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經濟戰”：抗戰初期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

抗戰時期的上海，當然是一個民眾生活極端困難的時期。盡管抗戰爆發后通貨膨脹日益高漲，上海城市居民的生活狀況還是可以分為幾個層次的，一般的上海市民階層，其在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的日常生活狀況迅即急轉直下、大幅下降。然而，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卻慢慢曲折下降，趨于平緩下來。關于1937至1941年孤島時期的上海市民日常生活，本文以公共租界工部局統計資料作為基礎，結合孤島時期其他史料，嘗試呈現出抗戰初期上海市民日常生活的基本面貌。

一、急跌后止緩：抗戰初期上海市民日常生活的一般狀況

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后，戰時通貨膨脹愈發加速。以1936年為基期的工人生活費指數，原是依照法幣編制的，但自日寇侵入上海租界后就發行了偽幣。偽幣在上海的通行期是從1942年起，至1945年的日寇投降時為止。1942年的生活費指數開始以偽幣編制，那年與1936年相比，要高出19倍余，1943年要高出72倍余，1944年要高出477倍，1945年要高出60581倍。

當然，也要體察到抗戰時期上海市民生活水平的下降是曲折波動的、先是急速下跌，后漸趨平緩的。到1940年，根據工部局年報的統計，上海職工的實際工資幾乎僅有戰前的一半。需要說明的是，1941年日軍占領租界后，公共租界工部局對上海工人的各種統計調查就停止了。因此這一時期的上海職工工資收入的統計資料極為貧乏。萬幸的是，上海市檔案館保存了一批工廠的原始財務資料，從中可以一窺職工方的工資收入狀況。有研究顯示，去除通貨膨脹影響后，1941年上海全面淪陷后，工人的實際工資收入相當于1938年實際工資收入的30％到40％。其具體數字是：1942年工人的實際工資收入相當于1938年實際工資收入的42.87%；1943年的實際工資收入相當于1938年實際工資收入的35.16%；1944年的實際工資收入相當于1938年實際工資收入的44.64%；1945年上半年的實際工資收入相當于1938年實際工資收入的36.57%。根據工部局的統計，也認為1940年工人實際工資約為每月60元，這個數字相當于1936年時的每月18-20元。另一組資料也顯示，1939年工人的實際工資指數，僅有1936年的58.59%，到了1940年，進一步下跌至55.53%。可以認為，到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時為止，上海職工的實際工資水平和生活水平相比戰前大致下降到30％到40％的水平，并就此基本穩定了下來，并且在隨后一直到抗戰結束時，都大體維持在這一實際工資水平。而這與當時統計的生活費指數形成鮮明的反差，進而造成一種悖論。依據史料，可以認為這一時期，以貨幣統計計量的數據已失去了相當大的意義，因為戰時生活呈現出一種去貨幣化，趨向實物化的趨向，更多的是以實物交換（尤其是實物配給），由于1937到1941年的急速通貨膨脹，民眾的理財儲蓄習慣逐漸由“囤錢”轉為“囤物”。

上海另有專為職員用的生活費指數，亦以1936年為基期，原來亦是用法幣編制的，但1942年至1945年期間亦改用了偽幣。與1936年相比，1942年的職員生活費指數要高出14倍余，1943年要高出51倍余，1944年要高出374倍，1945年要高出42139倍。當然需要注意的是，為了應對物價飛漲，多數企業和單位都選擇了增加職工工資外的津貼尤其是實物津貼來對沖通脹，使得市民實際工資收入的下降逐漸穩定平緩了下來。以上海中央儲備銀行為例，它的薪津就比其他銀行高兩三倍，另外每月有配給的頭等大米、面粉、生油、煤炭、鹽、糖、肥皂等日用品，用不完的還可以轉手賣黑市。當然，所謂實物津貼的分配也不是全單位一體均沾，共同富裕的。以上海電話公司為例，“鑒于近日百物昂貴，一般職員無不叫苦連天。故自七月份起有增加津貼之舉，薪金在二百元以上者增加百分之廿五，在百元以上者增加百分之四十五，以外再略補米貼數元，惟在百元以下諸小職員，除略得米貼外，分文不加，內部頗有不平之聲”。另以大利銀行為例，該行供給中飯，也分甲、乙兩級：甲級是理字頭和各處長吃的西餐，乙級是其余職員十三四人擠在一桌吃的中餐。

