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15日，曹鵬在上海家中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本刊記者 張森絢 / 攝）
曹鵬：1925年出生于江蘇江陰，國家一級指揮。1944年參加新四軍文工團，后到莫斯科深造，首次在海外舉辦中國專場音樂會，讓小提琴協奏曲《梁山伯與祝英臺》走出國門。回國后，致力于向大眾普及交響樂。
“你好，555號怎么走？”
“做什么的？”
“來采訪一位……”
“曹鵬，這邊。”沒等記者說完，小區物業的工作人員就熟練地指明了路，看得出，他被人問得多了。時不時地，總有一茬一茬的人往曹鵬家里跑，除了記者，還有上海交響樂團的老同事、他教過的學生、樂團的孩子和家長，還有作家、編劇、畫家……
前段日子，這位國家一級指揮剛過完99歲大壽，辦了場生日音樂會。一進曹鵬的家門，五顏六色的花籃占據了大半過道，許多花還開得正盛。“都吃飯了嗎？”曹鵬的夫人惠玲站在花籃邊，熱情地引記者進屋。說話間，曹鵬緩緩從二層旋轉樓梯下來，20多級臺階，他一點一點挪著步子，最后停在樓梯口的衣櫥邊，換上西裝，找出金絲眼鏡，戴上，坐定，望著鏡頭，還是年輕時的那股精氣神。
“小時候從沒想過自己會當指揮家，哈哈！”談話從小學的一次歌唱比賽開始，講到他參加新四軍，在部隊第一次指揮大合唱，“緊張得從頭抖到尾”；后來坐著蘇聯專列到莫斯科學習歌劇與交響樂指揮，背譜子補功課；再講起1960年，首次在海外演出小提琴協奏曲《梁山伯與祝英臺》，他說：“音樂沒有國界，到哪都能打動人心。”回國之后，向大眾普及交響樂成了曹鵬心里時刻裝著的大事，帶著一群又一群小朋友、青年學生，或職業或業余的樂手們吹拉彈唱，把交響樂團搬進工廠車間、農村鄉野，帶領中國交響樂走向國際舞臺，樂此不疲。96歲那年，他說：“莫道吾今九十六，俯首甘為交響牛。”如今99歲，他說，等到100歲，再辦場音樂會，“我還上臺指揮”。
2023年12月23日，曹鵬在他的99歲生日音樂會上指揮。
用音樂進行革命
江陰城內大毘（音同皮）巷6號住著一戶曹姓人家，1925年陰歷十一月初九，曹夫人誕下了一名男嬰，取名曹燦蕰，單名湶，他就是曹鵬。曹鵬很小的時候，父親便遠赴東北參加抗日，他在哥哥姐姐和母親的呵護下長大。曹家有位老傭人周媽，沒讀過書，愛唱歌謠，“一條絲瓜碧綠青，破籬笆上蕩伶仃……”“螢火蟲，夜夜紅。阿公挑擔賣胡蔥，阿婆打漿糊燈籠……”黏糊糊的江南小調成了曹鵬童年記憶里揮之不去的聲音。鄰居中有個道士，專替人做道場，笛子、簫、二胡、嗩吶、篤板、鑼鼓，法事一起，曹鵬就被各式各樣的樂器吸引了。
民間傳統音樂浸潤了童年，學堂的音樂老師則給了曹鵬更為系統的音樂啟蒙。他手把手教曹鵬彈風琴、吹長笛，識譜唱歌。“曹燦蕰不用考，總是100分”，上音樂課時，同學們都這樣說。后來，9歲的他代表學校參加江陰“抗日禁煙運動”音樂比賽，一舉奪魁。從此，學校周一晨會上，總能看見曹鵬站在臺上，像模像樣地舞動著手臂，指揮大家唱校歌。
曹鵬在新四軍文工團。
戰爭打破了平靜。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戰火燒到了江陰，舉家逃難之際，曹鵬目睹了日軍燒殺搶掠的暴行，抗日熱血沸騰。
