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人生最后一張照片,是6月3日坐在病房的輪椅上,握筆捧書準備為迎接抗美援朝戰爭勝利70周年再寫一篇文章;他人生最后一個電話是打給當地一個抗美援朝研究學者,反復核實他要寫的文章細節和數據。兩天后,6月5日晚間,89歲的他悄悄地走了,那篇還沒有寫完的文章證明了他一生的諾言:堅守這個陣地,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55歲開始參與丹東抗美援朝紀念館新館改造,從此投身傳承抗美援朝精神這個偉大事業,退休后擔任丹東抗美援朝精神研究會副秘書長、《抗美援朝精神研究》雜志執行編輯,直到2021年87歲時因病不得不離開那間十幾平方米的辦公室。即使回到家里,他依然和志愿軍老戰士保持密切聯系,依然為每期刊物提出具體建議,依然在不斷地參與審訂書稿、撰寫文章……
他叫宋群基,一個和傳承抗美援朝精神緊緊連在一起的人。
6月15日,在他離世10天后,江蘇淮安90歲的志愿軍老戰士何衡昆得知消息含淚寫下懷念長文,“在老宋近90年的生命中,心頭最念念不忘的就是7個金光閃閃的大字‘中國人民志愿軍’”“老宋一生致力于抗美援朝精神的研究,一生為宣傳最可愛的人奮斗不息,他早就是全國各地志愿軍老戰士們心中最可愛的人啦”。
“我們記得,你就活著”,這本來是宋群基對那些犧牲的志愿軍戰士的情感表達,如今成了健在的志愿軍老戰士們的心聲。
2020年10月12日,宋群基(左)和93歲的志愿軍老戰士王萬經在鴨綠江邊回憶當年跨江的情景。 新華每日電訊記者于力攝
一個手寫電話本和一個英雄群體
這是一本2013年由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志愿軍英雄譜》,在目錄第11頁,標題“功臣隱譽五十載,英雄本色萬眾欽——一等功臣孫景坤”旁邊,有一行工工整整的鉛筆字:“隱功埋譽半世紀,甘當普通老農民”。
2020年初夏,記者第一次在《抗美援朝精神研究》編輯部見到宋群基,他聽說我們正在采訪志愿軍老戰士孫景坤,連忙從書柜里找出了這本厚厚的書,“這里就有寫孫景坤的文章”。滿頭銀發,聲音洪亮,文質彬彬,學者風度,一點都看不出他是86歲的老人。他耐心的講述和親筆標注在書里的這句話成為記者挖掘孫景坤這個抗美援朝全國重大典型的重要指引。“一些報道寫孫景坤參加上甘嶺戰斗是不準確的,是161高地,一定要尊重歷史!”他反復的叮囑讓記者的報道更加權威可靠。
在多次接觸中,記者看到他經常拿出一個厚厚的手寫電話本,密密麻麻記了幾十頁,有時為了給記者找到合適的采訪對象,不斷翻來翻去。“我不會在手機里存電話,只能靠這個和大家聯系。”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說。就是這個不起眼的電話本,記下了全國許多志愿軍老戰士及其家屬、國內著名專家學者、民間致力于研究宣傳抗美援朝人士的聯系方式。
2020年10月25日,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0周年,10月23日的《新華每日電訊》發表記者合作采寫的兩個整版4篇抗美援朝報道,里面提到的志愿軍老戰士、英雄模范等大部分素材都是通過宋群基的這個電話本找到的。
在采寫《志愿軍雄赳赳跨過鴨綠江上多少橋》這篇報道時,他照著電話本不僅聯系到相關的志愿軍老戰士,還找來另一位已經去世的老戰士的三個兒子到現場,86歲的他執意陪記者一座橋一座橋地給記者講解了整整一個下午。“鴨綠江上有座姊妹橋:一個是鴨綠江大橋,一個是斷橋……”老人的聲音至今還在記者耳邊響起。
2022年在《新華每日電訊》發表的《致敬上甘嶺》一組4篇報道里,提到的參加上甘嶺戰役的志愿軍老戰士,也都是從他的電話本里找到聯系方式。
《抗美援朝精神研究》雜志執行編輯陳晨說:“那個電話本里的電話,是宋老多年來一個一個積攢下來的,他常和我說,一個名字就是一個英雄,名字雖然寫在本上,但是英雄要時刻裝在心里。”
一本小冊子和一座永恒的歷史豐碑
“等我身體好一些,一定要推我到新改造的空軍館看看。”宋群基的兒子宋克東一想起父親這句話就忍不住哽咽起來,“這是他生前最大的愿望,到最后也沒能實現”。為紀念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0周年,丹東抗美援朝紀念館進行改造升級,于2020年重新開館,但因為各種原因空軍館2023年春才正式開館,這時宋群基已經因病回家休息,出行很困難了。
一本小冊子展示了這位老人和抗美援朝紀念館的特殊情感。這本2000年1月出版的名為《抗美援朝紀念館》的小冊子,記載了1990年至1993年抗美援朝紀念館新館建館過程,內容分為歷史沿革、籌備擴建、建筑工程、八方支援、征集文物、陳列藝術、全景畫館、開館典禮、大事記、文獻資料等,翔實、生動地記敘了這座紀念館的建設歷程。
