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書，引領一代中國人“走向世界”

這一生中，曾經后悔過嗎？

鍾叔河閉上眼睛，搖了搖頭，用混沌的口音回答：“沒有。”

憤怒過嗎？

“有。”

床頭升到合適的35度，他半躺半坐著，左手垂在身側，右手在床上的矮桌上寫著字。盛夏下午4點，他從午休中醒來后繼續校對書稿，每天如此，直到深夜。

鍾叔河已經93歲，3年前的一次中風將他擊倒在病床上，能活動的僅剩右手，吞咽和表達能力也受到極大損壞。有時，為了說清楚一句話，他需要靜止半晌、積蓄體力，似乎使出了全身力氣。“死掉了一半。”他調侃自己，但思辨能力沒受影響，他指指額頭，這是他如今還相當得意的地方。

作為出版人的鍾叔河，事業始于1979年，時年48歲，剛剛被從勞改隊釋放、平反。26歲那年就被打為右派，開除公職，長達22年不能做文字工作，其中9年身陷囹圄。恢復工作后，他爭分奪秒，編出一套套大書。他對家人說，我耽誤了太多時間，要與時間賽跑。

現在，他沒法賽跑了，只能與時間頑強地拉鋸。他被困在床上，喝一口水都可能被嗆得大咳，但依然全力扯住繩子，不肯松手。在任何一個時代，即便在他當年最低谷的日子里，他始終對中國、對未來抱有信心。

2017年3月1日，87歲的鍾叔河在湖南省長沙市家中。圖/受訪者提供

在念樓上

偌大的客廳里無人走動，清涼冷寂。三面書墻上碼著一套又一套恢宏的叢書，有鍾叔河自己主編的《走向世界叢書》（100種）、《周作人散文全集》 （14卷），也有他當作資料的《清實錄》《四部叢刊》等等。最新的一套是2023年出版的十卷本《鍾叔河集》，他一生絕大多數文章收錄其中。

但新書依然一本接一本地出，這兩年又出了幾本重編文集，每個字他都親自審校。手頭正在編輯的一本是故人書札集，收納了555封已去世的師友寫給他的信，第一封來自周作人，其余不乏錢鍾書、楊絳、舒蕪等名人來信。但有人的遺囑執行人不愿意發表，最終也許只能以內部資料形式印一些，不至于散佚。

鍾叔河心里不太痛快，但也沒法子。去年出版社出了一本《范用存牘》，收入11封他寫給出版家范用的信，并沒有事先請他授權，但他毫不在意，還非常支持。“因為我的這些信也是有些學術價值的，”他親自編好了目錄，手指在目錄的名字上一一滑過時，仿佛在摩挲記憶，“這可能是我最后一本重要的書。”

編了半輩子書，鍾叔河以硬骨頭著稱。改革開放后，他選編出版了一部《知堂書話》，這是中國大陸1949年以后第一部署名周作人的新書，接著，他又著手重印《周作人自編文集》。質疑聲、反對聲、怒斥聲紛至沓來。爭議聲中，他在北京的報紙上登了一條“重印周作人著作”的廣告，起首一句：“人歸人，文歸文。”如今回想，老人露出些微狡黠的表情：“那是我自己的‘說辭’。”怕別人聽不清，他把“說辭”兩個字寫在紙上。

他原來就不愛下樓，現在更是連床也不能下了。2021年8月，他突然中風，2022年年底，他感染新冠，進了ICU。今年上半年又得了帶狀皰疹，到了夏天，則不時發燒。歲月不善待老人，他卻闖過一關又一關。“我有事沒做完。”他對女兒們說。小女兒鐘先鮮覺得，編書校稿這些事，為父親頂著一口氣。

這套20樓的房子是2000年搬進來的，是湖南出版局的老干樓。廿與念同音，鍾叔河給屋子起名“念樓”。離休后，他在報刊開設專欄“學其短”，選出一些百字以內的古文，附上翻譯和解讀，后來結集為《念樓學短》，成為他最暢銷的書，“念樓”隨之名聲在外。他戲謔地“反省”過，念之深，思之切不一定是好事，念念不忘也未必有益，因為馬克思說過：“思考使人受難。”

鍾叔河一生所受苦難，確實多由思考帶來。

1957年，在《新湖南報》工作的鍾叔河被劃為右派，罪名多達四十八條，被編成了一本小冊子。報社里被劃為右派的人為數眾多，其中還有同事朱正。

朱正與鍾叔河同年同月生，只比鍾早三天。他們同批進入《新湖南報》，至今相識70余年。今年上半年，朱正還拄著拐杖去看望了鍾叔河。朱正1985年擔任湖南人民出版社總編輯，卻以魯迅研究聞名，他寫的《魯迅傳》半個世紀以來不斷再版。快90歲時，他總結自己對湖南出版界的功過，認為最大的貢獻，是推薦了鍾叔河。

