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位詩人都有自己創作和生命中的高光時刻。有“人民詩人”美譽的艾青，曾奇跡般地出現過兩次創作高潮（抗戰與新時期）。在國內，艾青的名字家喻戶曉。但卻很少有人知道，艾青也曾讓海外讀者充滿崇敬。如果了解艾青在海外的巨大影響，就會明白艾青作為世界級詩人的聲譽真可謂是實至名歸。雖然當今的世界文學格局和語境已與艾青所處的年代大為不同，但梳理其中的歷史經驗，依然可為中國文學走向世界提供寶貴鏡鑒。
“詩人們：向艾青致敬！”
新中國成立前，艾青的詩就開始陸續被譯介到海外。較具規模和影響的無疑要算1947年由英裔意大利中國學家羅伯特·白英在倫敦出版的《當代中國詩選》，收入艾青的《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等8首抗戰詩名篇；此外還有日本學者島田政雄撰寫的論文《艾青的詩》。新中國成立后，憑借新中國的外交東風和文化交流的熱烈展開，艾青以他在文壇上的地位和威望，頻繁出席各類重大外事活動。在“請進來”和“走出去”的無數次迎來送往和海外游歷中，艾青的詩迅速在世界各地傳播開來，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
1980年6月16日至19日在巴黎召開的中國抗戰文學國際研討會，可以視為艾青詩歌海外傳播的一個高光時刻。7個會議主題中，有一個就是“詩人們：向艾青致敬！”，并放在會議最后一天壓軸，其象征意義不言而喻。此后不久，在海外就形成了“艾青熱”，一直持續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1989年莫斯科虹出版社出版的《艾青詩選》和1993年莫斯科東方文學出版社出版的由俄羅斯中國學家切爾卡斯基撰寫的著作《艾青：太陽的使者》是彼時“艾青熱”的一個縮影。
艾青之所以能成為享譽世界的大詩人，是因為以下諸多方面的原因——
人民的詩歌，世界的詩歌
寬廣而深厚的人民性，是艾青詩歌的根基和靈魂。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和人類追求自由與真理的斗爭中，艾青的詩為海內外底層人民“代言”，與民心相通，和國運相連，發揮了紐帶作用。早在抗戰期間，艾青的詩就被譯介到蘇聯等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國家，是世界反法西斯文學的有機組成部分。質言之，艾青的抗戰詩不只具有某些外國學者所說的“中國性”，而且蘊含著包括“中國性”在內的“世界性”“人類性”“人民性”。
某些中國學家對艾青詩歌的人民性存在隔膜，將艾青的某些抗戰詩定性為“政論詩”，認為艾青抗戰詩里的民族感情宣泄沖淡了美學意蘊。倘若以這種觀點來看待艾青某個時期的詩歌寫作，倒也給我們提了個醒。新中國成立后，大陸出版的外文雜志《中國文學》和香港出版的《譯叢》發表了很多翻譯成英文或法文的艾青詩歌，由《中國文學》衍生而來的外文版“熊貓叢書”之《艾青詩100首》，在海外產生了良好的反響。但1982年由《中國文學》雜志社出版的英文版艾青長詩《黑鰻》，因其將人民性窄化為政治性，其海外影響甚微。
可以發現，艾青在海外影響最大的詩，是那些包括中國性在內的人民性的、國際性的詩。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德國中國學家顧彬在其專著《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里盛贊道，艾青“是世界主義者，能夠向他者敞開”；與此同時，顧彬指出人們“最終只能從國際性的詩歌演化角度來理解他”。顯然，這不只是針對艾青國際題材的詩而言的。艾青深愛著自己的國家和人民，但他又不是自私狹隘的民族主義者，而是胸懷天下、兼濟蒼生。艾青是人類主義者、世界主義者。切爾卡斯基曾反復考量，“在20世紀世界詩壇上應把中國詩人——艾青放在與誰并列的位置？”他的最終結論是，應該把艾青與?？嗣诽睾吐欞斶_并列。由此我們認識到艾青在世界文學經典序列中的顯赫地位。質言之，只有那些具有良知、正義、無畏、果勇、善良和希望的人民性的詩，才具有真正的國際性和世界性，才有可能被海外廣泛譯介和接受，并產生世界影響。
