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執導的電影《斷·橋》正在上映,片中的包工頭菊懷義是整個犯罪故事的關鍵人物,但露臉極少,他的行動軌跡大部分在“偷拍”的影像中被呈現。這個角色的飾演者李曉川,也是一位在電影中習慣被“隱藏”起來的演員,即使戲份不多,但只要說到角色,觀眾肯定不陌生。
電影《一秒鐘》開場幾分鐘和張九聲對話的廚子;《赤狐書生》中的神秘道長;《除暴》中用手雷的悍匪李大狗;《送你一朵小紅花》中一邊吃紅燒牛肉飯,一邊痛哭的父親老呂;電視劇《山海情》中搞形式主義的麻副縣長;賈樟柯賀歲短片《有家小店叫童年》里的父親;電視劇《警察榮譽》里的“八里河掃地僧”張志杰……
有一段時間,他的作品在大銀幕和小屏幕連續上映,特別是他在《送你一朵小紅花》中吃紅燒牛肉飯的戲,感動了無數觀眾,還上了熱搜。這讓他也很意外,自己都沒想到,多部作品陸續放映,其實是趕巧了,“我還挺不好意思的,雖然作品挺多,但幾部電影里加起來有沒有10分鐘?”
李曉川第一次飾演男一號,是2016年拍的一部叫《老七》的電影,其余都是小配角。但對于角色,他不貪心,自稱是“一秒鐘”演員,即便一場戲、一秒鐘,也要讓角色活靈活現。他也曾想過走紅,從學表演第一天就想過,但隨著對這個行業的認知,紅不紅對他已經不重要了。他曾兩進兩出北京,2013年終于放下執念,回到老家云南,有戲拍就到處跑,其余時間就好好生活。“咱不是那種人,一下子就坐火箭上天”,李曉川對自己有很清晰的定位,即便現在不斷有作品上映 ,但對自己生活也不會有任何改變,該干嘛干嘛,好好生活才是最重要的。
以下為李曉川自述:
拍《斷·橋》不露臉體驗很奇妙
片中“偷拍”鏡頭都是我拍的
我和李玉導演之前就合作過,在她監制的一部戲里演了一個角色,不過電影還沒上映。當時,她為了讓演員進入角色,給演員做表演訓練,特別有辦法。她做的一些嘗試,是我之前跟其他導演沒有遇到過的,我們都給彼此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到拍《斷·橋》的時候,李玉導演就給我打電話,說戲里有個角色,但露臉鏡頭不多,問我愿不愿意。她可能也知道我演戲的“嗨點”不在露臉多少上,而是在于能不能塑造好一個角色。我們上一部合作的作品,我就演一個全程不怎么露臉的角色,我覺得作品本身更重要,所以這次也答應了。
我演的菊懷義是個腐蝕領導干部的反面角色,人比較狡猾,偷拍了很多視頻,留作以后為自己脫罪的證據。除了故事和角色以外,這部電影非常吸引我的是,片中的所有偷拍魚眼鏡頭,都是我自己拍的。雖然這個角色露臉不多,但他的行為軌跡都是通過我“偷拍”的鏡頭展現出來的,非常有意思。
那天下雨,要拍工程師聞亮墜到橋墩里的那場戲,我本來以為會很復雜,但我到現場后,攝影指導曾劍拿過一個很小的相機說,川哥,今天你是主攝影。我說,只有這一個機器嗎?他們說,今天只有你這個機器,你成了,這個重場戲就成了。
那場戲一共拍了三條,其中一條因為相機是卡在我胸口的位置,機位比較低,我演戲一投入,彎腰的時候,對面范偉老師的臉就沒拍到。然后我就聽到攝影指導喊:直起腰來。
在其他劇組拍戲,演員都習慣了少則兩三個,多則六七個機位,但拍《斷·橋》有時候就一個隱藏的機器機位。