1979年，鍾叔河結束牢獄之災，回長沙那天，他的妻子朱純和朱正一起去車站接他。已經在湖南出版局工作的朱正，向出版局局長推薦鍾叔河，局長猶豫了：“聽說鍾叔河這個人很驕傲，不好領導。”朱正正色道：“我是給你推薦一個能干的編輯，又不是推薦一個有修養的完人。”局長與鍾面談后，立刻拍板錄用。其實性格溫和的朱正，也是內心驕傲的人，年輕時文章鋒芒畢露，看過他書稿的魯迅研究專家馮雪峰在信中提醒，不要那么驕傲。一生摯友，同氣相求。

沒有經歷過那種動蕩和恐懼的人們，或許很難理解：一個人遭受如此嚴酷的連番摔打，如何還能安之若素，如此驕傲？何以能夠活得如此有力量感？鍾叔河艱難地笑了好幾聲，回答：“我其實是最無力的，我只知道，錯的不是自己。”

“你也只好走向世界”

1958年的長沙街頭，書生鍾叔河尋找著靠力氣謀生的機會。他看到拖板車送貨也是一個行當，這是最不需要文化知識的體力活了，便去做板車夫，但發現很難以此維生。妻子朱純也被劃成右派，他們已經有三個女兒，肚子里還有一個。他逐漸鍛煉出街頭求生的本事，學會了刻油印鋼板，又做過木模工、電鍍工、制圖員等。晚上回家，依舊夜夜閉門讀書。“不讀書，人會窒息。”他說。

直到22年后，在湖南人民出版社一間狹小的辦公室里，48歲的鍾叔河重新拿起筆，坐在一個22年前的老同事身邊，學做圖書編輯。大把時光已被虛擲，好在重新焐熱的心氣尚未減損。

1979年，改革開放已經起步，中國大踏步走向世界。那一年，《讀書》雜志復刊，第一期發表頭條文章《讀書無禁區》。鍾叔河迫不及待開始了自己的宏大計劃，著手編輯《走向世界叢書》，內心還醞釀著周作人的那些文字。

小時候，在家里的書架上，他在父親藏書中看過一本《西學東漸記》，那是晚清第一位中國留學生容閎睜眼看世界的自傳。少年鍾叔河不會想到，袒露在這本舊書中的困惑、追問、探求與所得，在未來的另一個時代，將再次在他身上縈繞不去。被劃為右派入獄以后，他都千方百計找書讀，補上了《資治通鑒》和二十四史的課，也持續留意此類晚清著作。在漫長的、隱秘的閱讀生涯中，他經眼過300多種晚清人物的海外記述，在這個小眾的歷史領域，他已經成為專家。

當他開始做書，第一個想法就是遴選100種此類著作，推出《走向世界叢書》。1980年冬天，叢書第一本——李圭所著《環游地球新錄》上市。1876年，作為清朝工商界代表的李圭，受邀前往美國費城參加為紀念美國建國100年舉辦的世博會，繼而游覽了紐約、倫敦、巴黎等都市，穿越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完成環球航行。在他出國之前，沒有幾個中國人相信地球是圓的。到1986年，《走向世界叢書》第一輯35種陸續出齊，幾年間在文化界引發了不小的反響。此時鍾叔河已經調任新成立的岳麓書社總編輯。

他編書，也找答案，以做學術的勁頭做起了研究。他為每一本書撰寫詳細的序文，短則七八千字，長則三四萬字，一些篇章原文發表于頂級歷史學術期刊。很多前輩鼓勵他將序文單獨出版，其中就有錢鍾書。錢鍾書看到他發表在《讀書》上的一篇文章，主動請人引薦，邀請鍾叔河到家里聊天。《走向世界——近代知識分子考察西方的歷史》出版之時，從不給人寫序的錢鍾書主動作序，有感而發：“哪怕你不情不愿，兩腳仿佛拖著鐵鐐和鐵球，你也只好走向這世界。”

20世紀80年代是叢書的年代，如商務印書館的《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走向未來叢書》以及各類哲學、文學譯叢紛紛出爐，引入國外思想資源，一時洛陽紙貴。《走向世界叢書》走的是另外一條路，在故紙堆里找藥方。

鍾叔河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自己編這套書并沒有什么雄心壯志，“我只是感興趣，也有些資料。但都是我自己思考的結果，我沒有重復別人，我不愿重復”。他喜歡法國詩人繆塞的一句話：“我的杯很小，但我用我的杯喝水。”

1989年，他當了5年岳麓書社總編輯后卸任，《走向世界叢書》出版中斷，他將剩余的資料全部運回家保存。直到20多年后項目重啟，他再次擔任主編，2016年出版了剩余65種。歷時30余年，百卷合璧。

