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林毅夫：中國高質量發展有兩大優勢

在林毅夫看來，發展中國家對于自己的經濟發展道路、制度模式應該有更多自信，在學習和借鑒的基礎上，要找到最適合本國國情的路徑，而不是亦步亦趨地照搬發達國家模式。

|作者：尹潔

“京巴狗和藏獒小時候的個頭差不多，而且看起來也很像，但如果你養的是京巴，不管你多努力，都不可能把它養成一條大藏獒，但是，如果你把藏獒當作京巴來養，只喂食京巴的食物量，藏獒也可能長得像京巴那么大。所以，看準潛力非常重要。”

在講到不同國家或地區的發展潛力時，林毅夫時常引用這個調侃性的比喻。

從1978年到2020年，中國經濟年均增長率為9.2%，人類歷史上從未有其他國家或地區，在如此長的時間里維持如此高的增速。但西方唱衰中國的論調也從未停止過，幾乎每年都以不同的理由出現，目前流行的說法是“中國沒多少發展潛力了”。

“有人說中國過去40多年發展太快，是非常態，終歸要向常態增長回歸；有人說中國人口老齡化會影響經濟增速。他們認為我們會像德國、日本一樣，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在人均GDP達到1.4萬美元后，GDP增速就會顯著下滑，甚至只有3%—4%。”林毅夫說。

作為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他認為這些研究看似有說服力，其實并非如此。

不要低估中國的增長潛力

全國政協十三屆五次會議上，林毅夫在接受視頻采訪時表示，中國要實現高質量發展，就要不斷創新，不斷調整產業技術，在這個過程中，必須遵循比較優勢的原則。他認為，中國現在具有兩方面的優勢。

一個是后來者優勢。中國的收入水平已經非常接近高收入國家的門檻，但與歐美高收入國家還有相當大的差距，差距就代表潛力，就有很多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的機會，這樣創新成本相對低，風險相對小。

另一個是換道超車優勢。在以人力資本投入為主、研發周期短的新經濟方面，中國和發達國家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并且擁有人力資本多、國內市場大、全世界配套最齊全的產業，具有其他國家沒有的優勢，中國獨角獸企業的數量近年來一直位居世界一二名就是例證。

“未來，在推動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結構轉型方面，我們要利用好上面這兩個優勢。創新的同時兼顧協調、綠色、開放、共享，就可以實現高質量發展。”林毅夫說。

數據顯示，過去100多年，發達國家的經濟常態增速是每年3%—3.5%，遠低于中國和其他發展好的發展中國家。

林毅夫表示，這是由于發達國家的技術與產業處于世界頂端，這就意味著其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必須靠自己研發，投資非常大、風險非常高，取得突破的速度相對緩慢。發展中國家如果懂得利用后來者優勢，則能以更低的成本和更小的風險推進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取得比發達國家更快的發展速度。

“因此，中國的發展潛力不能僅看現在的收入水平有多高，而要看我們目前與發達國家之間的產業、技術差距還有多大，尤其是與美國的差距。”林毅夫說。

按購買力平價計算，1971年，德國人均GDP達到1.4萬美元，是美國同期水平的72.4%；1975年，日本人均GDP達到1.4萬美元，是美國同期水平的69.7%；2019年，中國人均GDP達到1.4萬美元，只有美國同期水平的22.6%。相比之下，德國人均GDP達到美國的22.6%是在1946年，日本是在1956年，韓國是在1985年。

1946年—1962年，德國經濟的平均增速是9.4%；1956年—1972年，日本經濟的平均增速是9.6%；1985年—2001年，韓國在遭受亞洲金融危機、出現一年負增長的情況下，經濟平均增速仍高達9.0%。

