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慶后的傳奇與“傳旗”

　　人物簡介：宗慶后（1945年—2024年），出生于浙江杭州，1987年創立杭州上城區校辦企業經銷部（后改名為杭州娃哈哈營養食品廠），1991年成立娃哈哈食品集團公司，去世前任杭州娃哈哈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

        2月28日，杭州下起了雨。當天一大早，許多人冒雨趕來，參加著名企業家宗慶后的追思會，向他送上最后的致意。

　　79歲的宗慶后在25日上午因病去世。之后不斷有杭州市民來到上城區清泰街160號，將一束束鮮花擺放在門口。這里是宗慶后創業的起點，門內那棟看著有些土氣的灰色六層小樓，是娃哈哈的誕生地。直到去世前，他仍在這里辦公。

　　“娃哈哈是從校辦企業起家的，在早年常常被人看不起，所以宗總從一開始就強調艱苦奮斗、自強不息。他自己則把這種精神踐行到了極致。”娃哈哈集團的工作人員對《環球人物》記者說。

　　斯人已逝，而他的人生故事似乎仍未講完。

　　傳奇之膽：“為稻粱謀”

　　對宗慶后來說，創業是看似主動實則被動的選擇。他的祖父當過張作霖手下的財政部長，父親是國民黨政府的公務員，母親是一名小學老師。國民黨敗走后，作為舊官僚后代，宗慶后一家的生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家里兄妹5人，父親沒有工作，只靠母親的工資度日，這讓兒時的宗慶后飽嘗了貧困的滋味。

　　盡管學習成績很好，但初中畢業后，宗慶后迫于困窘的家境，不得不輟學，干起了小買賣。他曾走街串巷叫賣爆炒米，曾在寒冷的冬夜到火車站賣煮紅薯，心里卻仍未放棄讀書的念頭。

　　1963年，宗慶后聽到消息，說浙江舟山馬目農場在杭州招收知識青年，不論家庭是何成分都可以報名。這對于當時的宗慶后來說，幾乎是唯一改變命運的機會，他馬上抓住了這根救命稻草。

　　馬目農場本是關押犯人的勞改所。農場里的工作不是挖溝修壩，就是拉土堆石，大多數城里來的年輕人難以承受，有人晚上偷偷躲在被窩里哭，還有人索性當了逃兵。18歲的宗慶后堅強地承受著，因為表現突出，還被評為了舟山地區的“上山下鄉積極分子”。

　　一年后，馬目農場收縮，宗慶后輾轉來到紹興茶場，面對的同樣是高強度體力勞動——種茶、割稻、造地，甚至開山打石，他一干就是14年。

　　“在社會的最底層生活過，你就能體會一切為了稻粱謀的心情。這也是我看到農民推著三輪車上坡，就忍不住下去扶一把的緣故。”宗慶后曾對《環球人物》記者說，“我成為企業家并非出于本能，也不是真正的性格使然，只是在一個找不到出路的年代，使勁為自己找一條出路。”

　　1978年是宗慶后的人生轉折點。在經歷了15年的下鄉之后，33歲的宗慶后回到杭州，接替退休的母親，到上城區郵電路小學校辦工廠當工人。

　　當時北京已經傳出改革開放的消息，宗慶后預感到一場變革正在醞釀。他當時的夢想是有一家自己的企業，并一直在尋找機會。但1987年之前，這個機會始終沒有降臨。

　　為了生計，宗慶后輾轉于幾家校辦企業之間，做過推銷員，蹬著三輪車賣冰棍、賣文具，背著幾臺落地電扇擠在綠皮火車上，在簡陋的招待所里打地鋪，在廣交會大門外擺地攤……直到42歲那年，機會終于來了。

　　1987年，上城區文教局要對下屬的校辦企業經銷部采用承包經營的方式，公開選拔經銷部負責人，要求是在當年創利4萬元。宗慶后毛遂自薦，借了14萬元，承包下校辦企業經銷部。他承諾當年創利10萬元，“當時大家都覺得不可思議，但我心里是有底的”。

