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涌海：不會唱搖滾的博物學者，不是一個好的物理學家

1986年5月9日，北京工人體育館座無虛席，一場名為“讓世界充滿愛”的演唱會在此舉行，128名歌手同臺獻藝，紀念第37屆聯合國大會上確定的“國際和平年”。但其后的許多年里，這個夜晚留下的最深刻的記憶，屬于一個穿著開襟大褂、褲腳一高一低的小伙。他叫崔健，北京交響樂團當時的小號樂手。在這場盛大的演出上，他帶著一首《一無所有》登場，喚起了全場觀眾如潮的掌聲與口哨，并且一舉開啟了中國搖滾樂的歷史紀元。

那一夜的激情也傳到了北大。次年2月，北大舉辦首屆文學藝術節，崔健受邀助陣，1500人的大講堂擠進了3000人。演出第二天，一群學生自發成立了“崔健北大后援會”，首任會長就是把崔健請進燕園的學生會副主席李國慶——后來的當當網創始人。當然這只是據說，在另一個流傳的版本中，后援會核心人物是法律系的梁欽寧，梁漱溟的孫子。

不管是李國慶還是梁欽寧，他們在校園里掀起崔健熱潮的時候都不曾知道，人群中有一個物理系的大一學弟，雖然看上去不像別人一樣瘋狂，卻從此在心里種下了一顆音樂的種子。他買了一把吉他，在宿舍里默默摸索，從最簡單的指法到基礎的和弦，練到臨近畢業，已經可以自己寫歌了。不過他并沒有將音樂當作職業的選擇，而是去了北科大繼續鉆研物理，后來又進了中科院的半導體所，逐步成長為該領域的優秀科學家。

直到2011年的一支刷屏視頻，才讓他以音樂人的身份被更多人所知。那是他和友人的一次聚會，其間興之所至，攬起吉他鏗鏘掃弦，高歌了一曲李白的《將進酒》，蒼勁激亢的嗓音將盛唐詩仙的憂憤與豪縱詮釋得淋漓盡致。而在那之后幾年，人們再次從竇唯2017年推出的新專輯《山水清音圖》里看到了他的名字，更加驚覺他的才情原來不止是一個行吟江湖的業余歌者那么簡單。

他就是陳涌海，網絡人稱“搖滾博導”。

陳涌海。本文圖/受訪者提供

博物

最近，陳涌海又出了兩本書，一本曰《尋蟫記》，一本曰《尋蕓記》。

蟫，讀作yín，古代辭書《爾雅》和《說文解字》中釋為“白魚”，東晉郭璞著《爾雅注疏》解為“衣書中蟲”，唐代詩僧寒山將其寫入詩中，謂“三五癡后生，作事不真實。未讀十卷書，強把雌黃筆。將他儒行篇，喚作賊盜律。脫體似蟫蟲，咬破他書帙”。蕓，則顧名思義，一種植物，三國時期的郎中魚豢編纂《典略》稱“蕓香辟魚蠹，故藏書臺稱蕓臺”，宋代《夢溪筆談》中更有詳述：“古人藏書辟蠹用蕓。蕓，香草也，今人謂之七里香者是也。葉類豌豆，作小叢生，其葉極芬香，秋后葉間微白如粉污。”

所以簡單概括起來，這兩本書，一本是關于“蛀書蟲”的，一本是關于“驅蟲草”的。表面看去，這是屬于博物學的話題，翻檢目錄才發現也涉及詞源考據的名物研究，開卷細閱則又知還有探尋過程中的游記與日志夾雜其間。但不論怎樣，它們似乎都與一位物理學者或者音樂人相去甚遠。

陳涌海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推動他寫兩本書的動力無非是“我好奇，我高興，我愿意，我較真”，至于效果，他的心里也沒底。“我不是做文字工作的，沒有任何經驗，不太清楚我的文筆在這類書里算怎樣。”不過事實證明，他的擔心略顯多余，出版編輯薊小豚在看過書稿后感嘆：“這樣自由而豐富的心靈，才能寫出這樣有趣而‘無用’的文字來。”

