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斑：《我們的荊軻》，高僧只說家常話

莫言編劇、任鳴導演的《我們的荊軻》6月20日登上曹禺劇場的舞臺。這部誕生于2011年的作品，既有哲學性的思辨又有輕松幽默的觀賞性。上演以來，不僅收獲中國觀眾的喜愛，也多次走出國門，在世界舞臺上講述這個具有古典審美和現代精神的中國故事。本輪演出將持續至7月2日。

值得關注的是，6月19日是北京人藝前院長、導演任鳴逝世一周年的紀念日。整個6月，《玩家》《我愛桃花》《榆樹下的欲望》先后在首都劇場，人藝小劇場、實驗劇場上演。三部戲加上眼下剛剛上演的《我們的荊軻》，都是任鳴過往擔綱執導的劇作。北京人藝以此致敬、緬懷他的意味盡在其中。

作為作家莫言的首部大劇場話劇作品，《我們的荊軻》不同于傳統荊軻刺秦的故事，作品的視角沒有僅限于講述荊軻刺秦的過程，而重在探討刺秦的動機和意義。作品中莫言以獨特的視角、豐富的語言，讓這部歷史劇更具現實意義。“這個歷史劇需要一個新的排法，既是歷史的又是現代的。歷史在新解中尋求生命力，而戲劇在這一刻像鏡子一樣。”導演任鳴在二度創作中進行了東方美學的探索，成就了這部戲全新的藝術風格。

“這部戲里的人，其實都是生活在我們身邊的人，或者就是我們自己。”在遙遠的歷史人物身上賦予現代人的思想是編劇莫言的創作初衷，也是這部作品能夠讓觀眾引發共鳴的原因。“之所以叫‘我們的’，是因為你可能是荊軻，我也可能是荊軻，從他身上像鏡子一樣，映照著自己。”荊軻的扮演者王斑說道。

此次作為實際意義上的“復排導演”，王斑自言肩上的擔子很重。“這部戲雖然看起來是古裝戲，但卻有現代精神。舞臺上荊軻作為悲劇英雄有完整的起承轉合，他的糾結、他的困頓也代表了我們的思想，他在舞臺上和每一個觀眾都在產生直接的關系。”

劇中除了荊軻有著讓人意想不到的“人設”之外，其他人物也極具戲劇個性，讓人充滿驚喜。李小萌扮演的燕姬作為劇中唯一的女性角色，以清醒的智慧映照荊軻的內心世界，一語道破荊軻刺秦的真實動機。連旭東飾演的太子丹頗具諷刺意味，作為刺秦的推動者，他的行為荒唐可笑。王剛飾演的秦王，在最后時刻登場，以威嚴的形象映襯出刺秦失敗的定局。而雷佳飾演的秦舞陽、李勁峰飾演的高漸離，郭為飾演的狗屠等一眾小人物則帶有喜劇色彩，他們的一段戲中戲，讓觀眾在笑聲中思考刺秦的意義。再加上叢林飾演的田光、李珀飾演的樊於期在劇中以自己的“犧牲”來推動刺秦，每一個人物的疊加，讓整個故事充滿傳奇色彩。

上演12年，《我們的荊軻》也在不斷打磨中尋找新的意義。此次登臺曹禺劇場，作品也隨之進行了一些新的嘗試。“在曹禺劇場，這次王斑讓荊軻從觀眾中走出來。原來荊軻在首都劇場是從樂池中升起，這次是從觀眾中穿越而來，帶給觀眾一種心理沖擊。”王斑表示：“導演任鳴曾經說過，重新上演要在舞臺上看見戲劇的態度。因此，這次演出我們在尊重任鳴導演最初的舞臺呈現基礎上，加強了和觀眾的互動性，強調當代感，現場感，這次的創作是繼承中的發展，這一次我們更強調臺詞，不局限于歷史劇的韻調，而是要傳遞思想。”

在北京人藝，過往《我們的荊軻》都是在首都劇場上演。20日晚移至曹禺劇場的首場演出結束后，劇中荊軻的飾演者王斑在朋友圈中發文：“‘劍在意中，曲在心里’往事涌上心頭。想念，懷念……任院！默默的……自覺的……努力工作。今晚觀眾的掌聲您聽到了吧。”20日當晚演出結束后，王斑接受了澎湃新聞記者的專訪，以下以口述形式呈現。

【口述】

為什么這出戲叫做《我們的荊軻》

在話劇舞臺上扮演荊軻十多年了，這個角色讓我摘得了26屆中國戲劇梅花獎（2013年）。我記得前兩年排演《香山之夜》時，任鳴院長曾對我說，飾演偉人毛主席以及演繹荊軻，在這兩個原創角色上，你都是不可代替的。這當然是他對我很高的褒獎和肯定。記得他當時還勉勵我說：斑哥，再演一個讓人無法忘懷的角色就是完滿……任院音容宛在，斯人已逝，此刻只有無限的緬懷和感念。