　　最初的員工只有宗慶后和兩名退休老師，一切都要親力親為。宗慶后每天騎著三輪車賣冰棍、文具。一根冰棍賣4分錢，利潤只有幾厘。但在賣貨的過程中，他發現不少孩子存在食欲不振、營養不良的問題，這令他看到了商機。

　　1988年，宗慶后推出國內第一款專門為兒童設計的營養液，在市場上一炮而紅。此后，銷售額從第一年的488萬元飛速增長到第三年的9800多萬元。

　　1989年，宗慶后將企業改名為“杭州娃哈哈營養食品廠”，娃哈哈品牌正式誕生。不久后，企業產值突破了億元大關。1991年，宗慶后用8000多萬元投資，帶著當時只有146人的娃哈哈，兼并了處于虧損狀態、擁有2000多名職工的國營老廠杭州罐頭食品廠，實現了企業的跨越式發展。

創業初期，宗慶后騎著三輪車將練習本送到學校。

宗慶后早年的辦公照。

        “宗慶后是改革開放后中國第一批企業家的代表人物，既是實踐者，也是受益者。當時中國剛開始出現獨生子女問題，比如偏食、營養不良等，宗慶后抓住了家長們的焦慮心理，及時推出了兒童營養液，當時的廣告語‘喝了娃哈哈，吃飯就是香’一下子火了。宗慶后42歲還騎著三輪車賣冰棍，兩三年后就成了營收過億元的企業家。這確實是一個傳奇。”財經作家崔傳剛對《環球人物》記者說。

　　傳奇之苦：“摸爬滾打”

　　在“快魚吃慢魚”的時代，宗慶后的商業口訣是“領先半步”。

　　為了構建銷售網絡，他每年會用大量時間深入一線市場調研，“我用腳來丈量中國的市場，深入到窮鄉僻壤、犄角旮旯，‘中國市場地圖’就是這樣在水里火里、摸爬滾打中摸透的”。可以說，娃哈哈覆蓋全國的銷售體系是宗慶后“一步步”用雙腳建立起來的。

　　娃哈哈集團的工作人員對《環球人物》記者回憶：“宗總辦公室里最多的‘書’就是中國各省地圖。一年當中，他有超過200天的時間奔走在全國各地，為的就是讓銷售網絡像毛細血管一樣滲透到縣鎮鄉村，讓新產品在一周之內鋪遍全國。”

　　在員工眼中，宗慶后像一臺不知疲倦的機器，平均每天工作16小時，經常住在辦公室里，方方面面沒有他不管的事情。

　　娃哈哈剛生產果奶的時候，有一次裝貨工人不夠了，來不及發貨，宗慶后聽到消息馬上趕過去，把外套一脫就開始裝貨，等貨發出去，他渾身像水洗了一樣。

　　還有一次，宗慶后的喉嚨動手術，住在醫院里沒辦法工作。手術第二天，他就翻身下地，跑出了醫院。因為沒辦法講話，他手里提了一塊小黑板，拿著粉筆去車間巡查工作，每到一個地方，覺得有疑問，就把問題寫在黑板上。如果車間人員的解釋他沒聽明白，就在黑板上寫下新問題……直到把所有問題都解決了，他才回醫院。

　　為了“領先半步”，更為了提高工作效率，公司幾乎所有決策都是宗慶后一人拍板。當他出差時，辦公室每天晚上要給他發送幾十份工作傳真，他再用電話做批示或者簽字回傳，遙控指揮公司的各項事務。年過古稀時，宗慶后還考取了基金從業資格證書；去世前一年，被病痛折磨的他躺在醫院的病床上，插著鼻管，依然在簽署文件。