所有的緣起，始于閱讀。著名的拉美作家加萊亞諾寫過一篇題為《文字粥》的短文，其中有這樣一段話：“它的大小和光亮像是一滴眼淚。科學家們叫它衣魚，它卻叫自己‘白魚‘，雖然它不是魚，也沒見過水。它也不是蛀蟲，但它專注于啃書。它找到什么吃什么，小說、詩歌、百科全書，它一點一點地大口吞咽著文字，不管是哪種語言。”偶然讀到它的陳涌海，被美妙的比喻打動，于是去網上了解了一下衣魚的介紹，方才知道這種生物不僅有著許多各自相異的名字，也經常出現于中國古代的詩文里。而當檢索圖片時，他又被其在書頁之中留下的蛀痕所吸引，那是一種特殊的美感，“與書法筆畫間的起落有某種神秘的呼應”。

于是他的思緒徹底被牽絆住了，一頭扎進浩如煙海的文獻資料里，四處搜尋小蟲的蛛絲馬跡。這個過程中，他又注意到了蕓草的身影，索性一題變作兩題，朝著更大范圍邁出探覓的步伐。從2015年春節到2019年，陳涌海在蟲蟲草草的世界里穿行了五年，本來就近視的雙眼為此加深了一百多度。“我原來還想寫一個《尋驔（diàn）記》，因為看資料的時候發現古代的馬也會有不同的詞用來描述。又發現了‘鐔’（xín）這個字，也搜了一大堆資料。后來一想，算了別寫了，這東西越寫越沒頭兒。”

在此之前，除了半導體領域的科研論文以及信手揮就的歌詞、詩歌，陳涌海從未涉足過其他寫作，一來沒那么多精力，二來大部分的業余生活都給了音樂。之所以如今才進行了一次全新的嘗試，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隨著退休越來越近，時間越來越多”。

1967年出生的陳涌海，今年57歲了，用他的話講已經快走到職業盡頭了，不太可能為科學再作出更大貢獻。按照普遍的情況，這么說倒也沒什么問題，但在通常的理解中，科學研究不只是一份職業，更是一種志業，可以投入終生，不受年齡限制。然而就陳涌海的專業方向而言，事實并非如此。

“我的工作是通過實驗研究半導體材料的一些特殊的物理性質。對于應用研究的科研人員，如果你愿意，永遠可以找到發揮余熱的地方，做理論研究的也差不多，但我們這種需要實驗室條件的基礎探索研究，除非單位返聘，否則不太能再去維系你對物理的所謂愛好。客觀上說，我在科學上不太可能再作出更大貢獻了。”陳涌海說，再過幾年，自己在物理方面可以繼續發揮作用的空間也許就只剩下教書育人一個了。

不過，他已經做好準備了。“無所謂，因為我有很多別的愛好，到時候就把時間精力轉到那邊去。”在他的規劃中，未來有意再寫一本有關“詩歌與科學”的書，特別是從去年開始愛上爬山以后，這個題目可能會具體到帶有科學元素的山水詩上。“能寫出個什么東西我也不知道，盡自己努力去寫吧，我覺得任何一個事情只要理解深了、相關的資料找多了，應該總能弄出一些東西來。”

物理

在半導體領域深耕了三十余年，他先后主持了國家重點基礎規劃項目和課題、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和面上項目、中科院重點項目等十余個科研項目，曾任973項目首席科學家，獲得國家授權發明專利十余項，尤其關于量子阱的一系列研究，更是填補了國際性的空白。但在最初的起點處，他邁向這條學術軌道的腳步卻多少有些機緣巧合。

從小數學和物理成績就突出的陳涌海，高考時很自然地填報了北大物理系的志愿。但本科時，物理專業是不分具體方向的，所以直到畢業，他也不知道自己何去何從。“在那個時代，沒有那么多的信息接觸，對物理的興趣一直是飽滿的，只是無法明確地說對哪個東西很感興趣。”恰好此時看到北京科技大學的陳難先教授那里有推薦讀研的名額，他便決定再給自己幾年探索的時間。“讀了三年研究生，最終做的畢業論文是強激光下調制摻雜異質結中的電子研究，跟半導體有關系。”