在夜總會包廂那場戲,最開始我是在外面,面對一個鏡子,攝影機對著鏡子,然后可以看到我的臉。我整理了一下衣服,把攝影機藏在襯衣里,再走進包廂開始“偷拍”。對于演員來說,這是一次特別奇妙的體驗,你要一邊表演,還要一邊顧忌鏡頭拍攝的角度。有好幾場戲,導演和攝影跑過來握著我的手說,這場戲的調度全靠你了。
電影剛上映的時候,我父親摔了一跤,我天天跑醫院,照顧父親,非常遺憾現在都沒看片,我知道電影中我的戲份會保留多少。
片方前幾天發布了一個隱藏片段,范偉老師飾演的朱方正將菊懷義從爛尾樓上推下去。其實這場戲挺復雜的,最開始我在里屋吃東西,然后跟范偉老師對戲,他拿出護照和機票,我走出來感激他,和他抱在一起,之后聽到警笛聲,我被吸引到窗邊,最后他把我推了下去。這個過程中,威亞線一直綁在我身上,我有很大負擔,害怕威亞在哪個地方給卡住。因為那個爛尾樓不是搭建的,是實景拍攝,從里屋一直墜到樓下,威亞一直吊著。
《斷·橋》在創作上很大膽,它不是一個常規商業片的做法,用常規的鏡頭語言去呈現故事,它有一些實驗性的東西。李玉導演很銳利,她在整個創作過程中的幾次突破都讓我很驚訝,我也愿意嘗試和探索一些新的辦法,這是我在劇組拍戲的感受。
出演《送你一朵小紅花》中的父親
在影院第一次“繃不住”落淚
在韓延導演的《送你一朵小紅花》(2020年上映)中,我演的父親這個角色跟主線好像沒有太多交集,是完全獨立的一條線,但我挺喜歡這種筆觸不多,又特別真實的普通小人物,很有創作欲望。
沒想到,進組之后的第一場戲就是那場情緒爆發的戲。這場戲在劇本里只有幾十個字,描述特別簡單,韋一航(易烊千璽 飾)看見外賣送餐員給一位父親送了碗紅燒牛肉飯,他看著那個父親坐在馬路邊上吃。里面的情緒到底到什么程度,我也不知道。演我女兒的小演員,當時好像還在等核酸檢測結果,還沒進組,等于我的情感建立還沒有正式開始。
所以一切都有點倉促,但劇組每一個環節的工作人員給我創造了非常好的氛圍。導演選擇的拍攝地點在青島腫瘤醫院的大門口,人來人往,車水馬龍,我要從醫院拎著大包小包出來,過一條馬路坐在一個石階上。
我當時想象的畫面可能是一個主觀鏡頭,韋一航在人群里遠眺,看到這個父親,沒想到會有那么大的情緒。之前拍《滾蛋吧!腫瘤君》(2015年上映)的時候,我演的角色在醫院也有一場類似的哭戲,但是只保留了一個背影。所以,我就想這次是不是一個全景的背影,帶出一個無助的狀態。
一開始導演說要偷拍,我當時心里就卸下個包袱,心想偷拍好,如果不切近景的話,就算情緒出不來,還能用點技巧。因為哭戲對我來說,其實是有一點包袱的。但是后來導演說不行,還是正常拍,得切近景,我心里就咯噔一下。
這時導演給我說了一句話,說這是他見過的一個真實場景。這句話對我塑造人物幫助特別大,它和我對人物的想象是暗合的,當時心里一下就有底了。從那以后,我手里大包小包的道具,就再也沒讓別人碰過。
拍攝時,因為大家都不認識我,我可以很好融入到那個環境中。每一條我都是從起始點醫院里面走出來,穿過路口,心里懷著巨大的悲痛,一步步走過來,每走一遍,那種無助、孤獨、失去的感覺就會加深。后來導演切近景,說你不用從起始點走,走兩步坐那就可以。我說,不行,我還得遠遠走過來。因為我覺得那段路是父親曾經和女兒來這個地方每天都要不斷重復的一個動作,所以要一遍一遍的加強,這個人物的基礎就比較結實了。
這場哭戲,全景近景加起來,拍了不超過10條。我那天情感基礎建立得比較好,導演跟我說戲的時候,都沒敢看導演,任何人我都不敢看,因為我怕從戲里跳出來。電影里大家能看到我的頭一直偏向一個方向,其實我是一直看著醫院里的一個窗戶。我在建立與孩子的一段經歷,在想我的孩子之前就在那里,我再也不能跟她在一起,我永遠失去她了。
