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幽默的“道學家”

朱熹懂道理、講道理，既能把道理講清楚，也善于把道理講活。（張雅云／繪）

據說北宋開國皇帝趙匡胤，有一回跟大臣趙普閑聊，問趙普：“天下何物最大？”趙普想了想，回答說：“道理最大。”這段對話，出自跟沈括《夢溪筆談》配套的《續筆談》一書，但其實《續筆談》并不是沈括身前編訂的，而是南宋人所編。所以“道理最大”這一說法，是否真來自趙普跟宋太祖的某次對談，還真不好說。不過這個故事在南宋時已經廣為流傳，是沒有疑問的。而在南宋，有一位大人物，雖沒有直接說出“道理最大”那樣的話，卻在留下的語錄和著述中講了最多的“道理”，他就是朱熹。

朱熹按祖籍應該是安徽人，不過他的故鄉婺源今天已屬江西。他出生在福建尤溪，實際生活時間最長的地方也是福建。以至于他死后，他和他的福建籍學生們被視為共同的學派，稱為“閩學”。閩學跟之前北宋洛陽以程頤、程顥兄弟為代表的“洛學”先后相映，共同開創了傳統中國社會中后期思想文化領域內最具有官方意識形態性質的學說——“理學”。

理學的邏輯，是想定有一個絕對的“天理”，通過儒家的三綱五常掌控個體乃至整個世界。就其形式而言，則是一門“講道理”的學問。“道”和“理”，細分還并不相同，按朱熹的說法，“道是統名，理是細目”，“以各有條，謂之理；人所共由，謂之道。”循此講道理的朱熹，表面上是通過開培訓班、收門徒，講學辯論，實現其超越凡俗的文化理想。而事實上，從朱熹本人的行事風格看，他更看重的是將理學一套向上傳播至朝廷，讓自己的理想在現實政治中結出莊嚴的果實。

因為南宋官場備員多、實缺少，朱熹近50年的仕途生涯里，不少時候都是比較尷尬的等待候補的身份。他19歲就考中進士，但最初的一份實職——去泉州同安縣擔任相當于副縣長的主簿，就讓他足足等了5年。沒有工資的日子當然不好過，所以他此后一再從備胎的位置跳脫出來，主動要求擔任一種有俸無權的閑職——祠祿官，比如差監潭州南岳廟、主管臺州崇道觀等。

朱熹一生，有兩次短暫的高光時刻。

第一次出現在紹興末隆興初。那年他33歲，應宋孝宗求言詔，上密封的奏章給皇上，當年及次年即受多位高級官員的推薦，不久來到首都臨安，獲得了給皇帝進讀的難得機會。但他被授予的職位，先是跟他幾乎毫不相關的武學博士，接著才是比較對口的樞密院編修官。但無論前者還是后者，都不是實差，需要等職位有空缺了才能填補。

他的第二次高光時刻，是在孝宗去世寧宗即位時。據說寧宗趙擴還在做嘉王時，就一直聽到身邊人稱贊朱某的學問。所以登基后就下詔命朱熹進京，授予煥章閣待制兼侍講，封婺源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不過在朝僅40天，朱熹就失寵了，那年他已65歲。

在兩次高光時刻中間的數十年間，朱熹對于個人的處境，其實處在一種特別糾結的狀態。像淳熙三年（1176）他46歲時，獲得了一個擔任秘書省秘書郎的職位，但因為此前已經高調地表示不入仕途，只能一再辭任。最后鬧得孝宗也不開心，斥之為“虛名之士”，以權發遣南康軍事了事。

他在學問上追求邏輯清楚、合乎理學的思辨原則，在為人上追求道德自律的最高境界。但當仕途和職位中的種種現實情境出現時，他變得十分地“擰巴”，在出山和退隱之間反復糾結，加上個人生計的現實情況，最終逼迫自己不得不走到另一條更為艱辛的道路上，并招來了一眾“小人”的圍攻。當他徹底離開官場以后，他的學問被判為“偽學”；甚至有一個叫余嚞（音同哲）的，竟然上書要求斬了他。朱熹倒很坦然，說：

