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科利莫夫斯基：做導演，要有挑戰觀眾的勇氣

6月14日上午的金爵獎評委會主席論壇上，85歲的波蘭導演杰茲·斯科利莫夫斯基與威尼斯國際電影節前主席馬可·穆勒展開了一個半小時的對談，回顧他自1960年以來長達63年的創作歷程。從出道即巔峰的“東歐戈達爾”到旅居洛杉磯17年的畫家，又在70歲時回歸電影，斯科利莫夫斯基分享了他在不同階段的創作心得：導演是一份需要燃燒熱情的工作，要敢冒風險地嘗試新的路徑，包括面對觀眾，要把電影當作一場既挑戰觀眾又相互合作的游戲。

東歐電影新浪潮中涌現的“斜杠青年”

馬可·穆勒形容年輕時的斯科利莫夫斯基是1960年代東歐電影新浪潮中涌現的“斜杠青年”，他多才多藝，是波蘭作家協會最年輕的會員，能寫會畫，兼做輕量級拳擊手，最后進了千里挑一的波蘭羅茲電影學院。斯科利莫夫斯基表示那些都是年少輕狂的往事，他謙稱自己在20歲時，寫小說平平無奇，畫畫三心二意，打拳擊輸多贏少，“電影是我成為藝術家的最后機會，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也是我唯一做成的事”。

斯科利莫夫斯基用“不可思議的幸運和奇跡”描述他入行的經過。最初只是導演安杰伊·瓦伊達偶然地給他看《無罪的律師》初稿劇本，瓦伊達不介意他近乎無禮地評斷“這寫得太差勁了”，還讓他自由發揮地改一稿。“我用了五六個小時，大刀闊斧地改寫劇本，第二天瓦伊達看了說很好，我心想，寫劇本不難啊！”隨后他決定報考羅茲電影學院，同一年導演系的報名人數多達2000人，“經過長達兩周的淘汰考試，我看著留下的候選人從幾十個到十幾個，最后錄取三人，而我竟然是其中之一，那就是個奇跡。”

以波蘭電影行業當時的行規，羅茲電影學院導演系的畢業生一律從第三副導演做起，兩到三年后升任第二副導演，如果一切順利，基本在畢業十年后獲得獨立執導的機會。斯科利莫夫斯基不甘心在波蘭國家電影制片體系里等到30歲以后才有機會獨立創作，他決定把校內作業拍成他的第一部長片，這就是完成于1965年的《輕取》。這部處女作長片集中了青年創作的諸多特點：導演身兼編劇，立足于他所熟悉的、微小的人物，帶著半自傳色彩，情感、分享欲和創作沖動如蓄滿亟待開閘的水壩。影片的主角是一個對自我狀態不滿意的年輕人，憧憬著在生活中主動作出劇變的抉擇，由于涉及拳擊比賽，難以找到勝任的演員，結果導演親自出演了這個角色。這部校內習作成了斯科利莫夫斯基的畢業作品，不僅讓他順利從羅茲電影學院畢業，也加速度地略過第三副導、第二副導的長年鋪墊，成為東歐新浪潮中備受關注的新人。影片在紐約放映后，美國的制片人和影評人們評價：“這是東歐的戈達爾。”

馬可·穆勒談到，斯科利莫夫斯基早期作品帶來的突破力和爆發力在于極有個人風格的鏡頭語言，他創造性地使用大量長鏡頭探索角色的潛意識和夢境，他用絕對電影化的手法再現人物內在的、不可見的精神世界，而非外部世界的具體行動，這種創作方法對同時代和后續歐洲藝術電影的影響長達二三十年。斯科利莫夫斯基卻強調，他不是1960年代東歐新電影運動中的孤案：“1960年代羅茲電影學院和波蘭電影界的創作氛圍塑造了我，當時的大環境充滿了探索感，大家都勇于革新拍攝方法，嘗試復雜的長鏡頭，給電影帶去了嶄新的風貌，我們因此擁有了許多奇妙的作品。”

“不要重復自己，要做從前沒做過的”

從1991年到2008年間，斯科利莫夫斯基旅居洛杉磯，專職于繪畫，在17年間沒有拍攝任何電影。回憶這段過往，他說，當他回顧30年的導演履歷，拍攝了20部電影，自認為其中的一半乏善可陳，另有三五部“糟糕透頂”，他真正滿意的也就三五部。他按下職業暫停鍵時，設想放個一兩年的長假，也試著嚴肅地對待一直以來作為興趣的“繪畫”。但他用了比預想長久得多的時間，才重燃了導演的熱情，這個“長假”持續了17年。2008年，斯科利莫夫斯基執導《與安娜的四個夜晚》時，他說：“我帶著新的創作觀念和方法回歸了電影，感覺自己像一個剛入行的年輕導演。”

歷數他在70歲以后的作品，在《與安娜的四個夜晚》《必要的殺戮》和《驢叫》這些電影里，斯克利莫夫斯基認為，比起成功，他更愿意冒險，“導演應該在拍攝中保持尋找新的事物，從一部作品到下一部，不要重復自己，要做從前沒做過的”。拍《必要的殺戮》時，他試著創造一個“失去語言的男主角”，于是讓文森特·加洛扮演一個遭遇美軍羈押后逃逸的阿富汗人，在惡劣的自然環境中失去語言、失去身份，只剩下生物本能的“活著”的渴望。男主角沒有任何臺詞，甚至發不出像樣的、人類的聲音，影片的大部分情境是在大雪封山的密林中，天地寂靜，“我試了試，結果證明電影的確用不著那么多的臺詞和聲音”。

去年獲得戛納國際電影節主競賽單元評審團獎的《驢叫》，進一步地讓電影遠離人間，主角是一頭毛驢，甚至連視角都是從毛驢的雙眼去“看”。“我這個年紀，實在受夠了傳統的敘事方式，我想，為什么不能拋棄以人為主體的敘事呢？為什么不能代入動物的視角來表達人類理性所不能觸及的感受呢？”當他在鄉下勘景找到后來成為影片主角的小毛驢時，他看著它的眼睛，在里面看到了“深深的易感性和生活的全部模樣”，他拍攝《驢叫》，是嘗試用電影的方式表達對自然的尊重，和天地萬物共情。

斯科利莫夫斯基晚年的這些電影都是“反常規”的作品，情節極簡，臺詞很少，影片的美學氣質和趣味都和主流商業制作相去甚遠。對此，這位老導演比新銳的年輕人更大膽地宣告：“導演要有挑戰觀眾的勇氣。為什么喋喋不休事無巨細地交代呢？他們不需要被告知所有的情節和行動，不需要被灌輸，應該尊重他們的主動性，允許他們收集細節。這本應是觀眾和創作者之間的默契，電影的本質是一場銀幕內外相互合作的游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