林毅夫表示，僅從這些歷史數據看，從2019年算起，中國在之后的16年中應該會有大約9%的增長潛力。

當然，德、日、韓當時沒有出現我國現在的人口老齡化。人口老齡化最大的影響是人口和勞動力不增長，德、日、韓在上述期間人口增長率分別為0.8%、1.0%、0.9%，由勞動生產率提高所帶來的年均經濟增長率分別為8.6%、8.6%、8.1%。

“所以，即使考慮到人口老齡化的問題，在2035年之前，我國應該仍然有8%的年均增長潛力。另外，對于老齡化所帶來的勞動力問題，可以通過適當延遲退休年齡、提高勞動者教育水平和技能來給予緩解。”林毅夫說，“在8%的增長潛力基礎上，考慮到未來必須解決環境、城鄉差距、‘卡脖子’等問題，實現高質量發展，我認為中國未來15年實現年均6%左右的實際增長是完全可能的。”

按照這個預測，中國將在2025年之前成為高收入國家。目前高收入國家的人口數量只占全球總人口的16%，如果中國躋身其中，高收入國家的人口占比會增加一倍以上。

思路決定出路

在林毅夫看來，發展中國家對于自己的經濟發展道路、制度模式應該有更多自信，在學習和借鑒的基礎上，要找到最適合本國國情的路徑，而不是亦步亦趨地照搬發達國家模式。

“發展中國家大多曾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普遍覺得學會發達國家的模式就可以富強，結果往往和預期差距很大。二戰以后，沒有一個發展中國家是靠照搬發達國家的理論或經驗而成功的。中國經濟崛起的方式則非常務實，先看自己有什么條件和優勢，能做什么產業就做什么產業，而不是看西方什么強做什么，反而實現了從低端一步步升級。這就是思路決定出路。”林毅夫說。

中國的崛起也改變了世界經濟乃至政治格局。林毅夫常舉的一個例子與歷史有關。

1900年，世界最強大的8個工業化國家組成八國聯軍入侵中國，當時它們的GDP之和（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占世界總量的50.4%。到了2000年，世界上仍然存在一個八國集團（G8），其GDP總和占世界的47%。也就是說，過了整整100年，世界最強的8個工業化國家的GDP比重僅僅下降了3.4%。發展中國家經歷了三四代人，付出了巨大努力，但并沒有改變自己的經濟地位。

然而到了2018年，八國集團的GDP占全世界的比重已經下滑到34.7%，世界事務的主導力量也從八國集團變成了二十國集團（G20）。

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的GDP在2014年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美國對失去世界老大地位的焦慮，造成了中美之間的緊張局面，也給世界帶來了很多不確定性。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則進一步加劇了中美實力的變化。

《環球人物》：疫情已經進入第三年，您認為中國經濟今年會面臨哪些主要困難？

林毅夫：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已經講得很清楚，中國經濟面臨三重壓力：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我覺得其中最大的困難是在預期上面。需求收縮有相當大的外部因素我們控制不了，供給沖擊與新冠肺炎疫情有關，也有很多我們控制不了的因素，但市場預期的強弱是我們自己能掌握的。

中國經濟還有相當大的增長空間，不管是技術創新還是產業升級，發展空間都非常大。同時，中國的儲蓄率占GDP的45%左右，政府負債率從全世界來看也是比較低的，所以我們的投資資源還是相當充足的。只要市場有信心，投資就會增加，新的就業機會就能被創造出來，經濟就能增長，家庭收入就會提高，消費也會隨之增加。所以最關鍵的還是疫情管控，市場有了信心，再利用好資源和投資機會，穩增長的目標就能夠實現。

·2022年2月，林毅夫在北京接受《環球人物》專訪。（宋雨昕 / 攝）

《環球人物》：隨著奧密克戎毒株的傳播，全球經濟格局會進一步發生什么變化？

林毅夫：首先，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后，我國在世界的經濟地位進一步上升， 2019年，中國GDP總量是美國的67%，2020年達到70%，2021年增加到77%，從中可以看出中美經濟差距的縮小速度。