這場戲拍完后,戲里的“女兒”進組了,我們相處特別融洽。她每天回房間,都會告訴她媽媽,說想李爸爸了。她沒有見過大海,她殺青之后,我帶她去海邊,玩了一個下午。
電影上映后,我是和老婆去影院看的。前面的故事都沒有讓我流淚的程度,但到我那場戲的時候,忽然一下繃不住了。這是我第一次看自己的戲被感動哭了。
《一秒鐘》演好小人物要感謝張藝謀
《山海情》演領導“緊張”又“氣人”
《一秒鐘》(2020年上映)找我的時候,我正在福建拍戲,夏天穿半袖,曬得胳膊膚色分兩節,上面特別白,下面有點黑。我記得,當時定妝的時候,《一秒鐘》的造型師問張藝謀導演,我的胳膊膚色要不要統一一下。張導說,不用,這個挺自然,甚至還可以再加強一下。當時他沒有太多解釋,說到這就沒了。
后來我看影片的時候,包括好多人問我,我才解了這個惑,為什么要留下這種黑白的對比?我覺得在那個年代,這應該叫“階級白”。因為我在廚房工作,不是去外面干活的,所以這個是身份的一個標識。
這么一個小人物,真的是出場只有“一秒鐘”,張藝謀導演都可以考慮得那么細,把這個人物的身份、工作等信息帶出來,張導還是非常的有經驗,很厲害。
其實像《一秒鐘》這樣的角色,你說有多大空間去準備,我覺得也沒有。演配角,就像做填空題,因為有時給你的是只言片語,它是扁平的,你要自己添磚加瓦,把它變成一個立體的。這個過程其實挺有意思的,因為在創作空間里,我會覺得有無限的樂趣。
在劇集《山海情》(2021年首播)里,我演麻副縣長,這是我演過最大的官。其中有好幾場開會的戲,等于是我主持會議,其實就一句詞,下面誰誰誰準備發言,我連那個都是緊張的,因為真的沒有做過領導,沒有過這種經歷,但兩位導演在給我說戲的過程中摳得很細,讓我找那種領導的狀態,但是又不能太臉譜化,不能本著自己是壞人來演,那肯定是不對的。兩位導演給我的人物基調,就是這個角色真的是這么想,沒有覺得自己在搞形式主義,所有他要干的事情都是他心有所想。“心有所想”這4個字非常關鍵,給你的任何一個規定信息,你都要真實去建立。
有朋友跟我說,李老師,“小紅花”里的父親你哭死我了,麻副縣長你又氣死我了。演員不就是追求這個嘛,戲比天大,人物比演員本身重要,我更希望大家記住的是角色本身。
對于角色,我也不貪心。我就說,我是“一秒鐘”演員,就是一場戲,一秒鐘,你也不能放棄。既然是創造一個人物,就是一秒鐘你也要讓他活靈活現。這是演員的職責。
中戲畢業后演過話劇最渴望演“膠片”
《十全九美》中演“烏卡卡”獲關注
我算是生長在一個文藝世家吧,父母都是文工團出身,在舞臺上錘煉出來的,吹拉彈唱全都會。父親最開始演戲,后來喜歡寫點東西,從報幕詞寫到小品,后來就開始做編劇,母親是舞蹈演員,姐姐學音樂。
我小時候學美術,畫畫還可以,本來要考美院,但我是屬于那種不太安分的人,在畫室里邊畫畫邊聽搖滾。老師說,你可能適合那種有表現欲的專業。后來看《大眾電影》,有一篇寫電影學院上表演課的報道,什么動物模擬,觀察生活的小品,我覺得太好玩了。當時其實不知道什么是塑造人物,但我覺得這樣做游戲,去演一個動物多有意思,想得特別簡單。我記得考大學之前,特別認真的跟我媽闡述要考表演的事兒,家里還挺支持我的。