　　宗慶后曾對《環球人物》記者坦言，自己的弱點就是事無巨細親力親為：“都說我在娃哈哈大權獨攬，這一點說得對，第一代民營企業家都有點這樣。不集權，內耗太大，根本做不起來，這是時代造成的。”

　　從2010年開始，宗慶后多次被胡潤全球百富榜、福布斯中國富豪榜評為“中國內地首富”。但與很多富豪同行相比，他的個人消費水平并沒有什么變化。

　　“宗總乘高鐵只坐二等座，乘飛機原來只坐經濟艙，后來腰不太好，才開始坐商務艙。”娃哈哈集團的工作人員對記者說，“除了特殊場合需要穿西裝外，他平時只套件夾克衫，腳上穿雙布鞋，時間長了，我們叫他‘布鞋老總’。他每年的個人開銷不到5萬元。”

　　有一次出差，天有點涼，宗慶后花了19.5元買了套內衣。員工問：“你為什么不買套貴點的？”宗慶后說：“穿我身上，人家都以為是上千的。”

　　在吃的方面，豆腐乳和咸菜是宗慶后的最愛。在杭州總部，他一日三餐都在食堂解決；不在杭州的日子，若無商務宴請，一個盒飯就可以打發。

　　業余時間，宗慶后既不打高爾夫，也不玩游艇、帆船，更不搞收藏，因為“不懂，還容易碰到贗品”。他沒有私人飛機，也沒時間旅游。出差的間隙，他會看看電視劇，其中看得最多的是《雍正王朝》和《亮劍》。

　　宗慶后曾說：“錢都是一點一點辛苦掙出來的，我確實不太會享受。在我看來，超過1000萬元的財富都應該屬于社會。我來自底層，懂得底層百姓的生活。”

2019年2月，宗慶后為員工發放新春紅包。

　　“傳旗”之難：“放不下心”

　　相比于宗慶后的個人生活，外界更關注的是他的接班人問題。

　　作為宗慶后唯一的孩子，女兒宗馥莉一直有“娃哈哈公主”之稱，但在她小時候，忙于工作的宗慶后并沒有多少時間關心女兒的學習和生活，甚至一度不知道她讀的是幾年級。
　　14歲時，宗馥莉要求父母送她到美國讀書，隨后只身一人漂洋過海。宗慶后是因為“罐頭出口到美國了”，才順道去看了一下女兒。

　　在美國讀完大學，2004年，宗馥莉回國，加入娃哈哈集團，從基層生產管理工作做起。在蕭山第二基地工作期間，她像父親一樣，總是第一個到基地，最后一個離開。

　　對于女兒，宗慶后既存在愧疚，也存在代溝和文化上的碰撞。剛進企業時，宗馥莉跟宗慶后鬧分歧，被“專制”后，會賭氣發起兩三天的冷戰。但慢慢地，她逐漸理解了父親的一些做法與觀念，比如公司不上市、不引進“空降兵”等主張。

　　這些改變令宗慶后欣慰，但他仍不放心。

　　宗馥莉最為大眾熟知的一次決定，是換掉了與娃哈哈合作20年的品牌代言人，改用新晉流量明星。從結果看，流量明星除了能夠在短期內帶來一定的銷量增長外，長期收效并不明顯。

　　對于自己培養多年的接班人，宗慶后似乎一直未能下定交班的決心。2017年，他曾表示：“民營企業不一定是子女接班，也可能由管理層接班。”

　　崔傳剛認為，“宗慶后對宗馥莉已經培養很多年了，應該說還是有所期待的，從之前的種種做法看，宗馥莉有自主性，也是一個很有想法的人。但有想法并不是成功的充分條件，娃哈哈目前面臨的困難還是挺多的，創新產品相對較少。當然，娃哈哈的銷售渠道更下沉一些，在三四線城市以下的市場更有優勢。但不管怎么說，現在的食品行業競爭非常激烈，宗馥莉面臨著很多挑戰”。