至于奧密克戎，傳播速度非常快，但由于發達國家的疫苗接種已經普及，其經濟很可能在今年走出疫情，進入恢復階段。但中國之外的發展中國家，疫苗接種比例相當低，可能會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其經濟還是會受到較大影響。所以2022年的全球經濟可能會分化，發達國家開始復蘇，發展中國家仍然普遍疲軟。

按比較優勢發展，有利于共同富裕

《環球人物》：您認為世界經濟的中心正在轉向亞洲嗎？

林毅夫：這非常明顯。

按市場匯率計算，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已經是第一。日本是世界第三大經濟體，韓國也排在全球前十名。印度雖然是發展中國家，但人口多，所以經濟體量很大。工業革命后，世界經濟的中心本來在歐洲，后來轉移到美國，現在又轉移到亞洲。

《環球人物》：美國近年來想了很多辦法遏制中國發展，在它擁有科技、金融等優勢的前提下，為什么做不到？

林毅夫：美國作為世界的唯一超霸，利用其在政治、經濟、軍事、科技等方面的優勢限制中國的發展，以維持它的霸權，但這樣做是殺敵一千自損八百。高科技產品需要大量研發投入才能取得技術突破，之后能獲得多大的利潤，取決于它有多大的市場。

中國是世界最大的市場，美國很多高科技企業如果把產品賣給中國，就會有高盈利，如果不賣就變成低盈利，甚至不盈利。高科技產品更新換代的速度非常快，一旦盈利不高，投資力度就會不足，很快失去領先地位。

所以，大部分美國企業是愿意和中國做生意的。尤其是那些高科技企業的產品，不僅美國有，歐洲、日本等發達國家也有。美國可能為了維持霸權，禁止美國企業把產品賣給中國，但其他國家的企業正好可以頂替美國企業所占有的市場份額。

此外，對于少數只有美國才有的“卡脖子”技術，中國也開始以新型舉國體制來研發了，比如光刻機。從過去的經驗看，一種產品只要中國自主研發成功、能生產，其價格必定大幅下降。

因此，美國很可能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只要我們保持定力，分析清楚自身優勢在什么地方、不足在什么地方，哪些技術可以利用國際市場，哪些必須由我們自己掌握，集中力量打殲滅戰，最終必定是“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環球人物》：中國下一步的目標是實現共同富裕，對于經濟水平不同的地區，如何制定適合當地情況的政策？

林毅夫：共同富裕是非常美好的理想。

·2021年10月，浙江建德市大慈巖鎮古村用五谷雜糧拼成的“共同富裕 美麗城鎮”字樣。

我們希望把餅做得越來越大，也希望把餅分得越來越公平，這是人類追求的目標。至于如何實現，關鍵在于要按照各個地方的比較優勢來發展，這樣在第一次收入分配的時候，就能達到公平和效率的統一。

對于經濟相對落后的地區來說，早期通常要發展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多創造就業機會，提高勞動者的收入水平。

隨著經濟的發展，勞動力會從相對豐富變成相對短缺，資本則從相對短缺變成相對豐富，工資的上漲速度就非常快。眾所周知，有錢人很大一部分收入來自資本，窮人的大部分收入來自勞動力，如果工資上漲速度非常快，更有利于低收入者。

如果第一次收入分配能實現公平和效率的統一，經濟發展得就快，政府財政收入就多，發展的產業符合比較優勢，企業就會有自生能力，也不需要靠政府補貼來生存，那么第二次收入分配就會做得比較好，可以發展教育，也可以更好地照顧鰥寡孤獨和失業人群。

在此基礎上，如果能給做社會公益的企業提供稅收激勵，也有利于第三次收入分配。所以，要實現共同富裕，最好是按照比較優勢來發展，一次分配實現公平和效率的統一，同時用稅收政策進行二次分配及鼓勵先富群體做社會公益的三次分配，共同富裕在全國各地就都能實現。

本文刊于第465期《環球人物》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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