1944年，他像自己父親一樣正式投身革命，加入了新四軍文工團，曹鵬開始接觸軍樂隊和編曲，教戰士們唱歌，組織歌詠活動，充分施展自己的音樂才能，“鼓舞人們的戰斗熱情，那時候音樂就是武器”。
抗戰勝利，內戰又起，1946年3月，曹鵬隨部隊輾轉山東臨沂，進入山東大學文藝系學習指揮，擔任山大劇團團長的章枚成為他的恩師。“章老師選中了我做樂團指揮，在他那里，我第一次接觸到了正規的指揮藝術。”曹鵬說。
最驚險的一次指揮經歷，他到現在仍記憶猶新。那天，章枚突然接到去軍部開會的命令，晚上演出時的開場大合唱，要交給曹鵬。正常情況下，每次的演出開場都是由章枚親自指揮大合唱，隨后的歌劇演出才輪到曹鵬指揮，而且那時候指揮樂隊都是在條幕內，這次要從幕后走到臺前，面對臺下幾千官兵和百姓，事先也一次都沒來得及排練。怎么辦？曹鵬慌了。
“軍令如山，只能硬著頭皮上。”回憶當晚，他說自己還沒舉起指揮棒，就緊張得渾身顫抖，從第一個音起，邊指揮邊抖，直到下了臺都沒能松下來。這次“顫抖的舞臺經歷”不僅讓他深刻意識到指揮藝術的難度，也讓他獲得了坐鎮大場面的勇氣和信心，在此后軍區文工團的上百場指揮中，他不斷積累起豐富的實踐經驗。
戰火硝煙中，曹鵬忘不了的還有三渡黃河的經歷。黃河風高浪急，第一次渡河時，曹鵬異常緊張，坐在船上一動也不敢動。船行至一段險處，船老大和船工齊聲喊起震天的號子：“劃呀、劃呀、劃呀！”曹鵬和戰友們也跟著一起喊。“冼星海是位偉大的作曲家，他譜曲的《黃河大合唱》描繪的音樂氛圍和我渡河時的情形一模一樣。”后來在敵人的槍林彈雨下部隊又兩次渡河，好在都有驚無險。“我一生指揮過很多次《黃河大合唱》，我把它稱為中國的《第九交響曲》。激昂澎湃的旋律，每次指揮，我眼前都浮現出戰士們渡黃河的場面。”
回首早期的音樂之路，曹鵬說：“我的道路不是一般的，我用音樂進行革命，在斗爭中成長。為了拯救苦難的中國，我們這群20多歲的熱血青年，冒著生命危險，走上了革命理想之路。在那戰火紛飛、艱難困苦的歲月中，我們自信樂觀，不屈不撓。”
“藝術人生全新的重大起點”
1949年后，文工團轉業至地方。曹鵬隨即被調入“上海電影制片廠交響樂隊”（上海電影樂團前身）任隊長兼指揮，全權負責組建樂隊及指揮配樂。
來到上海這座國際化大都市，展現在曹鵬眼前的是完全不同的音樂世界。濃厚的商業氛圍，不斷壯大的市民階層，加之海派文化的影響，讓上海成為中國近代音樂發展的橋頭堡。國際著名音樂大師來此巡演，外籍音樂人匯聚一堂，給曹鵬這一代中國音樂家提供了迅速成長的良機。在上影廠，曹鵬先后指揮樂團為上海解放后的首部電影《農家樂》、音樂家賀綠汀作曲的影片《宋景詩》《勝利重逢》《翠崗紅旗》《大地重光》等多部電影配樂，而且由他“帶兵”，總能以最短的時間出色完成任務。
1954年，文化部決定在全國選拔5名音樂人才，赴蘇聯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樂學院留學，該院的交響樂指揮系在全國考試中僅有一個錄取名額，數百名競爭者中，曹鵬脫穎而出。在一輛從蘇聯開來的專列上，他踏上了“藝術人生全新的重大起點”。
“我以為自己很懂指揮，到了這里才發現，我其實什么都不懂。”20世紀50年代，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樂學院匯集了一批蜚聲世界的蘇聯音樂大師，大作曲家肖斯塔科維奇、哈恰圖良，小提琴家奧依斯特拉赫、柯崗等都在此任教，曹鵬跟著指揮系的權威導師金茲布爾克不斷精進提升。
