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人樂隊》杜琪峯：每個導演都是主唱

“歷史上，香港從沒試過這么多導演一起創(chuàng)作。”在香港回歸25周年的歷史坐標下，正在上映的電影《七人樂隊》開創(chuàng)先河，首度匯聚洪金寶、許鞍華、譚家明、袁和平、杜琪峯、林嶺東、徐克七大導演聯(lián)合執(zhí)導，成為足令影迷感嘆的“有生之年系列”。

《七人樂隊》故事從上世紀五十年代起，跨越到當下與未來，構建出香港七十年全景圖，七位導演從各自視角出發(fā)，共同筑起風韻壯麗的港影氣象，使不同年代的獨奏，匯聚成香港七十年歲月交響。杜琪峯除了執(zhí)導《遍地黃金》外，還擔任了《七人樂隊》的監(jiān)制。影片上映之際，杜琪峯接受了記者的采訪。

上世紀八十年代前后，港影迎來黃金時代。在杜琪峯看來，當時膠片是拍電影的主要工具，凝聚著香港影人的創(chuàng)作巧思，承載了許多特殊意義，此番同期優(yōu)秀導演齊聚一堂，旨在致敬膠片拍出的經(jīng)典影像，紀念香港電影騰飛躍進的年代。杜琪峯表示，香港電影人的團結從未改變，拍攝本片的初衷也是通過集中老一輩導演的力量，啟迪年輕一代影人繼續(xù)保持團結。

可能是最后一次膠片拍攝

北青報：作為《七人樂隊》的創(chuàng)意發(fā)起人，您為何要做這部電影？其他幾位導演對于這部電影，出了什么主意嗎？

杜琪峯：因之前和徐克、林嶺東導演曾經(jīng)一起合作拍過《鐵三角》，所以我一直都想再做一次這樣的事情。

《七人樂隊》一開始的想法確實是來自于我，首先我要講一講，為什么會有“樂隊”這個想法。在2010年，當我們開始不用菲林（即膠片）去拍電影的時候，我覺得因為有膠片的存在，有電影的存在，才有我們這一班導演。菲林的消失，真的有些可惜，我覺得沒有膠片，也不會有香港的電影。我就有了一個想法，我們是不是應該向膠片致敬呢？于是，我就想找一班導演，用膠片再拍一次，可能是最后一次，這個基本理念是對它的尊重。

有了這個工具，那我們應該講些什么呢？我覺得應該要講香港。這個題材就是從50年代直到2020年，每十年講一個。不同的導演，會有不同的想法，就用抽簽的方式，講他們想講的事。這個整體來說，就是講對香港的敬意，對膠片的敬意。之后有八位導演表示愿意參與這部電影，他們都覺得很有趣、很有意義。后來，吳宇森導演因身體原因退出了拍攝。所以，影片最后也就定名為了《七人樂隊》。導演們在一起也開了幾次會，討論要拍什么，有關拍攝年代的主題，也是大家討論出來的。

《七人樂隊》是指七位導演

北青報：作為監(jiān)制，您具體做了哪些工作？

杜琪峯：主要就是和大家約定拍攝時長和預算，包括后期的部分。因導演們都是大導演，拍攝都很有經(jīng)驗了，又都約定的是自由創(chuàng)作。所以之后各位導演交的都是他們拍攝那部分的成片。

北青報：為何起名為《七人樂隊》？

杜琪峯：《七人樂隊》其實只是一個名字，沒有想過會是什么真正的樂隊。《七人樂隊》的七位導演，每一個人都是主唱。大家各有特色，都有一段solo（個人表演），一人一段，七個solo加起來講述的是關于香港的故事。

影片主題是“致敬膠片”

北青報：與拍長片相比，您覺得短片的難度在哪里？

杜琪峯：10分鐘也好，20分鐘也好，對于我們這些導演來說都不是問題，也沒有什么難的地方。不過，因為《七人樂隊》要求了每位導演拍攝的時長和預算，影片全部是膠片拍攝的，現(xiàn)在膠片基本很難找到，我們拍攝的膠片也是。所以，這次的短片拍攝對于我們大家來說是比較難的。

北青報：對于幾部短片的故事、主題，請問你們幾位導演有商量過嗎？

杜琪峯：影片的主題是大家一開始就商量好的“致敬膠片”。大家抽簽分好了各自所拍攝的時代后，就都是自由創(chuàng)作了。因都是香港導演，既然是拍攝自己抽到的那個膠片年代的香港、或者那個年代香港所發(fā)生的故事，最后完成的故事中所表達的情感基本一樣也并不稀奇。

