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6月24日上午，全國科技大會、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兩院院士大會在京召開，右二為李德仁院士，右五為薛其坤院士。
今年的大會很不尋常。
由于工作原因，中國科學院科技發展戰略領域的一位學者參與過不少科技活動，對此類大會并不陌生。但今年，全國科技大會、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兩院院士大會3場科技界盛會合而為一，這在歷史上是首次。
位列此次“三會”之首的全國科技大會是個重要信號。“全國科技大會是很少開的，它的政治性特別強。每次科技大會都會影響到多少年的決策。”這位學者告訴《環球人物》記者，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召開，我國迎來“科技的春天”；1995年、2006年分別召開了兩次全國科學技術大會。2006年大會部署實施了《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之后，全國科技創新大會分別于2012年與2016年召開。其中，2016年的全國科技創新大會與兩院院士大會、中國科協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共同舉行，被稱為“科技三會”。“科技三會”召開的這一天——5月30日，后來被設立為“全國科技工作者日”。“可以說，2006年的大會影響了我們近20年。”他說。
2021年，國家“十三五”科技創新成就展上展出的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獎章。
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今年一改在每年1月舉行的慣例，第一次在盛夏的6月召開。6月24日大會召開那天，這位學者也在現場。人民大會堂內，會場的布置簡潔莊重，當中掛著一條鮮艷的標語，紅底白字：全面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銳意進取，發憤圖強，努力推進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加快建設科技強國，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而不懈奮斗！與會者全部正裝出席，按座位有序就座。他注意到，院士們的臉上是“抑制不住的激動”。
以下是《環球人物》記者與這位學者的對話。
“現場的掌聲就沒斷過”
《環球人物》：今年大會您在現場，回憶當時的場景和氛圍，有什么令您印象深刻的細節？
受訪者：典禮開始之前，同志們都很期待。頒獎時，現場的掌聲就沒斷過，真是發自內心的掌聲，作為科技工作者，大家都感覺與有榮焉。
兩位最高獎獲得者非常謙虛——感謝國家，感謝家人，感謝團隊。李德仁院士在發言時說，科技創新要以國家重大需求為牽引；薛其坤院士認為，我國基礎研究正處于歷史上最好的發展階段。這兩句話令我印象深刻。
《環球人物》：今年全國科技大會、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兩院院士大會首次“三會合一”。我們該怎樣理解這樣的“首次”？
受訪者：將三會合一舉行，突顯了科技在國家發展中的核心地位，體現了黨和國家對科技的重視程度前所未有，許多跡象證明了這一點。比如，現場一位獲獎者說，除國務院的印章外，今年的獲獎證書上還首次加蓋了中共中央委員會的印章。
總的來說，大家的一個整體感覺是，黨中央對目前科技發展的態勢認知很清晰，目標很明確，路徑也很清晰。大會不僅有利于展現科技界的成就，也增強了科技工作者的凝聚力和使命感。
“迎來又一個春天”
《環球人物》：相較于往年，在您看來，今年的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得主有什么特點？
受訪者：獲得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一般需滿足以下3個條件之一：一是在當代科學技術前沿取得重大突破，二是在科學技術發展中有卓越建樹，三是在科學技術創新、科學技術成果轉化和高技術產業化中創造巨大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等。
今年的兩位獲獎者中，李德仁院士是攻克核心技術，為國家作出重大貢獻，薛其坤院士則是在基礎研究層面取得重大突破。
不過，今年薛其坤院士獲獎應該說屬于“特殊情況”。此次頒獎之前，歷屆最高獎得主獲獎時的平均年齡約為83歲——為什么？因為科學研究的長期性決定了技術突破的長期性，這背后往往是科學家在某個領域窮盡一生的努力和積累，可想而知這個獎項的難度。
薛其坤院士的獲獎與近年來我國對基礎研究的重視密不可分。自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對基礎研究的高度重視，使得我們有條件保障更多科技工作者能在科技最前沿探索，勇闖科技“無人區”，挑大梁、擔重任、當主角，在許多領域創造了多個“第一”，我國基礎研究“迎來又一個春天”。“史上最年輕的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得主”薛其坤院士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150多斤掛面