只是，三年緩沖仍舊沒有給陳涌海指明一個確定的發展路徑，不過因為已經認識了后來的妻子，為了守護愛情，他必須先找到機會讓自己留在北京。他去過清華和北理工求職，想著做個老師也不錯，還去過當時尚有一眾電子廠的798一帶找工作。后來是導師陳難先將他推薦到了中科院半導體所，輔助時任副所長的王占國先生從事研究。“當時科研氣氛還不是很濃烈，除了學習和掌握一臺剛引進的先進光譜儀器，業余時間基本上全花在文藝愛好上了，這樣過了兩三年，覺得應該在學術上更進一步，于是又讀了一個在職的博士。讀的時候有個機會到香港科技大學做訪問學者，接觸到楊志宇老師，開始比較深入地接觸和理解半導體。等到經過博士論文的鍛煉，算是對半導體研究有了興趣。”

陳涌海記得，北大時他們那一屆的物理系同學有120人左右，畢業之后有人出國、有人轉了專業、有人進了公司，至今仍然從事科學研究的不超過20個。原本自己只是其中不上不下的中等成績，卻沒想到最后成了一路走到底的一小部分。

“可能跟個人性格有關吧，沒有冒險精神，也可能跟外省青年（身份）有關，比較求穩。”陳涌海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他一直認為自己是一個晚熟的人，從小內向，獨來獨往，上了北大以后，宿舍里開臥談會，其他人揮斥方遒、指點江山，他也總是那個話不多的保守派。

有時候，陳涌海懷疑這種內斂的秉性也許源于小時候的經歷。祖籍湖南永州的陳涌海，因為父親曾是軍人，所以出生在廣西。長到沒幾歲的時候，父母又生下了第二個孩子，于是年幼的他便被送回老家，交給祖輩照料。用今天的話說，他過了幾年留守兒童的日子。“我不太清楚跟這個有沒有關系，但確實性格跟我弟弟妹妹是不一樣的。印象中幼兒園的老師會經常表揚我，乖孩子，很省心。”

即使后來父親復員，一家人得以團聚，但因為家里有三個孩子，父母還是沒有精力給予細心的呵護和教養。陳涌海就這樣在一種放養的狀態中長大，自由自在卻也橫沖直撞。永州是一座小城，那里的生活單調而沉寂，接觸不到什么特別的東西，也沒有人會去指點他。唯一的新鮮經歷是中學時，從湖南師范大學來了幾個實習老師，領著他們以實地考察的形式學習柳宗元的《永州八記》，在山水之間感受古老文字中留駐的秀美與雅致。

所以少年時代的陳涌海，精神世界并不豐裕。他喜歡打籃球，喜歡讀《武林》雜志，除此以外便再無特別的興趣愛好。轉業后的父親在電影院工作，單位家屬樓緊挨著露天放映場，沒事的時候，陳涌海還會下樓或者搬個凳子坐在家門口的走廊上看免費的電影，一直到去北大讀書之前，他幾乎把那十來年的電影看了個遍。

“那時候的電影里面，總有那種時髦青年彈吉他。我打籃球時也認識了一個小伙子，他家就住在籃球場邊上，經常拿把吉他站在那里，看得我很羨慕。等到上了大學，錢都是自己拿著，我就跟我們宿舍的人去買了一把吉他，六十七塊錢，花了兩個月伙食費，是我大學唯一的‘大額投資’。”陳涌海說。

搖滾

其實1987年文學藝術節之前，崔健還去北大做過一回演出，就在曾經的學二食堂。那次演出，陳涌海也去看了。

他還清楚地記得，那是一個周末，因為每個周末食堂里都會舉辦舞會，吃飯的桌子往墻邊一挪，中間空出來的場地便是舞臺。其時，他剛入學不久，對什么都好奇，聽說有個演唱會，就過去瞧瞧熱鬧，沒承想推開了一扇鎖著別樣風景的大門：“就覺得居然有這樣的音樂，原來只聽過臺灣那種校園歌曲，還有王潔實、張行什么的，這是第一次聽到搖滾。”