不料一生沉浮，皆在此中

作為一名編輯，他的知名度也并未超出出版界。直到《走向世界叢書》出齊的次年，2017年，他獲得韓國坡州圖書獎特別獎。自此，年近九旬的出版人名氣越來越大，登門拜訪、慰問、采訪者絡繹不絕，散文集不斷重印。人們重新發現了這位老人，以及他身上所保存的老派知識分子精神。

“我讀書時雖愛讀文章，愛寫文章，但不曾想過以文字為業，”他曾總結說，“不料一生沉浮，皆在此中。”

他一生見過太多慘劇，但他從未動過那個黑暗的念頭，在獄中，最困頓的日子里，他寫信勉勵妻子朱純：“飯還是要吃的，書還是要讀的，要我們死，我們是不得死的。”

“我住二十樓，想死的話，跳下去就行了，”他指指兩米開外的陽臺，“但現在我想去也去不成了。”說著又艱難地笑了起來。

鍾叔河部分寫作和編輯作品。

“此中”有苦難，亦有收獲。讀書與思考，也讓他遇見了一生摯友。早在1955年，鍾叔河與報社其他三位同事朱正、張志浩、俞潤泉被打成“反動小集團”，原本交情并不太深的四個年輕人，反而因此結為至交。

“我沒有編過一本獲獎的書，”在四壁塞滿舊書的客廳，朱正笑著說，“但鍾叔河做的選題都很好。”相比于出版，朱正真正的熱情和進取心在于學術。他曾經對鍾叔河寫《念樓學短》頗有微詞，認為他不應該寫小文章，要做更重要的研究。但鍾叔河覺得老友高看了自己，自己擅長的并非學術。兩年前，朱正出版了一本百萬字的研究著作，之后已無太多未竟之志。鍾叔河以贊嘆的語氣為他題詞：“喜見巨著成，照夜光如炬。垂死驚起呼，朱子今再遇。”

在這個被奶茶、夜市和娛樂節目不斷強調著要活在當下的網紅城市里，這兩個老編輯代表著另一種眼光：人不僅活在當下，也活在歷史中。

鍾叔河曾引述一段外國人評價容閎的話，來闡述做《走向世界叢書》的初衷：“一個能夠產生這樣人物的國家，就能夠做成偉大的事業。這個國家的前途是不會卑賤的……可以看到，中國本身擁有力量。”他也談到過晚清人物黃遵憲的心境：“他始終在緊跟著歷史的潮流，關心著天下的大事。盡管自己名列株連黑籍，卻始終對未來抱有信心，相信四億人民是一定會從二千多年的魘夢中醒來的。”

沉淪的日子里，周作人激勵過他。1963年，在街頭謀生之余，他邂逅了一本署名周遐壽的舊書，被文筆感動，后來才知是周作人。他喜歡周作人的文章，認為里面有“誠實、冷靜、積極”的態度。他到小店中買了幾張紅色橫格的材料紙、一小瓶墨汁和毛筆，鄭重地給周作人寫信。

竟然得到了回信。周作人按照這位湖南板車夫的請求，寄來一本書，還為他抄寫了英國作家藹理斯的一段話，有這樣一句：“我們手里持炬，沿著道路奔向前去，不久就要有人從后面來，追上我們。我們所有的技巧，便在怎樣的將那光明固定的炬火遞在他的手內，我們自己就隱沒到黑暗里去。”曾國藩則以另一種方式啟發了他。對于這位湖南老鄉，鍾叔河認為曾國藩的能力和學問都是一流的，是中國舊文化的最高代表。

這與編纂《走向世界叢書》的初衷是一以貫之的。他曾經寫道：“不找出潛伏在我們大腦皮層和心肝血管里的病根，就不可能造成健康的自我和健康的后代。從這個意義上說，一切過去的文化積淀，我們都有責任加以清理……從孔夫子到胡適之都是如此，曾國藩亦不例外。”

這段話或許能作為他一生努力的總結陳詞。那個動蕩的時代始終潛伏在鍾叔河體內，他的一生經歷和努力，或許比他所有文字都更飽含生命力。前幾年他還有個念想，寫一本自傳，女兒鐘先鮮說，現在父親對此已經不太執著，一來平生文章里已經有了很多自述，二來他可能也不太愿意回望很多令人傷心的過往。“不一定能夠寫了，”鍾叔河平靜地說，“現在，我坦然地面對死亡。”

鍾叔河作品。

兩棵樹

活到90多歲，臥床的鍾叔河仍然要努力掌控生活。保姆小謝說，病倒之后，他脾氣就變得不太好，勸他休息他就生氣。她理解，他自感時間緊迫。現在，他更加珍惜還能動的半具身體，醫生要在右手上扎針打吊瓶，他堅持要扎在病肢上，尚能寫字翻書的右手要好好保護。

