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北京大學徐泓教授的力作《燕東園左鄰右舍》出版。作為燕京大學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專門為教授們所建的住宅區，燕東園的22棟小樓承載太多燕大和北大教授及家人的歷史往事、情感與記憶。
燕東園的老住戶、年逾古稀的徐泓教授，將這些小樓里的住戶與往事娓娓道來，以特稿筆法和詳盡史料，敘述了發生在燕東園的往事變遷、學人成就、學術傳承、家庭生活等方方面面，繪就了一幅學術文化傳承的生動畫卷。徐泓教授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分享她寫作的初衷，以及對記述時代的感懷與思考。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燕東園左鄰右舍》讓掛上“歷史建筑”標志牌的燕東園22棟小樓“開口說話”，您寫作的初衷是什么？
徐泓：燕東園在海淀區北京大學校園東門外大約一里的位置，自1926年到1930年間建成，居住過多位燕京大學和北京大學的知名學者教授。我的父親徐獻瑜曾任燕京大學數學系主任，在我出生一百天時，全家從燕南園59號搬家至燕東園40號，并一直居住至今。
2021年年底，北京市完成首批歷史建筑示范掛牌，我們家就被掛上了“燕東園40號”的牌。這件事促使我想寫這本書。我覺得，保護建筑，其實是在保護歷史，而保護歷史就是保護曾經在這里住過的人，在這里發生過的事。
很多朋友都說我是一個幸運兒，命運給了我兩個饋贈：第一就是我出生在一個教授家庭，從而有幸生活在燕東園這樣一個近百年來著名學人居住的園子里，成為這個園子里資格最老的住戶。
第二個饋贈就是，我這輩子一直從事我最喜愛的新聞業。我是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畢業的，學了5年新聞，在媒體里，當了30年記者，然后回到大學里教新聞，又教了20年。我從來沒有離開過新聞行業，我認為自己從骨子里始終是一名職業記者。因此，職業記者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也都要求我把燕東園的百年變遷記錄下來。
所以我把這本書作為我的一份答卷，獻給我終身從事的新聞業。同時也將這份答卷交給我所有的學生——我教他們新聞，我用自己的作品回答他們應該怎么做新聞。
徐泓著《燕東園左鄰右舍》封面。受訪者供圖
中新社記者：書寫燕東園記錄了近百年間的時代動蕩與讀書人命運。有評論稱，本書是對一代學人一片冰心的致敬。能否說說您父親和他那一代學人？
徐泓：我的父親徐獻瑜1936年赴美留學，兩年后獲得圣路易斯華盛頓大學哲學博士學位，成為這所大學獲得博士銜的第一位中國留學生。1939年回國后，他先后任教燕京大學、北京大學，是中國計算數學學科的創建者之一。他過完100歲生日后，因肺炎住院。我忘不了父親臨終前的情景，他要筆和紙，顫抖著慢慢寫，從上至下豎寫他的簽名“徐獻瑜”，從左至右橫寫“再見”。舉行遺體告別儀式的第二天，有媒體刊登特稿，題目是《再見，“徐獻瑜”一代》。
父親這一代，主要指的是出生于清末民初，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留學歐美，立志于科學救國的這個知識分子群體。這一代人幾乎有著共同的經歷：國難的時候回來了，國運轉折的時候留下了，歷次政治運動經受了，改革開放以后盡力了。我父親在這一代里并不是頂尖的，在燕東園居住過的學人還有更多作出重大貢獻的人。這本書出自我們燕東園二代的視角、私人的記憶，以此緬懷與致敬我們的長輩。
中新社記者：走訪調查、考證梳理燕東園的過往不是件容易事，您為何要與遺忘抗爭？
徐泓：某種意義上，歷史是在不斷被掩蓋和消滅的。歷史本身既塑造人物，又消滅人物。把歷史的真相，把生活在其中的人物的真實狀態保留下來，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但也是非常艱苦的事情。
我的書里有兩個很重要的詞：打撈和搶救。
“打撈”，是因為太多的人被歷史掩蓋了。中國的歷史被“宏大敘事”窄化得讓人只知道帝王將相和一些個別的人，但實際上還有太多為中華文明進步作出貢獻的人應該見諸史冊。
另外就是“搶救”，現在不去搶救，他們就會被選擇性遺忘，等到當事人都不在了，這些人和事就徹底被淹沒、從歷史中出局了。
做這些采訪和考察，就是在與遺忘抗爭。有的時候遺忘一些東西，尤其苦難，對個人來講，也是一種釋放，這樣或許能夠快一點走出苦難和黑暗，去迎接光明。但是作為一個群體、一個社會、一個民族，如果遺忘，而且是故意的、選擇性地遺忘它所遭受的苦難，那就很可悲了。一旦遺忘，同樣的苦難就會發生第二次、第三次。
中新社記者：您終身從事新聞業，《燕東園左鄰右舍》用記者的筆法敘述歷史，您認為新聞與歷史有何聯系？
徐泓：我有一個學生說，新聞學的盡頭就是歷史學，這句話給了我很大啟發。新聞學和歷史學其實有著很緊密的親緣關系。兩者的最大公約數是什么？新聞追求真實性，歷史追求真相，都要求用事實說話。
另外我個人認為，任何學科，尤其人文社會學科，如果沒有歷史學做核心的基礎，這個學科的發展可能很難獲得內在的生命力。如果沒有歷史的眼光來認識過去、把握現在、展望將來，很多東西都會是虛無的、不切實的。但走到盡頭，人們會發現有很多歷史是被遮蔽的，當把這些被遮蔽的歷史呈現出來的時候，它就變成了新聞。我的老師、新聞學泰斗方漢奇先生對我說：新聞與文史是相通的。
中新社記者：《燕東園左鄰右舍》追求事實、追求真相，會通了新聞與歷史，在寫作中有何方法？
徐泓：我覺得我在堅持著一種新聞寫作。國外有很多記者出身的歷史寫作者都是這樣做的。新聞寫作最關鍵的一點是現場意識。我一直認為記者這個職業是一個行動著的職業，行動的目標就是現場，因此必須抵達現場，看到現場真實的面貌、真實的情況，爭取采訪到足夠多的當事人，以至于能夠完成那個真相的拼圖。對于記者來說“現場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寫作這本書的全過程中，我想要通過采訪，通過查閱盡可能多的史料，去抵達當時的歷史現場。
抵達“現場”，通過新聞語言，把“大詞”與“概念”具象為細節。俗話說，“魔鬼在細節之中”。只有真正抓住了生活中的細節，可能只有兩三個細節，就能夠體現出一個真實的、完整的意境或形象。
我也在抵制互聯網上碎片化的文化，尤其情緒化的表達和發泄。希望用一種克制的、善意的文字來書寫。還是應該用善意來理解，用善意來聯系，用善意來溝通。我的書里寫到很多人情的關系，例如那一代學人在危難、重壓和選擇關頭，怎么處理親情、友情和愛情，力圖讓整本書的文字溫暖起來。
受訪者簡介：
徐泓，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高級記者，曾任中國新聞社北京分社社長、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常務副院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