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電影之旅｜《國慶十點鐘》，65年前的燒腦反特片

從2005年的電視劇《暗算》爆紅開始，諜戰題材再度成為中國影視創作的香餑餑：《潛伏》《色·戒》《風聲》《偽裝者》，還有在建黨百年之際即將上映的大片《懸崖之上》。

為什么說是“再度”呢？事實上，早在六七十年前，諜戰片就已經是中國電影不可忽視的一部分。建國后的十幾年里，特殊的國際政治氛圍，使這種類型片迅速發展。用學者戴錦華的話說：“這也是1949 年以降，中國電影中唯一一個與‘國際同步’的現象。”

只是，當時的諜戰片大多有個更具時代特征的名稱——反特片。

在一眾肅殺的反特老電影中，有一部“異類”不得不提，那便是由吳天執導，印質明、趙聯、浦克等主演，上映于1956年的《國慶十點鐘》。

 ·《國慶十點鐘》海報。

首先，是故事夠“異”。在某一個西北省會城市，敵對勢力特務策劃了一起爆炸案，準備在國慶當天實施。兩個特務隱藏在市文化局的基層干部中，先用一封匿名舉報信轉移偵查人員的注意力，再用一起交通事故阻礙反特調查。

一邊，特務把炸彈裝進偷來的雙鈴鬧鐘里，想借由把鬧鐘還給小朋友的契機引爆；另一邊，偵察員顧群在文化局抽絲剝繭，與特務斗智斗勇，并在群眾的幫助下不斷接近真相。

最終，在慶典即將開始的關鍵時刻，特務落網，危機解除。整個劇本里，偵察員、特務、群眾的三條敘事線互相交叉，在上世紀50年代稱得上是妥妥的大片范兒。

其次，這部電影的風格也獨樹一幟。與那時流行的大片不同，《國慶十點鐘》既沒有戰爭場面，也沒有如江姐那樣典型的革命人物，而是帶著點希區柯克的韻味。偵察員只有7天破案時間，所有懸疑都隱藏在他和其他人的日常聊天中。

一場文化局干部在涼亭聊天的戲，鏡頭帶過每個人，即將發生的案件也在這幾分鐘的群戲中埋下了伏筆。電影前半部分充斥著搞笑、歌舞和大群戲，但也為后半部分的懸疑和破案烘托了氣氛。這種手法在當時可謂頗具“先鋒意識”。

當然，能拍出這樣特別的電影，還得歸功于一群特別的主創——各個都是與反特相關的“專業戶”。導演吳天自不必說，他的前半生就是由一個個反特故事組成的。

吳天15歲加入中國共青團，積極參加“大學聯”“自由大同盟”等抗日救亡運動，19歲時被反動當局逮捕。為了營救他，地下黨組織專門請了“愛國七君子”之一的沈鈞儒給他做辯護律師。

上世紀30年代，吳天赴日留學深造戲劇，回國后又積極投身革命活動，再度遭到國民黨反動政府的通緝，不得不在1936年逃亡馬來西亞。1938年，吳天加入馬來亞共產黨，又受到英國殖民當局通緝，只能秘密回國。

在上海，吳天繼續從事黨的地下工作和革命戲劇活動，同時國民黨第三戰區長官司令部機關報《前線日報》的副刊編輯，創作了大量愛國題材、華僑題材的文字和戲劇作品。解放后，他擔任北京電影演員劇團副團長，并在長影、北影等重要電影廠擔任編導。

因為這般曲折的人生經歷，上世紀50年代初，當吳天看到陸石、文達的反特小說《雙鈴馬蹄表》后，立刻產生了翻拍電影的念頭。他每天跑到公園里給孩子們講故事，記下他們覺得有趣的片段，再回去調整原有劇情。

同時，他又去相關部門調研，實地感受偵察員審訊特務的場景，甚至自己當了幾回審訊官，仔細觀察不同級別特務們的反應，這才創作出劇本中兩個性格迥異的特務形象。

電影開拍，內景在長春的影棚，外景在北京，主演找的都是熟面孔。飾演偵察員顧群的印質明，曾在《神秘的旅伴》《虎穴追蹤》等影片中出演偵察員，早已有了“偵察員專業戶”的名頭，甚至有觀眾寫信到《大眾電影》，說他飾演的角色除了衣服不一樣，其他都是一個模子。

這令他壓力巨大，在表演顧群時有一種“黔驢技窮”的感覺。幸好，《國慶十點鐘》劇本豐富度高，他在雷厲風行、一絲不茍之余還有些玩笑、歌舞的鏡頭，得以創造出一個不同以往的偵察員形象。

另一位專業戶是扮演小特務的李頡。他是印質明在電影學校的師弟。抗戰勝利前，李頡是北京鐵路電報所王府井分所的電報員，每分鐘能發140個字，是所里的“速度王”。因為痛恨日本人，他常用電碼編成罵人的話，發給天津、濟南的日本人，然后開始和對方用電碼互罵，日本人總是罵不過他。

解放后，李頡考入電影學校，成了演員，誰知出道作品就是在《神秘的旅伴》中演特務，“賊眉鼠眼”的形象深入人心，他一不小心就成了特務專業戶。在《國慶十點鐘》里，他扮演給反動勢力提供情報，幫大特務做掩護的失業司機，唯唯諾諾，又為了私利做著見不得人的勾當，成了片中最矛盾又最立體的角色。

也是憑借這個角色，李頡的演技得到廣泛認可，后來，他在87版《紅樓夢》中擔任演員指導，并出演賈赦一角。

除了印質明和李頡，片中趙聯、浦克等演員也都是反特片的常客，觀眾經常能看到他們在不同影片中的精彩對戲，而他們也因此成為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國產類型片的代表。

可以說，這群有個性、有閱歷、有想象力的影視創作者，打造了一代國人記憶中的諜海風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