莫言老師寫的這部戲，2011年搬上首都劇場。非常巧合的是，2012年他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我們當初拿到劇本的時候，和觀眾在看戲時的感覺是一樣的：原來荊軻刺秦的故事是這樣的講法？大家看到了一個悲劇英雄的起承轉合，看到他明知這一刺有去無回，卻還要偏向虎山行的內心世界。他的掙扎，他的困頓，和現實中的普通人面對名利時的心理并無二致，我想這也是劇名叫做“我們的”荊軻的原因之一。

莫言老師曾說一部歷史劇，也一定是現代戲，要用當下的視角去解讀老故事，我們整個創排過程也是一次拒絕平庸的努力和探索。寫荊軻，離不開《史記·刺客列傳》,我當時查閱資料后發現太史公洋洋灑灑五千多個字只寫了春秋戰國時期的五位刺客:曹沫、專諸、豫讓、聶政和荊軻。其中“荊軻刺秦”無疑是最濃墨重彩的，但要從刺客使命達成的角度，他卻是五個人中唯一一位“失敗”的刺客。為什么一個失敗了的英雄的故事天下傳揚，遠遠蓋過了其他四位刺客的事跡和聲名？看著劇本，我內心也是波瀾涌動，思緒千頭。

任鳴導演當時讓我放手去做——他知道我是個創作型的演員，對我非常包容、鼓勵，我和宋軼（當年飾演燕姬的初代演員）的戲份，幾乎都是我來琢磨的。那時我剛過40歲，是話劇演員最好的時段。莫言老師寫的荊軻肯定出人意表，在演員來說，是把他演繹成中山裝還是西服，還是長袍馬褂，自己要先有一個定位。我看出來他是在寫一個你我他都觀照其中，普通人的故事。市儈、怯懦、奸猾、情欲、決絕和大勇都可以在這個荊軻的身上尋見，他既有時勢所迫的被動，也有孤注一擲的透徹。

觀眾可能也發現了，除了上殿刺秦的時候荊軻拔出了“徐夫人匕首”，整場戲他都是不佩劍的，這不同于太子丹門下別的門客，狗屠、秦舞陽、高漸離等人時刻劍不離手，處處標榜自己的刺客身份。他之所以最后名垂青史，靠的是自己的意志和智慧。中國觀眾的審美心理，推崇荊軻首先是他身上的春秋大義，李白那首《俠客行》，“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可以說道盡了此間的內涵，這是大家想象中的俠客。

但莫言寫荊軻，首先是把他放置在一個普通人的角度，他是個浪跡燕國的魏國浪人，投奔在太子丹門下不過是想出人頭地，換取功名利祿。這次復排的時候，我希望所有的演員眼睛里都帶光，就是當名利擺在眼前時，那種毫不猶豫獻上膝蓋的沖動。另外，莫言老師寫的臺詞是文白夾雜的，甚至還會用到一些社會上的流行語，這次排練的時候我提了一句話，“高僧只說家常話”，就是要在說臺詞的時候，把它變成自己的心里話，甚至是牢騷話，要把自己的感受化成自己的語言說出來，如此觀眾才能更深切地感受到為什么這出戲叫做《我們的荊軻》。

“創作其實就是拒絕平庸的過程”

劇中荊軻接受刺秦的任務，起初完全是趕鴨子上架。太子丹究竟欣賞荊軻什么呢？這么大的行動要交付給他，我想無非是看到了荊軻比別人都真實，只有是個“真人”才可以逐步交涉、威逼以達成目標。太子丹看似紈绔，但作為一個政客，不能說老謀深算，但肯定懂得如何籠絡、駕馭人心。

按照劇本設定，荊軻是一個失眠癥患者，我又給他設計了很多展現頭疼的動作。這實際上是他懂得謀定而后動，他的痛苦來源于他的清醒，人間清醒——刺秦的任務本來是交給前輩田光的，田光自知年老力衰，又深知太子丹的為人，只好在第一節就一死了之。荊軻也同樣明白，這個局只要身處其間，他就是個“死士”——刺秦一定是個死，不去刺太子丹也不會讓他活著，因為天機不可泄露。所以他一定是左思右想，橫豎一死，怎么讓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我們的荊軻》中，荊軻其實是在不斷成長的，以第五節《死樊（樊於期）》為界，舞臺上的荊軻可以說是判若兩人，之前他和其他的門客一樣，為了名利飛蛾撲火，但從這個節點起，他開始主動把握自己的命運，給太子丹出了難題——為取得秦王的信任，必須要獻上樊於期的首級。最早排練的時候，安排的是荊軻逼死了樊於期，我覺得這樣做沒有顯示出荊軻的智慧，就和任鳴導演商量，把“逼殺”改為“捧殺”——在給樊於期預演一遍刺秦的過程后，荊軻在樊於期面前匍匐在地，獻上寶匣，讓后者主動自殺成全大義。如此刺秦的使命為何落在荊軻的頭上？他究竟和普通的莽漢有何區別？人物就在舞臺上立起來了，可以說是脫穎而出。