而一向作為鐵飯碗的教育界各級學校教職員的生活也是不容樂觀，“目前生活指數將超戰前六倍，但學雜費之征收、縱已增加亦無六倍之巨。在此時期，學生家屬及一般社會人士均應體諒教職員生活之清苦，暫時忍痛接受教職員之呼吁，酌增教育費之負擔。故下學期各學校雜費之征收可審視過去收費額及實際經濟狀況照原額增加百分之二十至五十，但對于貧苦學生仍應給予體諒，酌予減免。庶幾于增加學雜費后仍不致影響清寒學生之學業，并望熱心社會人士，多辦獎學金貸金等之義舉”。

而一般小市民的衣食住行，顯然此時也隨著物價飛漲遭遇到了恐慌。有一小職員就投稿《申報》訴苦：

今將我們的衣食住行實況，膻述如下：衣：現在的物價，至少要比戰前增加二三倍；所以在衣的方面，新的是添不起了，只好利用舊的或土布制的。例如我的大衣，西裝，都是數年前的舊衣，破爛呢，不妨織補織補：里面襯衫的領子，袖子破了，也不妨改造一下。汗背心破了，不妨將破綻縫合，還不妨兩件并成一件。新的襯褲呢，可改用土布制；天氣冷，西裝褲內更不妨穿中裝褲。我的妻穿的也都是嫁時衣；有時添些衣服，也是買舊貨或利用已有的材料。食：這一項占據我們支出的大宗，但我們力求節省。每餐菜經常是一葷一素。米大多數托人從游擊區帶來，價值較孤島便宜。肉類等葷菜也請人從鄉下帶出：素菜中除有些必需小菜場購買之外，其余黃豆，花生，蠶豆，咸菜，蘿卜干，也向鄉親經來。煤球，現在雖賣到六元多一擔，但我們幾家合生一只風爐，輪流燒煮，還算經濟。住：我們住的是六層樓的一個小房間，真好比鴿籠一般。房租因為特殊關系，只有兩塊錢一月；不過鄰居都系貧苦階級，環境不大衛生。但在我們自己這間里，總弄得很整齊清潔。窗戶常開，使空氣流通，炭酸氣可以外泄，更不致中煤氣或生其他疾病。夏季因住處靠近外灘，夫婦各買公園派司一張，夜間常往納涼，故雖盛暑，亦無所苦。行：現在電車，公共汽車，都早已漲價，收入有限，車子也真有些乘不起。所以路近些的，只好安步當車。

二、孤島上海的畸形繁榮和娛樂消費

抗戰前四年，上海市民在淪陷區中，除了生活必需的柴米油鹽以及五洋雜貨發生恐慌之外，其他的情況，尤其在孤島時期，因為人口集中，可以說繁榮到了極點。有錢人的奢侈生活，也瘋狂到了極點。一般生意人，因為囤積居奇，發財容易，所以也跟著揮霍無度，因此，舞場的生意特別發達，游樂場、書場、電影院、越劇場以及話劇場，場場爆滿，這種情況，是近代上海有史以來所未見的。

孤島時期所以能有這般發展，原因是：第一，由于鄰近戰區人口涌入，到1938年上半年，上海租界人口已從戰前的167萬驟增到450萬，從而大大增加了對消費品的需求，同時提供了大量廉價勞動力。第二，上海本市和避難來滬的內地資本家手中的大量游資，在幣值日益下跌時，唯有購置房地產、囤積物資、開辦工廠才能迅速獲利。他們紛紛投資開設設備簡單、周轉迅速的小型工廠。資本的利潤如以1936年為100，到1939年已達485，扣除物價上漲因素，還是成倍增長。第三，上海工業品一向質量較好、牌子名氣響，不僅暢銷于其他淪陷區，而且大量流向后方各地。再加上歐戰爆發，舶來品斷絕，都給“孤島”的經濟帶來刺激。

畸形繁榮的突出標志，就是投機事業異常興旺。當時貨幣貶值，物價猛漲，囤積倒賣最能賺錢。舉凡黃金、外匯、地產、證券，以至糧、棉、布、煤，特別是戰前依賴進口的物資都成為投機囤積的熱門貨，都可據此獲取暴利，不僅肥皂、煤油、洋燭甚至連草紙、火柴都成了囤積對象，無情地吮吸勞動人民的血汗。因此工商業者都涉足投機市場，投機之風一時極其盛行，在投機浪潮中暴發致富。