一晃6年過去，到了畢業生舉辦作品音樂會的時候，曹鵬想起一年前從報紙上看到小提琴協奏曲《梁山伯與祝英臺》在國內首演大獲成功的新聞，便萌生了辦一場“中國交響樂作品”專場音樂會的想法。“那時候外國人都認為中國沒有交響樂，這是偏見。”曹鵬說，小提琴協奏曲《梁山伯與祝英臺》取材于家喻戶曉的民間愛情故事，它吸取了越劇中的曲調，綜合采用交響樂與我國民間戲曲音樂的表現手法，整體采用了奏鳴曲式結構，單樂章，旋律唯美凄婉。“我介紹這個曲子時，告訴他們這是東方的《羅密歐與朱麗葉》，他們就懂了，《羅密歐與朱麗葉》也是講愛情，也是個悲劇。”
1960年10月5日，在莫斯科工會大廈圓柱大廳，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一周年的“中國交響音樂會”專場拉開帷幕，這是我國音樂史上第一次在海外演出中國交響樂作品專場。彼時，35歲的曹鵬指揮著莫斯科交響樂團，通過國際轉播，將中國交響樂奏響在國際舞臺，場內掌聲雷動，場外，音符化作彩蝶，通過廣播向遠方的親人和故土傳遞著愛的致意。
1960年，由曹鵬指揮的“中國交響音樂會”專場在莫斯科拉開帷幕。
“走到人民里頭去”
學成歸國后的曹鵬脫胎換骨，作為新中國詮釋俄羅斯古典音樂作品最優秀的指揮家之一，他加入了由著名音樂家黃貽鈞帶領的上海交響樂團，并暗下決心，要傾其所學，徹底改變“以前上海灘基本上都是外國人指揮交響樂隊的歷史，為中國音樂事業的發展努力奮斗”。
壓在曹鵬這一代交響樂人肩上的任務是艱巨的，不夸張地說，那時的中國交響樂事業幾乎是白紙一張，人才稀少，聽眾更少。怎么辦？曹鵬的方法是把交響樂請下神壇，“不要擺派頭，要好好地走到人民里頭去”。下廠、下鄉、下基層，那些年，曹鵬帶著樂團走進工廠、農村、軍營、學校，足跡遍及上海大大小小的地方，后來更延伸至全國各地。
一次，曹鵬帶著樂團去上海當地一家電纜廠演出，問工人知不知道什么是交響樂，工人答：“交響樂么，交關（滬語，意為非常）響嘍。”眾人笑成一片。曹鵬不氣餒，從組成交響樂隊的各組樂器一點一點講起，什么是小提琴，什么是長笛，小號、圓號有什么區別。這還不夠，他又把《洪湖水浪打浪》改成小提琴獨奏，把《十送紅軍》改成長笛獨奏，把《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改成銅管演奏，通過這種方式讓人們進一步熟悉每種樂器的特征。最后，配合曹鵬對作品本身形象生動的闡釋，想聽不懂都難。果然，等曹鵬講完，工人都改口了：“交響樂，交關好！”
“我的使命是普及交響樂，而基層才是最大的劇院。”曹鵬說。改革開放后，進入上世紀80年代，他的交響樂普及走向高潮，特別是通過上海人民廣播電臺舉辦的“星期廣播音樂會”，數以萬計的聽眾足不出戶就能欣賞交響樂。星廣會至今仍陪伴著一代又一代與中國交響樂事業一同成長的聽眾。音樂家賀綠汀曾說：“一個民族需要創作自己的藝術經典，同時也需要能夠欣賞藝術經典的民眾。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才會看清曹鵬這種努力的真正意義和價值。”
“讓外國人了解中國的交響樂，對我來講也是一生中很重要的經歷和使命。”曹鵬告訴記者，普及交響樂的同時，帶領樂團走向國際舞臺也是他孜孜不倦在做的事情。