1997年我考上了云南藝術學院,本科三四年級又跑到了中央戲劇學院表演系97班。云南是啟蒙,結束在中戲。2001年畢業之后,跑過一些組,但跑完以后都沒有消息,幾個月后就回云南老家了。離開北京是因為生活壓力太大了,那時候不自信,長得也不好看,忽然一下進入社會,不知道怎么去進入這個環境,就是個“傻”學生。
在云南我演過話劇。因為父親是云南省民族藝術研究院的編劇,當時云南省話劇團跟他約稿,能不能寫部話劇,父親就寫了一個話劇叫《打工棚》,主角是王硯輝,演一個老支書,我剛畢業沒多久,演一個想考大學的民工,最后命運很悲慘。不是因為我父親是編劇我就吹牛,那個戲確實非常好,很有生活,當年獲了好多獎。
其實,畢業之后我已經完全放棄走演員這條路了,當時就準備去云南藝術學院做老師。我非常感謝曹保平導演,2004年他在云南拍《光榮的憤怒》,有個副導演朋友說,我這有個膠片,你來試試。去了之后,我就留了下來,那是我首次“觸電”,演一個很小的角色(飾演熊老四的手下“麻面”)。
所有演員到了農村以后,先體驗生活,衣服都被劇組收走了,每天就穿著村里人的衣服,在那生活,這些經歷讓我特別著迷。我覺得表演創作就應該是這樣,它應該是一個慢慢建立的過程,就特別陶醉那種創作氛圍,拍膠片還能有這種體驗。后來我就跟那個叫我試戲的副導演說,有膠片再找我。
那幾年我倆一直保持聯系,每次打電話,開場白不是“你好”,而是“膠片,膠片”。有一次他給我打電話,接通之后,我說“膠片,膠片”,他說,這次真有一膠片。那時候我已經在云南藝術學院當老師,放棄做演員放棄得更加徹底,覺得演員完全跟我沒關系了。但我一聽是膠片,心里就開始撓癢癢,就問在哪拍。他說在大理,我說那太可以了,又是假期,然后就去見了王岳倫導演,很快就定了下來,讓我演一個叫“烏卡卡”的角色,拍了我的第二個膠片《十全九美》(2008年上映)。
拍電影之前開會,王岳倫希望這個地方的人能有異域風情,說點不太一樣的話,我就提議說云南普通話,也叫“馬普”。王岳倫說,你說兩句我聽聽,我一說,他能聽懂,就這么定了。2008年電影上映后,我第一次受到關注。當時王岳倫和主演李湘他們給我打電話說,曉川,你看看,有個記者自己買票去看了電影,專門寫的你。
到現在,“烏卡卡”這個角色還有人記得。看《山海情》的時候,開著彈幕,麻副縣長一出來,大家除了說“這不是小紅花里的父親嗎?”另外一個最多的聲音就是“烏卡卡是你嗎?”喜劇當時一出來被大家認可,然后“小紅花”里的悲劇父親出來大家也認可,我覺得一個演員兩頭都占,就很滿足了。
演過《除暴》匪徒李大狗等反面角色
《警察榮譽》演警察“演好人會上癮”
在云南藝術學院當了4年老師之后,我覺得肚子里那點東西不夠,被掏空了,真的是覺得實踐非常重要,沒有足夠的實踐,沒有積累,怎么去跟學生闡述,引導學生。那時候覺得自己還行,再去北京試試,也積累一些經驗。2008年,又去了北京,當時給自己5年時間,沒有刻意說5年一到必須回,但確實5年之后又回昆明了,一直到現在。
原來在北京住的時候,拍戲也是到處跑,在北京的時間其實也不太多。另外我覺得,北京環境可能稍微浮躁一些,跳開這個環境,過一點平靜的生活,才會感受到生活的本真。作為一個演員,心態平穩和淡定非常重要。人的浮躁,是掩蓋不了的,在創作人物時,起碼對我來說會有一些阻礙,雜念會比較多。演員一定要簡單,要像白紙一樣,你才能往上寫東西。你越是心無旁騖,信念感越強,才能越專注在角色上。
我現在比以前自信很多,這種自信是建立在,我拿到劇本去塑造人物的能力上。我現在努力的方向是盡量在表演上做減法,拿捏松弛的勁兒,以及把握的分寸感要越來越精準。