當然，在這樣一個時刻，荊軻的心情也是復雜的。恰在此刻，太子丹割下自己臂上的肉煲湯命人送來，用意是更進一步逼迫荊軻早日實施刺秦計劃。荊軻對此了然，“太子你就是不做此舉，我還有回旋的余地嗎？”說罷就把這碗肉湯摔在地上，代表了他的決心已定。當然我們也沒有真的去摔碗，用切光和音樂把這種意猶未盡做出來。

第六節《斷袖》可以說是整部戲的“戲眼”，荊軻和燕姬一道定義了該如何完成刺秦的壯舉——燕姬作為一個在男人間轉贈的“禮物”，她對這一切是洞若觀火的，所以才能說出這樣的話，“最動人的戲劇是悲劇，最感人的英雄是悲劇英雄，他本該成功，但卻因為一個意想不到的細節而功敗垂成。如果你能做到這一點，你超越了歷代的俠客。”這一席話令荊軻頓悟：一次成功的刺殺，就像‘有情人終成眷屬’一樣平庸。而如果能將刺秦的行動不僅同秦王綁在一起，更同始皇帝綁在一起，他一定會在后世有更大的聲名。

把一場政治性的刺殺變得富有詩意和哲理，這一節荊軻同燕姬的互動其實非常難演。他終于對她說出了壓抑已久的心里話。“我想過一夜人的生活，我想和一個有體溫有感情的女人過一夜人的生活，然后赴湯蹈火也不枉為人一世。”觀眾會看到那個之前一直端著范兒的刺客，在心愛的女人面前的軟弱。我在這里不是把荊軻當成一個男人去演，我想演成一個孩子，一個需要女人去呵護的孩子，他在盡力討好這個女人，希望得到她的認可和呵護。這場戲可以說是整部劇的高潮，荊軻在吶喊，在揮灑生命的張力，他渴求的是過上一個人的生活，一個普通人的生活。

在荊軻“斷袖”之前，他還想做一只交歡而死的蛤蟆，一次交配后就會盡歡而死的動物。這也對應了燕姬給他的點撥，“一次成功的刺殺，就像有情人終成眷屬一樣平庸”——戲里的荊軻拒絕了平庸，我們在這部戲的創作上其實就是拒絕平庸的過程。

第八節《殺姬》，是荊軻從易水河畔出發前最后的訣別。我們把它處理成“化蝶”的舞臺表現，用了很多形體，蝴蝶之間追逐意識流的表現形式，來表現荊軻和燕姬對平凡人生活的向往。他們渴望像范蠡和西施一樣，從政治的云波詭譎中跳脫出來，可以泛舟西湖，可以過男耕女織的生活。但這又終究是空想，所以荊軻最后必須刺死燕姬，燕姬是他的人間清醒，兩個人間“我就是你，你就是我”互為鏡像，合起來才是最后踐行“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荊軻，他只有斬斷代表自己理性一面的燕姬，才能獲得為了春秋大義慷慨赴死的了無牽絆。而燕姬死了，荊軻的心也死了。余下的就像戲里高漸離的臺詞“俠肝義膽美人血”，一段歷史佳話不過是后世茶余飯后的談資，裹挾進這個佳話里的人經歷過怎樣的煎熬可能永遠無人知曉。我覺得這里面飽含了一種歷史的大悲憫。

莫言老師寫最后一場戲《刺秦》，在我們的二度創作中，把它改成也就一頁多紙。刺秦故事的結局，其實大家早就知道，而《我們的荊軻》作為一出歷史戲，它不是情節劇，重點不在展現他如何刺秦，而是為何刺秦的心路歷程。這次演出根據曹禺劇場的條件，我們不同于原來在首都劇場里的演繹，我讓荊軻和秦舞陽從觀眾席的兩條過道上走向秦宮大殿，表現出他們就是從“我們”中走來的，以此拉近歷史和現實的距離。包括最后的謝幕，也是既悲壯也有帶有團體操的儀式感。舞臺上演員們的謝幕動作整齊劃一，營建出一條打通歷史和當下的時空隧道，我從這條“隧道”中離開舞臺。同時舞臺頂端的LED屏上打出了荊軻和秦王最后共同的臺詞，“我們歷史上見！”直到觀眾散場，這行字還保留在屏幕上，也是希望大家能夠帶著思考走出劇場。

莫言老師曾說過，戲劇是離文學最近的一門藝術。話劇本身承載了娛樂性，也承載了欣賞性，但是還有一點，我覺得話劇最不能舍去的是由文學基礎支撐的思想性。演繹《我們的荊軻》，難就難在它的思想定位，沒有思想的托舉，這出戲就會流于表面。而劇場本就應該是一處讓人吃驚的所在，如果觀眾走進劇場這一兩個小時都是意料之中，那是在浪費大家的時間和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