某又不曾上書自辨，又不曾做詩謗訕，只是與朋友講習古書，說這道理。更不教做，卻做何事？

朱熹真實的顏面和學問，當然有許多的史料可以追蹤。比如他解構漢儒學說、重新解釋《詩經》本旨的《詩集傳》，比如他接續二程、重建儒家道統的《四書章句集注》。但流傳至今，最生動因而也最具可讀性的應該是他的門生所編的《朱子語類》。在這部分門別類的朱熹語錄集里，有兩個特征是十分突出的。

朱子學派經典著作《朱子語類》（清刻本）。

其一是書中匯聚了不同學生聽同一個問題講解后記下的不同文本。這樣的匯聚，有可以交叉互證朱熹原本學說和講學實態的獨特意義。比如不同的學生問《論語》“五十而知天命”的真實意義，《朱子語類》里就記錄了近似但發言情境和角度各有不同的朱熹回復，最有意思的是最后還記了一種十分罕見的朱熹情緒化的回答——

辛問：“‘五十知天命’，何謂天命？”先生不答。又問。先生厲辭曰：“某未到知天命處，如何知得天命！”

講道理的朱熹原來也會發脾氣，而這脾氣中其實還有道理，不是很傳神嗎？

其二是從文本本身看，其中對于道理的反復言說，雖不免啰嗦，卻映現出了一個比一般思想史、哲學史敘述更具生動活潑面貌的朱熹。比如他向學生傳授如何正確地閱讀理解孔孟之書時，對以己意歪曲孔孟的做法提出批評，而用語則頗為詼諧：

孔孟往矣，口不能言。須以此心比孔孟之心，將孔孟心作自己心。要須自家說時，孔孟點頭道是，方得。不可謂孔孟不會說話，一向任己見說將去。若如此說孟子時，不成說孟子，只是說“王子”也！又若更不逐事細看，但以一個字包括，此又不可——此名“包子”，又不是孟子也。

應對之中充滿了歡樂的氣氛，這跟一般認為的道學家講學非常不同。這樣的朱熹有血有肉，也不同于人們刻板印象中迂腐的書呆子。凡此種種，均體現出朱熹是懂道理、講道理，既能把道理講清楚，也善于把道理講活的人。

在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中，圍繞著“理”的講說與辯難，是公元13世紀以后每個個體人生中一再重復的場景。當塵世間起任何紛爭的時候，即使文化程度不高的中國普通百姓，最常見的應對之辭，就是“你要講道理”；而最具邏輯和道德雙重制高點的反問，則是：“你講不講道理？”對于極度反人性的敗類和惡行，人們直覺的評判是“天理不容”。所謂“有理走遍天下，無理寸步難行”，“理”在其中，是一個不證自明的公共規則。而所有這些，之所以如此深入人心，如果要追溯，最直接也最顯著的源頭，就是在南宋福建鄉間講道理，并力爭把他的道理向更廣大的世界傳播的朱熹。

然而令人錯愕的是，朱熹以四書為入口，以理為準則，強調格物致知的一套儒學理論，在他身后逐步演變成了一種僵化的禁錮人思想的教條。他通過注釋四書所講出來的道理，在元代以后相當長的歷史時間內，變成了全國統一科舉考試的標準答案。物極必反，到了現代中國，有一段時期，朱熹及其理學和道學，被判為“以理殺人”“假道學”，被人唾棄。“存天理，滅人欲”那樣的說法，雖然有后來的研究者說明，在朱熹原本的語境里是對南宋時期士大夫貪欲無限的警告，但終因其過于抽象和絕對的表述，而遭逢普遍的誤解。

其實如果我們回到朱熹本人，不能不說，他陽光的一面，足以讓后來借他的名號僵化地講道理的三流道學家們無地自容。而剝離程朱理學中與現代社會已明顯不相合的綱常教條，又不能不說，朱熹所樹立的為人要正、待人要誠、為官不貪、為政以德的理想標桿，至今依然閃耀著理性的光芒。

“半畝方塘一鑒開，天光云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這是乾道二年（1166），37歲的朱熹讀書有感，寫下的一首說理詩。說理如此清澈、具象，令人有豁然開朗之感。如果道理都能這樣講，誰會聽不懂、不愛聽呢？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