“孤島”經濟的畸形繁榮只是一種暫時的表象。工業生產所需要的原材料，都掌握在日本人手中，受制于敵；銷往外地的產品，要受敵偽的盤剝；由于敵人的掠奪和破壞，加上投機倒把者哄抬物價，攪亂市場，加劇了市場的紊亂；而廣大市民的購買力日益下降，市場日益縮小。所以，到1940年后，上海租界“繁榮”景象猶如曇花一現，很快消退，經濟走向萎縮。1940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報》說：“由于實際消費者少，囤積者多。囤積者眾，造成一種購買力，但其惡果與生產過剩相等。終至因國內外局勢驟變，一般購買力大減，股票猛跌，所囤之貨，紛紛出售，事變（指上海淪陷）以后表面之繁榮，亦遂崩潰，經營企業者皆談虎色變，而以停業裁員聞”。而就普通市民而言，1940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報也不得不承認：“本年（1940年）本市工人之收入，大都不足維持全家生活之必需，其生活程度幾已降至最低限度。”拿紗廠工人的生活來說，一個工人的工資收入只能勉強養活一個半人。6口之家就要有4人做工而且不發生意外，才能馬馬虎虎活下去。像這樣入不敷出的，紗廠工人中占六成左右。可見大部分工人都難以維持自己和家屬最起碼的生活。

抗戰期間，尤其是孤島時期，就上海市面論，因為各處的富翁以及難民紛紛逃來，房屋擠迫得了不得，而游樂、飲食事業都呈畸形的繁榮，當時市民口頭上常有一句感慨的話，叫作“前方吃緊，后方緊吃”，有些人鑒于跳舞場熱鬧情形，把這句話改成“前方抗戰，后方跳舞”，說起來真是感慨系之!抗戰期間，也是上海市民娛樂生活畸形繁榮的時期。抗戰期間，上海的舞場，規模都相當大，一流舞廳，都是自己購地或租地建造的，最著名的如百樂門、圣愛娜、仙樂斯、麗都、大都會、米高梅、維也納等，皆有富麗堂皇的裝飾，尤其是百樂門，舞池的地板是有彈性的，舞客跳舞的時候，更覺得輕松有趣，這種規模是從未有過的。二流舞廳，數量更多，為大滬、國際、云裳、大東、大華、新大華等，至于三流舞廳多到不計其數。一般舞廳，都聘有七人以至十余人的大樂隊，只有三間小型的舞廳是用唱片伴奏的，一個是南京路上的“小都會”，一個是慕爾鳴路的“小舞場”（租謝葆生住宅改的），還有一個是北京路的“勝利舞廳”。當時各舞廳的舞票代價，一流的都是一元三跳，二流的也是三跳，三流的是一元六跳，至于小都會和勝利的舞票，一元可跳十二跳或十六跳，惟有同樣用唱片的“小舞場”舞票，竟然同一流舞廳一樣是一元三跳。那時舞廳里的舞女，一流舞廳總有六十以上至一百二十名，二流亦相仿。三流的不過三五十人。眾多新辦的小型舞廳深受小市民的歡迎。受戰爭的影響，“從前跳五塊錢票子的人，還算是中等以下；現在只要能買三塊錢以上的舞票，便會給舞女們認為不可多得的顧客。……大伙兒成群成隊地擠著往小型舞廳里鉆，吃茶不用錢，舞票每元多于大舞廳五倍，花三塊錢便可舞個通宵”。絕大多數舞女的家庭出身“都是一班沒有受教育的失學女子，平均的教育程度是初小三年級不到，可是家中都有寡母、弱弟等”。

另外，新式茶室在八一三淞滬抗戰后如雨后春筍般蓬勃起來。到處是新的茶室，如大東、大新、大三元、新雅、冠生園、錦江、孤島、大華等不下數十家，到處生意都不差。究其原因，一來逃難到上海的人無所事事；二來，茶室既廉價又清潔，食品種類比老式茶館多，布置更現代化，再加上冷飲甜品誘惑，吸引了很多年輕人。以至于時人感慨“茶室以及零星食品店數亦無不劇增，生意亦無不興隆，其中尤以茶室為最，若某某等大茶室數家，從早至暮無時不在客滿中”。而且此類新式茶室“并非靠賣茶為業，中心營業是點心、食品等類”，此外茶室還有“妙齡少女為茶客服務，所以無一家不是座上客滿”。