拍《除暴》(2020年上映)之前,我本來一直想塑造一個接地氣的警察角色,那天和導演劉浩良聊天也特逗,我們見面聊了半個小時,前二十分鐘一直在聊警察的事。最后導演說,警察真的是不錯,匪徒你演嗎?我說,演。就這樣,又聊了匪徒李大狗這個角色。
之前演了很多的反面角色,2021年接到《警察榮譽》這部劇,穿了4個月的警服之后,真的會覺得演好人很爽,就是一身正氣,我真的不是唱贊歌,是真的覺得一身正氣是會讓人向上的。
《警察榮譽》快拍完的時候,我一個做演員統籌的好朋友,看到劇方發了一些我的劇照,就問愿不愿意來幫個忙,在電影《媽媽!》里客串一個警察。我說沒問題。我特別想再穿回那身警服,有多少戲無所謂,演好人真的會上癮。
很久以前,我就有個夙愿想演警察,但不是那種英雄人物式的警察,而是普通平凡的派出所片警。對這種角色,我很自信,只要穿上警服,就很像身邊那種走街串巷的片警。
業余時間唱歌做飯養貓
有生活的基礎才利于創作
我想過走紅,從學表演第一天開始就想過。我覺得只要是想走表演這條道的,沒有人說,我不想紅。這不太可能。但是,時間長了以后,包括我對這個職業的認識慢慢建立起來,生活到了一定的節奏和軌道之后,其實紅不紅,能到什么程度,想得就少了。
我現在的一些角色引起了大家的關注,包括我的學生、朋友都說,川哥你又紅了,我覺得還好吧。還有人說,會不會對生活產生變化。能有啥變化?好好生活才是最重要的。
我現在的節奏可真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樣,馬上就有無數的人找你拍戲。對不起,好像不是這樣,你該是什么樣還是什么樣。咱不是那種人,一下子就坐火箭上天,不是。我覺得你要明白自己在什么位置,不是說接受它,而是你就應該干這個事,你一個演員你要干什么,對吧?這就是個職業,該干嘛干嘛,還是那句話,好好生活。
對于拍戲,我沒有計劃,只要不太過密。當然,我也沒有過那種時候,我覺得這樣的節奏真的還挺舒服。
我平時喜歡的事情可多了,戶外運動、騎摩托車、彈吉他、唱歌。還喜歡做飯,今天想一道菜,明天必須把它給做出來。2008年去北京,一個人生活,就自己做飯吧,還省錢。做著做著就發現手藝還可以,有點天賦,比餐館做得好吃。
我也喜歡寵物,小時候養過狗、鳥、鴨子,真的是一通折騰。現在養了一只貓,是救下來的。那年我和老婆去一個風景區玩,找了家餐館吃飯,發現一個保安衣服里包著一個鐵籠子,籠子里發出特別奇怪的叫聲。我說這里面是啥,他打開籠子,里面是一個巴掌大、黢黑的小野貓,各種雜毛,臟臟的。他本來是要扔到旁邊的村子里,我就把它帶回家了。
我之前不太喜歡貓,并且是被診斷對貓毛過敏的人,一開始特別忐忑,心想那怎么養,后來發現沒事,完全離不開了。貓這種生物太可怕了,它一下就奴役了你,讓你完全失去抵抗,成了貓奴。我幾次都想,再養兩只。但是后來一想,我拍戲好多時候都不在家,那就全變成我老婆的事,就作罷了。它現在5歲了,大名叫一休,小名叫休休,很聰明。
生活特別有意思,這就是我喜歡的那種狀態,所以我說要熱愛生活,進入到生活中太重要了。你要是沒有生活的基礎,那怎么去創作。
新京報記者 滕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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