　　另外，娃哈哈未來的發展是否還會堅持“專一性”，也是外界關注的問題。

　　創業成功后，宗慶后沒有投身房地產，也不涉及金融領域，因為在他看來，實體經濟才是真正創造社會財富的經濟：“沒有實體經濟，搞什么都搞不好。實業不發展的話國家就不會發展，老百姓也不會富裕起來。”

　　他希望年輕一代的中國企業家、創業者能更多地專注于實業，因為只有實業做強了，中國才會真正強大。“實業是真正創造財富的，而資本運作只是將財富再分配，并非創造財富。如果大家都去分配財富，而沒有人去創造財富，那國家就垮掉了。”

　　2024年2月26日，在杭州娃哈哈辦公樓門口，市民擺放鮮花祭奠宗慶后。

　　“傳旗”之遠：“為大眾謀福利”

　　在崔傳剛看來，接班人問題是改革開放后第一代企業家所面臨的普遍性問題。

　　“那一代企業家相繼步入老年甚至晚年，都面臨尋找接班人的問題。雖然他們的子女普遍受過良好教育，有國際化的視野，但恰恰是因為從小生活優越、在海外留學時間長，對中國國情的了解反而不如父輩全面、透徹，在商業領域的經驗也不太豐富。”崔傳剛說，“如何抓住這個時代的新機遇，創造新輝煌，讓企業攀上新高峰，是‘二代民營企業家’所肩負的使命，這個壓力確實不小。”

　　宗慶后曾說，企業家的最高境界是“無我”“無物”，“為這個世界的進步提供建設性的思維模式和解決方案，才是企業家的價值所在”。正因如此，他非常看重自己全國人大代表的身份。在作為第十、十一、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的15年間，他一直關注著民生問題。

　　2010年，宗慶后在全國兩會上提交了14項建議、2項議案，內容涉及國民收入、住房、“三農”等，全部是關系國計民生的問題，其中尤以住房改革建議受到社會熱議。宗慶后強調，“開發商應把利潤控制在5%以內，這是國際上通行的合理范圍，也是人民的心聲”。

　　其實在發聲之前，宗慶后已經真刀真槍地干了起來。青年人的生計發展是他最為關注的問題。

　　當時娃哈哈集團有3萬名員工，多數是面臨住房問題的中青年，有些外地工人在公司干了幾年后，要回老家結婚生子。宗慶后希望留住他們，于是就拿出工廠用地面積的7%蓋了一批房子，以不到500元/月的租金，提供給收入低的外來工居住。此外，公司里還有一些買不起經濟適用房的本地員工，宗慶后也給了1200元/平方米的現金補貼，幫助他們買房。

　　宗慶后堅信，中國的長期經濟不會差，“因為中國人勤奮、聰明，都在拼命創造財富”，但他也關注著財富分配的另一個維度：公平。

　　2016年的全國兩會上，宗慶后對媒體說：“目前以‘80后’‘90后’為主體的年輕一代，普遍面臨著巨大的工作和生活壓力，僅一套房子就能把他們壓得透不過氣來。”他希望政府能保障每個年輕家庭有一套經濟適用房，“年輕一代安定生活，才會安心盡責地為企業工作，才能使企業發展得更好”。

　　“一不上市，二不搞房地產”是宗慶后一直堅持的原則，但他表示，“如果是造經濟適用房，我倒是愿意參與一下，給老百姓造點便宜的房子”，至于商品房，“如果這個錢我賺了，弄得老百姓買不起房子，我不會做”。

　　2023年末，病重的宗慶后在給員工的公開信中寫道：“路雖遠，行則將至；事雖難，做則必成。我相信，只要有愚公移山的志氣、滴水穿石的毅力，腳踏實地，埋頭苦干，就一定能夠把目標變為美好現實，創造幸福生活的美好畫卷！”

　　這是宗慶后的告別，也是他一生的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