值得注意的是，這樣一種孤島繁榮影響到的不光是中上階層，甚至不少工人（尤其是青年工人）也受到這股上海摩登的深刻影響。年輕工人受現代都市文明影響尤其明顯，據《上海產業與上海職工》一書的描寫，他們西裝革履，行做車（電車或黃包車），吃包飯，過著一種類似學生的生活。其衣食住行多有城市小資產階級的色彩。另以女工為例，根據夏衍關于1930年代中期的調查，當時女工中燙發的尚是極少數。然而，孤島時期燙發的女工越來越多。實際上，雖然戰爭時期上海市民生活較戰前困難，但燙發、高跟鞋與旗袍卻是當時上海女性的常見裝束。

戰時物價上漲會帶動娛樂消費價格的同步上揚。以電影票價為例，“假若把西片的首輪影戲院說，從幾年前的6角變成今日的1.2元，二輪也從3.3角變成6角，而國產影戲院，無論是首輪還是小戲院，都增加了幾次的票價，現在的首輪要7角，最小的也要花上三毛，才可以占據一個座位呢！”沒過多久，電影票價又開始上漲，“上漲為日場8角，1.1元，1.5元，夜場為9角，1.3元，1.8元了”。電影院的票價在短短的二三年的時間里普遍上漲了一倍。物價指數的上揚，使得普通市民的消費力明顯下降。流行消費環境比1927至1937年“黃金十年”要惡化許多。但同時因為孤島時期的大量人口涌入，到1939年為止，合計起來尚在營業的電影院數量仍有25家之多，而且“最近電影院的營業興盛，差不多每天客滿的現象”。同時，截至到1941年為止，上海的各大影院仍然幾乎完全仰賴美國電影支撐市場繁榮，“查美國影片每年在滬公映，約有三十五萬美元之租賃費”“全市十余家專映西片之第一輪影院全賴美國影片以維持”。

三、愈陷愈深的糧食供應危機和物資日益短缺匱乏

上海富商秦潤卿的日記就寫到，由于生活物資供應緊張，尤其大米奇缺，即使富裕人家有錢也無處購米，故一日三餐不得不改為兩粥一飯。從秦潤卿1941年12月16日日記可知，該日他“往四明醫院議事，因近來購米不易，全院改為二粥一飯，藉此節省，我家擬亦照此辦理。”由于“汽油無處設法，今日起亦停用汽車”。由于物價上漲，小民維持生計日難，上海又不斷發生富家之人遭綁架勒索事件，甚至連法院院長也被綁架，致使富裕之家皆人心惶惶。

大米供給的不足，引發了一系列嚴重后果，如黑市的興起，大米投機的大肆盛行。為了滿足職工日常生活所需，中共領導的群眾組織“保聯”為關心職員生活，發起籌組職工消費合作社。籌募股金，得到廣大職工的熱烈響應，參加社員達400多人，實收股金5600余元。合作社以批發價購進各項生活用品，以低于市場的零售價格轉銷給社員，如市場上難以購得的大米、煤球等生活必需品，合作社即以比市價低5%一10%的價格銷售給社員。1941年4月，還發售進西貢米，一次來購的社員就有270多人。合作社除在會所設有日用品柜臺外，并在社員較多的公司，設有銷售站21處。同時，中共地下黨職委和銀聯等團體的黨團經過反復縝密的研究認為，在淪陷區，利用合法社團聯系人民群眾，積蓄力量，以準備將來更大的斗爭，十分重要。以職員社團為例，益友社、銀聯等把診療所、理發室、經濟食堂、補習學校，放在更加突出的公開地位。這些活動場所的存在，既可為群眾解決一些生活上的困難，又可使社團與會員群眾仍保持著廣泛而密切的聯系。銀聯理發室設在慈淑大樓6樓新會所內，盡管大樓電梯常因故障停駛，許多會員仍爬上6樓去等候理發，這不僅因為理發收費低廉，更重要的是為了有機會能與熟人交談，互通信息，理發室無形中成了會員會面聚談的一個活動中心。華聯設立醫務室，除了為會員及其家屬門診治病，還舉辦孕妊定期體格檢查、接生以及嬰孩、兒童的免疫注射等。華聯辦的消費合作社，為會員提供低價日用商品，代購、代運平價煤球等。這些福利服務，對職工的生活困難來說，雖然只是杯水車薪，但重要的是社團保持了與群眾的聯系，增強了職工隊伍的團結。