作為這本小冊子的主要編著者,宋群基親自設計了封面。時任丹東市委宣傳部精神文明辦副主任的他,1990年被抽調擔任丹東抗美援朝紀念館擴建工程指揮部陳列組組長,全程負責從陳列大綱編寫到陳列藝術工程完成。
丹東抗美援朝紀念館文物部部長齊紅拿著這本小冊子說,新館建館初期,所有陳列的內容、全景畫館、外觀造型都凝聚著宋老的心血。后來的幾次改造,他也都一直參與,親自撰寫陳列大綱,反復修改20多稿。“有一次聽說四川籍志愿軍老戰士孔令科的家鄉為他送了“人民的功臣”的牌匾,宋老想方設法趕在開館前找到了這塊牌匾,如今就陳列在運動廳里。”
丹東抗美援朝紀念館研究一部負責人關小宇說,當時信息不像現在發達,宋老他們怎么就能把資料收集得這么齊全?“這個小冊子不僅留下一段珍貴的歷史,留下一個值得學習的范本,更留下一種精神”。
關小宇回憶說,2019年改擴建的時候,宋群基已經85歲了,作為驗收專家,他親臨現場逐個審查,一萬多字的陳列大綱,他審讀特別仔細,圍繞歷史沿革提出很多有價值和可操作性強的建議。他不會使用電腦,都是用筆一字一句改出來的,遇到重要之處,他都要附上一段話,提醒我們參考。
2020年,抗美援朝紀念館接待了大量參觀客人。無論是誰,只要找到宋群基,他就親自講解,一場下來一個多小時,紀念館所有的細節他都了解,從陳列內容到文物征集,都是經他一手一手過的,尤其是外地來的志愿軍老戰士,他知道后一定要親自去講。
“因為他心臟不太好,當時館里很多人都勸他回家多休息,注意身體,他卻說,我了解得多,我能多講就多講點。”關小宇說,“有時候看到他蹲在走廊站不起來,就這樣還堅持上班,讓人心疼得直掉淚。”
2009年宋群基寫下千余字的《英雄城市賦》,“英華山上,樹起英雄豐碑,紀念塔巍峨莊嚴,陳列館,歷史重現,全景畫,氣勢恢宏,兵器場,威武壯觀”,表達了他對這座永恒的歷史豐碑的特殊情感。
一本雜志和一種偉大的精神
《抗美援朝精神研究》迄今已經出版了47期,宋群基的名字一直到2021年底第40期才消失,那時他已經病情很重了,87歲時離開辦公室的那一天,他就要求不再署上自己的名字,雖然此后他還一直為刊物組稿,不斷提出修改建議。
《抗美援朝精神研究》雜志由丹東抗美援朝精神研究會與抗美援朝紀念館合辦,是全國唯一的研究宣傳抗美援朝精神的雜志,供內部交流。辦刊宗旨就是宣傳抗美援朝光輝歷史,歌頌志愿軍的豐功偉績,弘揚偉大抗美援朝精神。
宋群基作為發起人之一,一直擔任執行編輯,他和僅有的兩三位編輯從大量的來稿中選稿、改稿、編稿;設計封面、版式、彩頁;選擇、配發內文照片,經過不斷調整、反復修改,認真校對,最后印刷出刊。47期共發表600余位作者的各類文章800余篇,300余萬字;選編配發照片2000余幅;印發10萬余冊,發往全國各地,免費贈閱。
《抗美援朝精神研究》副主編、丹東軍分區原政委劉大囤告訴記者,宋群基在辦刊上講政治、顧大局,嚴把質量關,時刻與黨中央保持一致。“他總說,刊物不能有雜音,不能登小道消息,不能登沒有證據的文章,因為這是我們的陣地,我們要牢牢把握住。”
2013年,社會上、網絡上,有人以專家、教授身份,以所謂歷史“揭秘”材料為由頭,不顧史實,企圖全盤否定抗美援朝的光輝歷史。宋群基和同事們連續組織專家學者和志愿軍老戰士,發表文章20余篇對錯誤言論進行反擊。他本人也撰寫系列文章,對各種謬論進行了有力的抨擊。
因為辦刊,宋群基和全國的志愿軍老戰士結下了深厚的情誼。每期雜志出來,他都立即給有聯系的老戰士郵寄,同時鼓勵老戰士寫文章,一些老戰士由于文字水平有限,有的甚至只能寫個大概,他都要親自修改,并打電話核實。直到2021年身體實在挺不住了,這些工作才交給別人。
他和很多老戰士從未謀面,但感情深厚。何衡昆在回憶文章中寫道:“通過雜志和他的經歷,感覺遇到了知音,他對抗美援朝精神研究的執著深深感染了我。為了約稿,把他的兒子也動員起來了,為我們傳遞文稿,很多文章都是通過他們的電腦、手機送到老宋手里。”此后宋群基又鼓勵何衡昆將所發的文章集結出版,“他自告奮勇承擔主要編輯審稿任務。為編輯這本書,老宋可謂嘔心瀝血,讓我感動不已,也由衷敬佩。”
宋群基去世后,很多志愿軍老戰士聯系不到他,開始通過各種渠道找他,因為他在世時從來不關機。聽說他去世的消息后,這些志愿軍老戰士紛紛向紀念館和家屬發來悼念、慰問,表達對他的思念之情。
宋群基去世后,組織上這樣評價:“他不顧年老體弱,日復一日筆耕不輟,為研究會積淀了厚重的資料。他不辭辛苦,與全國各地的志愿軍老戰士保持密切聯系,搶救了大量的寶貴資料。他對工作嚴肅認真,精益求精,經常為辦好刊物殫精竭慮,將刊物質量始終如一保持在較高水平。當他因身體原因臥床時,仍然堅持編審稿件,關心刊物創辦情況,提出改進意見……”
向長期默默無聞傳承偉大的抗美援朝精神的人們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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