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歲趙煥章，為農民拍電影是他最大的幸福

上世紀80年代，一部農村題材影片《喜盈門》紅遍大江南北，發行拷貝4000多個、城鄉觀眾5億多人次。這在今天的電影行業仍然是難以超越的數字。令人意外的是，這樣鄉土氣十足的農村影片，誕生在上海這個大都市。

趙煥章近照 光明圖片

《喜盈門》上映后的五年間，兩部農村題材影片《咱們的牛百歲》《咱們的退伍兵》也接連誕生在上海，同樣反響熱烈，一口氣拿下金雞、百花十幾項大獎。一時間，“村村都有牛百歲，戶戶豐收喜盈門”。

這三部作品，共同構成趙煥章的“農村三部曲”，讓上海電影制片廠導演趙煥章的名字，成為中國鄉土電影繞不開的存在，也印證了我們的文藝屬于人民。

2020年，第三十三屆中國電影金雞獎頒獎典禮。90歲的趙煥章一身大紅外套，坐著輪椅上臺，接過“中國文聯終身成就電影藝術家”的榮譽表彰。

耳背、腿腳不便，但精神矍鑠。對著鏡頭，他眼神清澈堅定，話語中氣十足：“中國電影要拍出最樸實的平凡之美，需要更‘貼近生活、貼近百姓’，如是便能更上一層樓。”趙煥章說，自己一輩子的創作都遵循這個原則。今年的一個春日，記者撥通趙煥章家中的電話。鮐背之年的他，對于過往經歷已漸漸淡忘，但樂觀的心態和家鄉的習慣卻始終不變。

1930年，趙煥章出生在山東利津縣農村。讀中學時，部隊文工團演出的《白毛女》等文藝作品，讓他年輕的心燃燒起來。19歲的趙煥章考入山東人民文工團，從演秧歌劇、田間小品開始，活躍在基層群眾中。新中國成立后，進入山東大學接受藝術教育。1952年，從山東來到上海，進入上海電影制片廠。

和趙煥章同來的，大約有四五十人，包括仲星火、湯化達、鐵牛等一批后來為觀眾所熟悉的老影人。這群來自革命老區的文藝工作者全身散發著淳樸的泥土氣息，和上影人取長補短、互幫互學，讓上海影壇有了更豐富的味道。

由此，趙煥章的人生迎來重大轉型。22歲入行，從場記做起，再任助理、副導演，到1974年與宋寧奇聯合執導電影《一副保險帶》，趙煥章開始了他的導演生涯。

1980年，《海之戀》上映，隨后“農村三部曲”接連推出……扎實、豐厚的生活和藝術積累，讓趙煥章攀上創作高峰。1988年，他榮膺“新時期全國影視十佳導演”稱號。1981至1989年，連續三屆被評為上海市勞動模范。2005年，中國電影百年，獲“優秀電影藝術家”稱號。

觀眾稱趙煥章為“莊稼人的導演”，評價他的農村題材影片有思想性、藝術性，洋溢著一股自然的、清新的、迷人的“鄉土氣”。《喜盈門》講的是北方農村一個四世同堂大家庭，祖孫婆媳姑嫂妯娌之間的人際關系糾葛。故事背景，是以家庭為單位的聯產承包責任制推行。影片將一個復雜的農村基本經濟制度改革問題，轉換成淺顯易懂的家庭關系描繪，觀眾透過親情的重建，感知到改革開放帶來的時代脈動，在笑聲中受到觸動，得到啟發。

放映那年有這樣一個細節：影片完成后，按慣例要有答謝放映，趙煥章帶著留廠拷貝到與拍攝相關的上海、濟南等地巡回放映。他特意留心數了數現場觀眾的笑聲。在上海，觀眾笑了四五十次；到濟南，觀眾的笑聲是七八十次；再到煙臺，有一百多次笑聲；到了平度縣城，觀眾笑了一百二三十次；等真正到農村，笑聲達到一百七八十次。

“越靠近農村，越靠近農民，越靠近家鄉，掌聲和笑聲就越多，因為老鄉真正懂得片子里的故事和細節。”從笑聲中，趙煥章看到了自己作品在農民觀眾中受歡迎的程度。在笑聲中，他更加堅定了用畢生精力為農村小人物畫像的創作方向。

《咱們的牛百歲》講的是農村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中，黨員牛百歲帶領由懶漢、寡婦和光棍組成的社員小組脫貧致富的故事。“牛百歲”的形象，成為新中國電影史上的經典。

影片中有一場戲，懶漢田福跑到牛百歲家里砸鍋泄憤。“砸鍋”的情節，是趙煥章啟發編劇袁學強從農村原生態生活中發掘的。當年，導演謝晉對這場戲贊不絕口，說“這種戲誰都拍不過趙煥章”。的確，沒有長期農村生活的積淀，沒有對農民兄弟的一片赤誠，絕對拍不出這樣樸實無華的精彩場面。

1985年上映的《咱們的退伍兵》，出自老作家、“山藥蛋派”代表人物馬烽和孫謙的作品。當時，趙煥章看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給農村帶來的顯著變化，迫切地想要盡快予以反映。影片只拍攝了70多天，以山西某鄉七戶農民的現狀，展開一幅農村現實生活剖面圖，反映了億萬農民探索致富之路的心聲。

“農村三部曲”，部部緊扣農民身邊事，農民看了親切，怎不喜愛？正如趙煥章自己的提煉總結：“要拍農民戲，先拜農民師。”他堅信，“生活是創作的源泉”。

導演農村題材影片，趙煥章有5條原則：題材具有社會意義，反映群眾心聲，富有時代感；符合生活真實，不搞胡編亂造；把戲揉進日常生活，要有生活氣息；注重中國人民的欣賞習慣和審美情趣，追求群眾喜聞樂見的輕喜劇風格；人物都是活生生的，有鮮明的個性色彩。“農村三部曲”的成功，正源于此。

趙煥章的認真敬業，在上影廠是出了名的，更令人敬佩的，是他對劇本、對作者的尊重。對全國不少業余作者尤其是農民作者，他都熱誠相助，甘當不掛名的編劇，一次次幫助作者修改劇本。

《喜盈門》的原著來自山東農民辛顯令，趙煥章將作者邀來上海一起改劇本，兩個月的時間，五易其稿。《咱們的牛百歲》的作者袁學強也是農民，一手把鋤一手寫作。趙煥章讀了他的小說《莊稼人的腳步》后將他請到上海，和上影資深編輯劉福年一起，教袁學強“觸電”。在上影文學部招待所的宿舍，墻上貼滿了手抄大字的劇本文稿，針對每個章節提出的意見也都寫在上面，幾個人日夜討論、修改，七易其稿，才最終定稿。

“劇本，一劇之本。我最喜歡和生活底子深厚的作者合作，最反對脫離生活的編造。”趙煥章說，電影是富于群眾性的藝術，從內容到形式都應為人民群眾喜聞樂見。創新不是片面的形式、技巧問題，基于生活的樸實無華和高度提煉，就是創新。作者要有敏銳深刻的洞察力，對生活要有獨到見解。

趙煥章的心中始終牢記“搞電影不能忘了農民”，要“為中國農民拍電影”。他說，“如果作品能得到觀眾的喜愛，說明我們的勞動得到了社會的承認，那便是我最大的幸福。”

從中國電影金雞獎的領獎臺歸來，趙煥章還在堅持下鄉生活，依然沉醉于迷人的鄉土氣。“是生活給了我一切，帶給我豐碩的創作成果。”他說，“時代在前進，農村在發展，相信今后一定會出現更多有影響力的、觀眾熱捧的農村題材影片。我很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