念樓上只有鍾叔河和在鍾家工作了20多年的保姆，女兒們不住在一起。跟鐘先鮮溝通拜訪的事宜，她都讓拜訪者與父親親自通話。哪怕已經口齒含混，他也要自己安排每一件事，最親的人也不敢代勞。

在這個小女兒面前，強勢的鍾叔河流露過最多的脆弱。1961年困難時期，家計艱難，夫妻倆便商量著將小女兒送到國家在內蒙古建立的孤兒院。內蒙古牛奶和肉食相對充足，接納了數千名全國各地的孤兒。當時鐘先鮮只有3歲，誰料不到一年，孤兒院解散，她被一位農民領養，從此失聯。鍾叔河出獄后，千方百計找到她的下落，此時她已21歲，有了一個一歲的女兒。

回長沙那天，一家人在車站接她，朱純一把摟住久別重逢的女兒，女兒應激似的推開，經年分離造成的生疏橫亙在兩代人之間。鍾叔河當時正投入編輯《走向世界叢書》，在辦公室堆成山的書稿中，埋頭與文字戰斗。鐘先鮮每次找他都跟他鬧，吵著要回內蒙古，她不習慣新城市，夫妻倆的工作、家人的戶口這些問題也都沒解決。女兒一哭，父親也停下寫作的筆，跟著流淚。

“父親是個重感情的人，內心也是很矛盾的一個人。又有兒女情長，又非常獨立孤行。”鐘先鮮說，“他很渴慕親情，又不愿意介入煩瑣事務中。”

多少年里，鍾叔河和朱純都沒有跟鐘先鮮好好談談那段往事。鐘先鮮理解，因為父母經歷了太多，流離失所、生離死別實屬常見。但女兒難以釋懷，十幾年后才慢慢治愈，那些年的哭鬧和眼淚，也修補了缺位的親情，讓兩代人不那么生分，“我要吵架，要發癲，那也是一個建立感情的過程”。鍾叔河最忙的那些年，每周唯一的休息日，夫妻倆常常帶著小女兒一家三口去逛公園、吃小吃。為了給女兒安置工作，朱純讓她頂了自己的職，提前5年離休。

出獄時，鍾叔河曾為后半生立下兩個志愿：做一個好父親，做一個好丈夫。入獄九年，朱純在工廠當木模工，養活了一家老小。鍾叔河要重建自己的生活。

朱純恢復工作后，也就工作了幾年，一個曾經優秀的文字工作者，一生最大的職業成就或許是六級木模工。她去世的兩年前，鍾叔河將擠在書房的書搬到客廳，轉移到客廳工作，她便獨享書房，擁有了一間自己的房間。她在電腦上看新聞、寫文章，不被打擾，那是她一生寫作最多的兩年。“活到77歲，我終于也有了一個自由的空間，這都是老頭挪書房挪出來的結果，講老實話，原來硬是想都沒有想到過的呢。”她寫道。那是她最后一篇文章。

2004年罹患乳腺癌后，朱純從容地說：“五七年沒打垮我，七〇年沒打垮我，這次病來得兇，人又老了，可能被打垮，但垮我也不會垮得太難看，哭哭啼啼。”去世前一天，在醫院里，朱純還讓女兒回家看看鍾叔河吃了沒有。她最后跟鍾叔河說的一句話是：“你不要睡得太晚。”

朱純走后的某天，在一個畫展上，鍾叔河對著一幅畫靜默良久。畫中是兩棵樹，題詩寫道：“也許有一天/一棵會死去/那另一棵/還會陪伴它的枯枝。”孤獨的老人淚眼蒙眬，“如果朱純還在，恐怕我便不會如此軟弱了。”

人生暮年，功成名就，而女兒們只感到遺憾，可惜媽媽走得太早。“如果能看到鍾叔河晚年受到的社會認可，她會感覺更……值得吧，會覺得自己眼光不錯。”鐘先鮮紅著眼睛說道，“我們都覺得，父親一生最成功的事，是找到了我們的母親。”

鐘先鮮覺得母親個性陽光豁達，而父親則心思細膩。朱純不像鍾叔河那樣愛講道理，但大是大非上與他心有靈犀。在獄中，鍾叔河做了一只竹筆筒送給朱純，刻著精致的竹葉和一句詩：“斑竹一枝千滴淚。”“那個筆筒，肯定也讓母親精神上很滿足的。”鐘先鮮說。半個世紀后，筆筒仍然放在客廳書架上。

他們遵從了內心，并且甘愿為之付出代價。鐘先鮮說，父母這一生都堅持一點，不要隨波逐流，要守住內心的“道”。

這一生傳下了火炬嗎？鍾叔河覺得，他自己，也沒有什么火炬可以遞出，“沒那么狂妄”。一線微弱之光呢？“那當然是有的。”他點點頭，反問來者，“你有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