我不知道現(xiàn)在的年輕香港導演會怎么去思考，但我們一開始拍攝的初衷除了致敬膠片之外，則是向新一代的青年導演表明，香港導演一直都是團結的，盡管過往在不同公司服務，至今大家都仍然是好朋友。對于電影工業(yè)發(fā)展而言，導演們的團結非常重要。很希望我們這些導演做的事情，對于年輕一代的導演有所激勵和啟發(fā)。

電影人才不會永遠短缺

北青報：您近年來在忙什么？何時會有新作品問世？

杜琪峯：暫時還沒有具體的拍攝計劃，因為還沒有靈感?，F(xiàn)在腦中僅有下部電影的模糊框架。我都是要有靈感到來，才動手去拍片。

北青報：很多人說香港電影的一大困境是人才青黃不接，您怎么看？

杜琪峯：大家好像都覺得，香港電影新的一代沒有大成就。我覺得在傳承上，創(chuàng)意工作需要的是人，無論幕前幕后都是。大家現(xiàn)在比較熟知的香港導演，比如《七人樂隊》的導演，都超過60歲，新的一代導演需要時間去證明自己。

在演員方面，劉德華、梁朝偉、周潤發(fā)都過了60歲。會不會覺得香港沒有承接力了呢？我覺得，是這樣的。但我不會太悲觀，因為不同時代會產(chǎn)生不同效應，電影人才當下的短缺未必代表著會永遠短缺。

香港電影、香港電影工作者在更大的平臺上會有前景。對年輕人來講，政府和電影圈的人在給他們最好的力量，能不能有最好的未來，靠的是自己的能力。

對話

許鞍華：沒票房壓力 拍戲很舒服

《七人樂隊》中由許鞍華執(zhí)導的《校長》講述上世紀60年代，社會清貧，但求學者眾的往事。一位執(zhí)筆忘飯的校長與善良淡雅的王老師讓一座天臺學校成為童年歲月里最溫暖的家。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許鞍華導演表示自己喜歡六十年代，“那時的生活方式很簡單，人與人的關系也很含蓄。”

北青報：拍攝《校長》的初衷是什么？

許鞍華：《校長》的故事從60年代跳到了21世紀。我個人很喜歡60年代，也很熟悉。除了愛情故事，也想講60年代淳樸的人情味，包括老師、學生之間的關系等。通過《校長》，我想表達的是，現(xiàn)實中會有那種只想育人，不求回報的好老師。

北青報：六十年代對您來說有什么特殊意義嗎？

許鞍華：如今回想起來，當時的那種氛圍是我特別向往的，特別樸實、努力和單純，這些東西現(xiàn)在很難得。雖然我不太想懷舊，可那個時代的那種精神對我來講是一個理想和標桿。

北青報：校長和女老師似乎有些曖昧，但是電影里兩人又幾乎沒有交集，您為何要這樣設定呢？

許鞍華：我講的是個戀愛未滿的故事，想表達錯過和物是人非的感情。兩個角色在影片中基本沒有交集，主要是因為校長和老師一心都在教育孩子上，沒有想過自己的事情，錯過了一段美好的愛情。

北青報：與拍長片相比，您覺得短片的難度在哪里？

許鞍華：這次的難度在于使用的是膠片——我們每個人分到的膠片都是有數(shù)的，拍攝時要很小心，盡量不能有廢片出現(xiàn)。

北青報：這次拍攝有什么不同感受？

許鞍華：對我來說，大家一起拍一個電影，這種機遇是可遇不可求的。更好的地方是，這次七個導演一起，之后上映沒有“單獨背鍋”的壓力，只要好好把電影拍完，其他就不用擔心。

《七人樂隊》確實沒有票房壓力，因為一開始就說好是自由表達的影片，并非商業(yè)影片。這次拍《校長》的時候，我覺得很舒服，非常感恩能有這個機會拍一部這樣的戲，太難得了。

北青報：您認為香港電影的未來如何發(fā)展？

許鞍華：新的一代需要審視自己的思想以及看事情的方式。我希望新一代的電影人可以給一些機會，讓我向他們學習。我不是開玩笑，我覺得大家可以商討一下各自的問題，不要總讓我們這些“老鬼”去教別人，去領導別人?，F(xiàn)在香港電影界和政府都有很多渠道和平臺來培養(yǎng)新的年輕電影人，年輕電影人的發(fā)展會越來越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