時間辦得最長的當推銀錢業消費合作社。銀聯在1938年就成立了消費合作柜，在銀聯會所對會員供應飲料、香煙等零星小商品，以后還供應食米、煤球、醬油以及牙膏、牙刷、肥皂、毛巾等日用品。在這一基礎上，于1939年5月正式成立銀錢業消費合作社（銀合），民主選出理事會、監事會，成為一個獨立的群眾性經濟組織，社員發展到3000人，是上海淪陷期間最大的職工消費合作社。銀合艱苦創業，積極經營，擴大供應品種，經營品種從以零星小商品為主，發展到以糧食、煤球、食油等為主。1940年租界糧食供應緊張，銀合配合銀聯，舉辦銀錢業同人集團訂購西貢米登記，先后二批共訂購了193包（每包100公斤），以比市價低得多的價格分售給社員。當時市面上煤球供應也是時斷時續，銀合會同有關廠商，擬定了集團預購、定期供應辦法，有幾百個社員參加了煤球預購，能定期買到煤球。1940年到1941年，還先后五次配售了食油、食糖、黃豆等物品，以低于市價30％的價格供應給社員。1941年7月，舉辦特價10天，基本上仍按上年進貨價銷售，遠比市價低廉，受到社員歡迎。要購存大量物品，然后以較低價格出售給社員，就需要有更多資金，而銀合本身的資力十分有限。后來運用與各行莊有聯系的有利條件，向一些行莊申請低息貸款，用來購買大宗物品，使銀合得以在極其困難條件下慘淡經營，苦苦支撐下來，一直維持到抗戰勝利。

然而隨著戰局愈發嚴重，造成了很多平民，尤其是流落街頭的難民，因饑餓和營養不良而死亡。1941年，上海普善山莊的一份報告顯示，因米價暴漲上海平民的死亡顯著增加，這直接體現在街頭無主尸體的增多。由該莊收殮的“露尸”當中，以未成年人居多。有時他們收斂的兒童“尸體”并未斷氣，但由于米價高昂，父母無力撫養，被迫將尚未死亡的子女遺棄。由于無法獲得大米，甚至還引發了全家自殺的慘劇。

結語

總而言之，抗戰初期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展現出的歷史實相是復雜多面的，一方面，由于抗戰戰事綿延所導致的日益加重的通貨膨脹，市民的實際生活水平曲折下降，并且在前期快速下降到一定程度后就基本穩定了下來。尤其是1941年后，職工的實際工資收入相當于1938年實際工資收入的30％到40％，以后4年直至戰爭結束為止也基本維持在這一水平，可以認為處于一個通脹停滯期或者間歇期，而不是傳統研究所認為的通脹不斷螺旋上升。同時也要關注到，與隨后1940年代末的惡性通貨膨脹相比，抗戰時期這個生活水平曲折下降的嚴重程度畢竟還是有一定限度的。1937年后上海本地企業逐漸將職工收入由貨幣薪資為主轉化為實物津貼為主，這在一定程度上穩定了戰時生活水平，變相抑制了通貨膨脹的失控。另一方面，更要注意到抗戰中后期，尤其是1941年后，市民日常生活物資以及生活必需品短缺的情況愈發嚴重，由于戰爭影響，導致國際航運貿易斷絕，大量工廠企業開工嚴重不足，糧食供應尤其是大米的供應嚴重不足更是此一時期的主要問題和困難。

此外，也要關注到戰時上海不只有孤島時期的畸形繁榮。戰時上海的特殊歷史環境也對周圍抗日部隊及其根據地起了供應各種物資的作用，例如皖南、蘇北的新四軍根據地，許多物資也是靠上海“走私”供應，路東、路西、江南抗日部隊、浙東支隊都能從上海取得必要的物資。原來從上海運送書籍報刊的書店工作人員，逐漸地變成用機帆船和卡車通過重重封鎖線，花費一些賄賂，完成了給大小根據地輸送物資的任務。甚至根據地用的臨時鈔票，也是從上海用切好的道林紙運去印行的。而且在上海淪陷后也能在這方面發揮作用。與正面戰場不同，戰時上海雖身處敵后，卻也是中日兩國經濟戰的主要戰場。正是就此而言，戰時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也是種無聲的抵抗與戰斗，是一種隱秘的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