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成都9月7日電 一方青綿石紀念碑矗立在四川東北小城巴中市通江縣王坪村，碑身正中寫著“紅四方面軍英勇烈士之墓”。
一行行排列如軍陣的墓碑布滿山坡，許多墓碑上沒有名字，只鐫刻一顆五角星，鮮紅如初。
他們是誰，為什么長眠在這里？
這要從一段風云激蕩的歷史說起。
位于川陜革命根據地紅軍烈士陵園內的紀念碑。新華社記者 劉坤 攝
位于川陜革命根據地紅軍烈士陵園內的一座座無名烈士墓碑。（程聰 攝）
1932年第四次反“圍剿”失利后，紅四方面軍撤離鄂豫皖根據地向西部轉移，翻秦嶺、越巴山，轉戰3000余里，于1932年12月18日從通江縣兩河口入川，把紅旗從大別山插到大巴山。
當時四川軍閥連年混戰，土匪肆虐、民不聊生。紅軍入川后，分田地、辦教育、戒鴉片，勞苦大眾翻身解放，積極參軍參戰。不到一年，建成全國第二大蘇區，轄23縣1市，人口近600萬。
在1934年1月召開的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毛澤東曾指出，川陜蘇區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第二個大區域，是揚子江南北兩岸和中國南北兩部間蘇維埃革命發展的橋梁，在爭取蘇維埃新中國的偉大戰斗中具有非常巨大的作用和意義。
從粉碎三路圍攻、三次主動進攻，到粉碎六路圍攻，紅軍在川陜蘇區的兩年多時間，經歷了兩百多場戰斗。大量紅軍傷病員被送往紅四方面軍總醫院駐地王坪村接受救治，很多戰士犧牲于此。
為緬懷英烈，1934年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決定在王坪村修建烈士墓和紀念碑，這也是全國唯一由紅軍親手為犧牲戰友修建的陵園。這所陵園在新中國成立后經過多次修繕、擴建、提升，更名為“川陜革命根據地紅軍烈士陵園”。
川陜革命根據地紅軍烈士陵園牌坊。（程聰 攝）
時任紅四方面軍總醫院政治部主任的張琴秋設計紀念碑時，將墓碑上的鐮刀斧頭圖案方向朝下，希望埋在地下的烈士們抬頭也能看到黨旗。她還讓工匠把自己隨身佩戴的駁殼槍摹刻在碑身一側，想用這種方式陪伴長眠的戰友。
紀念碑的兩側，是刻有姓名的108個單體墓，紅四軍某營營長王安義的墓就在其中，在通江作戰犧牲時年僅25歲。
年少離家，一朝永別。今年清明，在烈士陵園長眠了80余年的烈士王安義，終于等來了家鄉河南的親人。
每一次“相見”總讓人淚流滿面。每一個尋親故事，都牽動著一個家族、幾代人的夙愿。陵園管理局通過現有資料梳理，整理出未找到家人的、有明確籍貫的非四川籍烈士222人。目前已幫助近40位烈士后人找到了親人，尋親的故事還在繼續。
今年清明節，紅軍烈士后人在川陜革命根據地紅軍烈士陵園內瞻仰先烈。新華社記者 劉坤 攝
紀念碑后是一座巨大的圓形集墓，其正壁紅星閃耀，冢頂青草葳蕤。
“戰事最為緊張時，總醫院一天收治傷員5000多人。”川陜革命根據地紅軍烈士陵園管理局局長薛元勛說，開始能保證犧牲戰士一人一棺，后來只能卷草席或集中掩埋。
位于川陜革命根據地紅軍烈士陵園的圓形集墓。新華社記者 吳曉穎 攝
犧牲在通江的紅軍烈士中，留下姓名的有7823人。他們來自全國12個省份，其中通江籍烈士6000余人，外地烈士1000余人。
引人注目的是，很多名字只是在姓后加個“娃子”“女子”這樣的乳名。
文史專家認為，這類名字印證了當年貧苦百姓家的子女踴躍參加紅軍的史實，也從一個側面闡釋了川陜蘇區迅速發展壯大的奧秘所在。
今年清明節，紅軍烈士后人在川陜革命根據地紅軍烈士陵園紅軍烈士紀念墻上找尋先輩的名字。
新華社記者 劉坤 攝
位于川陜革命根據地紅軍烈士陵園內的紅軍烈士紀念墻。新華社記者 惠小勇 攝
集墓背后，是更震撼人心的無名烈士紀念園。一萬多塊白色大理石墓碑，呈扇形分布開來，整齊地佇立在山坡上，莊嚴肅穆，如同列隊的衛兵守望著這方曾經戰斗過的熱土。
位于川陜革命根據地紅軍烈士陵園內的集墓與無名烈士紀念園。新華社記者 劉坤 攝
當年戰事緊急，許多烈士就地草草掩埋，散葬在大巴山中，無碑無名。2011年，通江縣把分散在全縣50處的17225名烈士遺骸遷葬于川陜革命根據地紅軍烈士陵園。闊別多年的紅軍烈士終于“歸隊”了，就像他們曾經并肩戰斗時一般。
至此，整個陵園安葬烈士達到25048名，是全國安葬烈士最多、規模最大的紅軍烈士陵園。
雨后新晴，墓碑上殷紅的五角星在松柏映襯下分外奪目，遠處青山蒼茫。這些戰士雖未能留下姓名，但他們擁有一個共同的名字——紅軍。
位于川陜革命根據地紅軍烈士陵園的無名烈士墓碑。新華社記者 劉坤 攝
“太陽出來像明燈，紅軍與我心連心，大家齊心團結緊，挖掉窮根栽富根。”這首傳遍川陜蘇區的歌謠，承載著老區人民對幸福生活的渴望。
今天，“娃子”“女子”們為之流血犧牲的奮斗目標，正一步步變成現實。秦巴山區一個個村莊舊貌換新顏，群眾已擺脫貧困，住上了好房子、過上了好日子。
川陜革命根據地紅軍烈士陵園和王坪村全貌。新華社記者 劉坤 攝
后人們不會忘記，25048名烈士，是紅色江山永不褪色的一座精神豐碑。
文字：惠小勇 任硌 吳曉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