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弘揚教育家精神加強新時代高素質專業化教師隊伍建設的意見》發布。《意見》提出“維護教師教育懲戒權，支持教師積極管教”，引發社會強烈關注。
多位業內專家認為，沒有懲戒的教育不是完整的教育，針對學生失范行為采取的否定性處理，是一種合理的他律手段。然而，教育懲戒權一直頗具爭議，背后是教育懲戒“懼用”“濫用”俱存的現實無奈。
有的學校推崇賞識教育，忽視懲罰教育，教師懲戒權、管教權缺乏必要保障，加之許多孩子從小在“掌聲”中長大，養成了“玻璃心”，受不了一點批評，甚至動輒以激烈言辭、極端行為威脅，導致教師在日常教育和紀律管理中處于弱勢地位，“不敢管”。嚴厲管教吃力不討好，甚至引來家長投訴，聽之任之反而落得輕松，但如此不作為，于教師成長、學生成才都是不利的。從這個角度看，《意見》重申維護教育懲戒權，對避免“多做多錯、不做不錯”具有重要作用，為教師發揮教書育人作用提供重要保障。
同樣不可否認，個別教師以體罰代替教育懲戒，教師毆打學生事件屢屢引發社會關注，極大損害了家校關系。“不打不成器”傳統觀念下，不僅家長，有的教師也會以罰代教，認為“打不得罵不得，沒有辦法教”，實則是缺乏教育能力和教育耐心的體現。所謂“懲戒”，是通過懲罰使人警戒。“懲”是手段，“戒”是目的。教育懲戒，是學校、教師基于教育目的，對違規違紀學生進行管理、訓導或者以規定方式矯治的教育行為。教育，應是懲戒的底色。故而，支持教師積極管教，也要不斷細化“戒尺”的“使用說明書”，讓“戒尺”有尺度、有溫度，避免教育懲戒權被濫用。
這幾年，從中央到地方都制定了教育懲戒權的實施細則，明確了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之所以還有“懼用”“濫用”情況發生，根源在于教育懲戒行為是否合理不單是法律問題，也是教育藝術問題。比如，教育部2020年印發的《中小學教育懲戒規則（試行）》將“一節課堂教學時間內的教室內站立”列為一般教育懲戒行為，若是罰站超過一節課，是教育懲戒還是體罰？對于同一懲罰行為，不同人的理解不一。即便是實施細則上寫明的合理教育懲戒行為，對于不同年齡、心理素質、性格特點的學生而言，起到的效果也不盡相同，學生和家長的接受程度也會出現差異。所以說，很難用一個統一的標準來衡量所有教育懲戒行為的合理性。教育懲戒，不僅要合法合理，還要“因材施懲”，這考驗教師的教育能力和管理水平。
更進一步，若家校就教育懲戒的合理與否產生爭議，可以通過教育懲戒糾紛處理機制來解決。作為一種維護教師教育懲戒權的配套機制，允許學生或家長申訴，是規范教育懲戒權、保護學生權益的必要之舉。唯有“濫用”教育懲戒權的少了，家校之間的信任與默契程度提高了，“懼用”教育懲戒權的無力感也將慢慢消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