精妙“抓心”，可譯性較強
艾青的詩具有精妙“抓心”的藝術性。艾青青睞口語化，力創口語美，以簡潔、樸素、集中和明快為“詩宗”。艾青的詩以蘊涵著詩人全部真情實感和時代精神的“土地”和“太陽”作為核心意象，雖然抒寫了苦難，但并不使人沉淪，反而因為有了希望的照耀，苦難也能開出光明的花朵。由之而來的眼里飽含熱淚的“艾青式的憂郁”，是艾青給中國新詩的崇高美開創的新生面。
艾青的詩具有可譯性、易譯性。非韻文學翻譯難，詩歌翻譯難上加難，難到有“詩不可譯”之說。但是，很多海外中國新詩譯者表示，艾青的詩比較容易譯。比如法文版《艾青詩選》的譯者凱瑟琳·韋佳德就作如是觀。除了剛才提到的艾青詩的詩美原則和“詩化口語”外，有人注意到，艾青的詩喜歡用“的”字。這有可能受到法語“de”的影響，更是受到了現代中國人口語的影響，甚至還有浙江方言的影響?？傊?，艾青詩的易譯性是其走向世界的又一重要原因。他的詩被譯成十多種語言，在世界各地廣為傳播。那些艾青詩歌海外譯者如凱瑟琳·韋佳德、切爾卡斯基、羅伯特·白英等對艾青詩歌海外傳播及其經典化功不可沒。他們都是緣于對艾青詩歌的喜愛，主動“拿去”，積極翻譯，擴大了艾青詩歌在海外的影響。
易于成誦，助推海外熱播
艾青的詩具有可誦性。這一點與其易譯性密切相關。“詩朗誦”是中國新詩在海外傳播與接受的又一重要環節。海外讀者喜歡通過這種方式接受中國新詩。據現有資料可知，艾青詩歌最早在海外傳播不是詩歌文本的翻譯，而是詩歌的朗誦。
日本中國學家秋吉久紀夫在《林林采訪記——解析30年代中日文學運動》中記述，1936年1月12日下午，在神保町舉辦的一次“聚餐會”上，“駱駝生哭著朗誦了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1957年艾青訪問智利時，聶魯達陪同他到智利大學出席報告會，智利大學的大學生現場朗誦了很多艾青的詩，場面熱烈，氛圍融洽，效果甚佳。
除了由中國留學生在海外朗誦或由國外學生朗誦艾青的詩外，一些國外專業演員也朗誦過艾青的詩。1979年，當艾青走訪奧地利作家協會時，奧地利演員當場朗誦了法文版《艾青詩選》里的幾首詩。有時，艾青在海外還親自朗誦自己的詩，比如1979年在與德中友協積極分子會面時，艾青即興朗誦了《墻》。據說會議快要結束時，一位中年婦女站起來，聲音哽咽，希望艾青把該詩譯文留下，由此可見艾青詩歌的藝術魅力和艾青自身的人格魅力，而后者也有利于艾青詩歌“走出去”“走進去”“走下去”。
艾青每次出訪，都有海外媒體進行跟蹤報道。在這些報道中，我們常常看到如當年《奧地利新聞報》報道中出現的“和藹可親”“令人愉快”“眼神詼諧”“智慧詩王”等字眼。這里有必要提及1980年8月底到12月底，艾青應邀赴美國愛荷華大學參加“國際寫作計劃”的經歷。此間他到美國各地交流、演講和參觀，與美國讀者結下了深情厚誼。這再次表明，一位詩人文本外的親和力，會大大有助于其作品在海外的傳播與接受。
此外，海外中國學家對艾青的專題研究，為艾青撰寫“評傳”，在“文學史”中為艾青設列專章，在大學課堂上講授艾青作品等，都為艾青在海外經典化發揮了不可小覷的作用。
概言之，艾青詩歌的人民性、藝術性、易譯性和可誦性以及文本之外艾青的人格力量，是艾青走向世界并產生世界影響的主要原因。雖然艾青離開我們已經25年了，但艾青的詩、艾青的精神仍在。
（作者系安徽師范大學中國詩學研究中心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