1975年11月，新中國成立以來國內大型交響樂團的首次海外出訪拉開帷幕，包括胡松華、李谷一在內的一大批著名音樂家，與曹鵬帶領的上海交響樂團共赴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家演出。公演曲目有交響音樂《智取威虎山》、鋼琴協奏曲《黃河》、交響組曲《白毛女》等。不少觀眾從幾百里之外趕來看演出，他們鼓掌、歡呼、跺腳，演出結束了，還久久不愿離去。
“那些年，我帶著不同樂團去了許多國家，總是帶著中國作品。讓世界通過音樂了解中國，是一個中國指揮家的責任。”通過曹鵬，全球越來越多目光開始注意到中國交響樂的發展，也通過中國交響樂了解這個自立自強的國家和民族。
音樂是座金礦
《環球人物》：前段時間您以99歲高齡再次登臺指揮《梁山伯與祝英臺》，這個新聞一出，下面很多人評論說，這么大歲數了還折騰不辛苦嗎？對此您怎么看？
曹鵬：我平常是容易累的，年紀到底是99歲了，做事不大做了，但是只要有演出我就很興奮。我認為這個是我作為文藝工作者的本分，我只要站上舞臺就應該很好地為大家服務。演出就要很好地傳達音樂的本質還有它的內涵，幫大家去理解這個作品，我希望人家從我的音樂會上收獲到東西。而且和年輕人一起，我就成了“90后”，真的一點兒不會累。
我還記得，一個自閉癥孩子有天聽完音樂會后突然抱住我說：“曹爺爺，你要活到120歲。”120歲太長了，我估計到100歲問題不是特別大。到時候再辦場音樂會，我還上臺指揮。
《環球人物》：這場音樂會最后，您特地選了一首熱情的《龍舌蘭》作結，為什么選這首曲子？
曹鵬：《龍舌蘭》是我自己改編的一首交響曲，它本來是首管樂曲。龍舌蘭是生長在墨西哥的一種植物，它藍色的粗壯葉子可以釀成烈酒。結尾的時候，我就指揮著臺上近200人的樂隊還有160名小號手共同演奏了這個曲子，我讓他們在演奏過程中大聲喊出“Tequila（龍舌蘭）”，所以當天現場非常熱鬧，最后座位上的觀眾也都站起來了，跟著我們一起喊：“Tequila！”
看見大家跟隨音樂搖擺，我說這又是一次交響樂的普及。我最反感所謂的音樂家高高在上，狂妄自大。誰說聽音樂會一定要正襟危坐，搞得很嚴肅，大家想鼓掌就鼓掌，想歡呼就歡呼，重要的是收獲歡樂、幸福。
《環球人物》：在您看來，咱們國家現在算“音樂強國”了嗎？或者說，您認為在哪些方面還有差距？我們還應該做哪些努力？
曹鵬：早在蘇聯留學的時候，我就親身體會到當地民眾極高的音樂素養。為什么那里盛產優秀的音樂家？因為他們對音樂教育、音樂普及非常重視。我們國家現在強大了，但是音樂事業還需要發展，我曾經說，“音樂就是文化，文化興，國家興；文化強，國家強。”
我做普及，其實是為中國至少20年后的交響樂培養聽眾、培養人才。1995年從上海交響樂團離休后，近10多年，我更忙了，去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學、上海交通大學等各個學校的交響樂團指揮，組建上海城市交響樂團、上海學生交響樂團、上海城市青少年交響樂團，還有關愛自閉癥兒童的“天使知音沙龍”，通過學習音樂、演奏樂器打開這群“星星的孩子”的世界。我覺得還是要想辦法讓更多年輕人了解音樂、了解交響樂，并最終愛上音樂、愛上交響樂。
做指揮這么多年，我把音樂比作一座金礦，自己就是永不退休的老礦工，用一生的摯愛和激情不停地挖掘，不停地開采，因為這座金礦中有道德的真諦、文明的精華、人性的光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