陳涌海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因為崔健特殊的口齒和咬字，當時的自己其實并沒有聽懂歌詞，包括1987年那次，依然聽得迷迷糊糊。“我到現在都記得很清楚，他不是有首歌唱‘快讓我在雪地里撒點野’嘛，我聽成了‘快在我的鞋底里撒點鹽’，還心想在鞋里撒點鹽啥意思。”直到幾年以后，一個大學好友送給他一盤《新長征路上的搖滾》，這才搞清楚那些歌里唱的究竟是什么。

盡管不明其意，搖滾的種子卻已播種在了陳涌海的心里。用那把六十七塊錢的吉他自學了三年多，他覺得自己也許可以嘗試著寫點什么了，于是跑到國家圖書館借了幾本書，大致了解了一下作曲的方法，然后便摸索著琴弦，用簡譜在紙上記下一段段旋律。其中第一首真正完成的創作，即是對崔健的一次模仿。

陳涌海讀書的年代，音樂是大學里一道醒目的風景，尤其是北大和它隔壁的清華，到處都有彈琴的少年、駐足的姑娘，歌聲飄揚在風中，漫天皆是青春的氣息。后來，一些彈琴的少年成為了職業音樂人，一部分創作在1994年匯聚成了一張名為《校園民謠》的專輯，掀起一時風潮。

陳涌海的身影卻始終不在這些人群中。一來，他沒有吸引別人聆聽的愿望，人多了反而還會不好意思，何況自己的技術也不是那么好；二來，大部分人的彈唱無非都是羅大佑、黃舒駿之類，他雖然也很喜歡聽，但唱的話，還是只想唱自己的歌。更為根本的是，對于那種青春憂傷、風花雪月的吟唱，他當時并不感冒：“我也寫過那種軟不啦嘰的歌，純粹就是畢業的時候有些傷感，并不把它當一回事。”

很多時候，陳涌海都像是一個旁觀者。他跟隨著人群邁步向前，不隱逸也不緊追，沒有刻意地另辟蹊徑，走著走著卻發現并非同路。與時代的際遇亦是如此。有幸走過蓬勃躍動的80年代，他也曾流連其中：1986年，中央工藝美院的一群學生在北大搞“觀念21”行為藝術，他去看了；1988年，徐冰展出 “析世鑒-天書”，他去看了；1989年，中國美術館舉辦“中國現代藝術大展”，他也去看了；圓明園的廢墟他常去溜達，一些藝術家已經開始在附近聚居；《朦朧詩選》出版，他搶先買來讀；他還抄過海子的詩句送給女同學，彼時那個純潔、敏感而又倔強、偏執的詩人尚未流行開來……所有持續一生的文藝愛好，都是由此培養起來的，以至于回首北大歲月，最深刻的記憶全是這些。但他從來沒有一種強烈的意識，覺得自己是所謂80年代的遺民，無論時移歲易，底色不變，永遠烙印著當初的精神痕跡：“我只是浸潤過那個環境，體會到了一些，但是感受不是那么多。”

9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科研的擔子越來越重，陳涌海在音樂上可以揮灑的精力變得有限。而且年歲增長，心態漸穩，也不再迫切需要宣泄。純粹的搖滾慢慢從他的創作中淡出了，消停了十年之后，他開始轉而以詩入歌，《將進酒》便是這一類型的起程之作。然而在他內心里，雖然《將進酒》如今更為世人熟知，卻不算是自己的代表作，真正能夠體現音樂追求與表達的還是早年的《廢墟》《張木生》：“那是我覺得有個人特色的、跟別人不太一樣的歌，《將進酒》沒有什么創新，就是一個很常見的旋律。”

當然，無論《廢墟》還是《張木生》，抑或是《將進酒》，聽陳涌海的歌，總會給人一種感覺：他大抵應該是那種“酒酣胸膽尚開張”的性情之人。其實這只是一個美好的誤解而已。他會喝酒，但量不大，而且談不上喜歡。他的音樂里并無酒氣，時有醺意不過是清醒的沉醉、克制的放浪。“我不是那種特別激情的人，不是酒神精神的人，不管我做任何的事情，都還是比較理性的。”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