起一座懸崖》獲得了戛納電影節短片金棕櫚獎——華語片因此連續兩年摘得該獎（去年是中國香港導演唐藝執導的短片《天下烏鴉》）；黃樹立執導的短片《當我望向你的時候》獲得今年戛納酷兒棕櫚最佳短片；中國導演李家和的《地兒》獲得電影基石單元二等獎，本片成本僅5000元；郭容非正在制作的新片《紅姐》在第75屆戛納電影節基石單元駐地計劃中獲獎。

“回望中國短片征戰戛納短片競賽單元的歷程，‘命中率’也算不低：2014年，黃然執導的抽象藝術短片《對榮耀的管理》入圍了第67屆戛納電影節短片競賽單元，這是自1965年以來中國電影短片首次入圍該獎項；2017年，青年導演邱陽憑借《小城二月》在第70屆戛納國際電影節獲得短片金棕櫚獎，這是繼陳凱歌導演的《霸王別姬》后，中國電影在戛納電影節上獲得的第二座金棕櫚獎；2018年，魏書鈞執導的《延邊少年》入圍了第71屆戛納國際電影節短片競賽單元并獲‘特別提及獎’；2021年，中國香港導演唐藝執導的短片《天下烏鴉》再次獲得了短片金棕櫚獎。今年，《海邊升起一座懸崖》又把短片金棕櫚攬入懷中。”

這是來自我同事今年的報道。讀下來的感覺是，不知不覺之中，中國的短片已經這么厲害了？

張釗偉：因為短片它還有一點路徑可以出去。我認為在同等條件下去競爭，中國電影人是競爭得過別人的。因為中國人本身就很多，有才華的人，那一定是有一些的。其實很多拍文藝片的，在中國境況是不好的。他沒有錢開機，或者沒有資源，非常非常困難。

北青報：那像你們的片子不還是在拍嗎？

張釗偉：像我們可能還有一些機會，許多情況下，你還得有一些履歷，別人才能相信你，來投錢支持你。

其實中國電影人中還是有很多有理想的人，你無非還是不想在世界影壇消失嘛。你是一個中國電影人，還是想呈現給世界一點東西。所謂“要把中國故事講給世界聽”，那我們在做這件事情啊，中國這些商業片能被世界認知的還是少數。

為什么做電影？因為電影是最直觀的，你是哪國人都不重要，我把視覺符號、聲音放在你面前了，這一扇門是更好推開的。這個傳達、這種工具、這種價值觀是最容易打通人與人之間壁壘的，是最容易觸及到世界不同角落的，那要有人做這種事情，對吧？如果中國全是拍商業片的人，你會發現我們慢慢跟世界完全沒有關系了。

我覺得有一些人還在堅持做這個非常小眾、實際上在中國已經生存空間比較狹小的事情，本身其實就是在講中國故事。因為我們身上的故事就代表中國故事；因為我是一個中國人，我在中國生活了20年以上的時間。所以其實還是比較希望有關部門，能夠出臺更多的政策去扶持這些年輕電影人。否則后面的中國故事由誰來講呢？我們身上是有中國文化符號的，我們在很努力地做這件事情。但是在主流語境里我們好像消失了一樣，這是不利于文化生態的。

我是學比較文學的，我知道中國文學有非常多很好的東西，它們完全沒有被國外認知。這個里邊是有巨大的翻譯成本的，不是說紙面的翻譯成本，而是說價值觀的嫁接上，它是有巨大的翻譯成本的。有沒有人在做這樣的事情？有的。

你比如說我的畢業論文跟《金瓶梅》有關，是老舍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教書的時候，和一個英國人翻譯的。那我就發現其實他這個翻譯也沒有得到多少認知，我的導師們完全不知道我在寫什么東西。因為大家文化太不一樣了，他們都已經算是世界頂級的了，動不動就會6國語言，是對世界文學都非常精通的人，但他們對中國文化幾乎一無所知。那這些東西要誰來做呢？真的不需要一些像我們這樣的使者、充當橋梁的人嗎？

就中國電影來說，沒有在這些重要的國際舞臺上去展露自己，你就沒有機會把中國故事講給別人聽。所以電影人算是窗口吧。未來還是希望有前赴后繼的中國年輕電影人能夠把一代又一代的故事講好。中國在發生什么，得讓人知道，對吧？

采寫/本報記者 吳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