《環球人物》：在您看來，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在我國科技獎勵組織體系中處于什么位置？
受訪者：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由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工作辦公室負責，于2000年首次頒發，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五個國家科學技術獎中最高等級的獎項。
在我國科技獎勵組織體系中，我認為它是最高的存在，是對獲獎者一生科學事業和科學成果的肯定，相當于“終身成就獎”。
也正因為如此，最高獎的評選非常嚴格，在2004年度、2015年度都曾出現空缺——寧缺毋濫，沒有合適的人就不評。
《環球人物》：自2000年至今，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已授予37人。回顧這20余年的歷程，當中有哪些變化？
受訪者：隨著我國科技獎勵制度改革發展，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也歷經幾次變化。比如按照2017年發布的《關于深化科技獎勵制度改革的方案》，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獎金額度由500萬元／人調整為800萬元／人，并將其全部授予獲獎者個人——該獎設立之初，規定500萬元獎金中，50萬屬獲獎人個人，其余450萬用作科研經費。
再比如，根據《關于深化科技獎勵制度改革的方案》，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獎章首次被設計出來。獎章中心圖案為5顆五角星，象征國家獎；外圈采用飄帶、牡丹花和翅膀等視覺元素，包含榮譽、吉祥和科技事業展翅高飛等美好寓意。
該獎項還全面實行提名制，全面放開專家學者提名，同時取消了單位提名的名額限制，對提名者資格條件、提名程序等機制進行了規定，等等。
這些改革的目的很明確，就是為了讓評選更加公平公正，讓獲獎科技人員的榮譽感和使命感更強。
《環球人物》：從這37名獲獎者來看，當中又有哪些一以貫之的東西？
受訪者：科學家精神，特別是胸懷祖國、服務人民的愛國精神。這一點我深有感觸。
我和許多科學家打過交道，他們普遍自我要求非常高，迫切希望為黨和國家貢獻自己的力量。包括李德仁院士、薛其坤院士在內，他們長期承受的巨大精神壓力不是我們可以想象的。支撐他們的最大動力是什么？我認為就是對國家的熱愛，這樣的例子太多太多。
比如2018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得主之一的劉永坦院士，早在1990年，他的團隊就首次完成中國對海面艦船目標的遠距離探測實驗，中國新體制雷達技術實現了對海探測技術的重大突破。1991年，該項目榮獲國家科技進步獎一等獎。
但老先生卻不滿足，他說：“一定要把實驗室里的成果變成真正的應用，否則好成果就像是一把沒有開刃的寶劍，好看卻不中用，這對國家來說是一種巨大的浪費和損失。”
于是他又用20年時間，成功研制出我國具有全天時、全天候、遠距離探測能力的新體制雷達，總體性能達到國際先進水平，核心技術處于國際領先地位，標志著我國對海遠距離探測技術的重大突破。2015年，團隊再次獲得國家科技進步獎一等獎。
再講個發生在我身邊的故事。我是哈爾濱工業大學畢業的，哈工大有位老院士叫馬祖光，2003年時去世了。馬祖光院士是光電子技術專家，長期從事激光介質光譜、新型可調諧激光和非線性光學及應用研究。
1979年8月，51歲的馬祖光到德國漢諾威大學物理研究所訪學，學習與研究激光技術。他也是改革開放后中國第一批公派留學人員。
在德國兩年間，已經年過半百的馬祖光吃了150多斤掛面，省下了1.1萬馬克。回國后，他把這些錢全部上交給了國家。他回國過海關時，箱子里只有幾樣行李：衣服、記錄紙、筆記本，以及一些小的儀器零件。
出國兩年多的人，居然一個“大件”也沒帶？面對海關人員的疑問，馬祖光說：“我出國的機會是國家給的，我出國的錢也是國家給的。國家有困難，我不能拿著國家的錢去買個人的東西，該節省的就要節省。”
直到現在，每次想起馬祖光院士，想起那150多斤掛面，我還是直掉眼淚。
我知道科技工作者中有千千萬萬這樣的人，他們都抱著“如果科技能突破，把自己的命搭上都行”的信念。在這些科技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如今不少跡象表明，在不久的將來，我們會具備強大的基礎研究和原始創新能力，持續產出原創性、顛覆性科技成果，我認為類似薛其坤院士做出的基礎研究成果，未來幾年會持續出現。
屆時，我們也會具備強大的關鍵核心技術攻關能力，諸多“卡脖子”難題取得突破。對于實現2035年建成科技強國的目標，我非常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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