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雷德·戴蒙德，1937年9月出生于美國波士頓，本科就讀于哈佛大學，1961年獲得劍橋大學生理學和生物物理學博士學位，現任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醫學院生理學教授，美國藝術與科學院、國家科學院院士。
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之初，美國著名學者賈雷德·戴蒙德的著作《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以下稱《槍炮、病菌與鋼鐵》）一再被提及。在這本出版于1997年的書中，戴蒙德梳理歷史事件，提出“病菌取得的戰果，甚至要超過武器”——歐洲殖民者攜帶的病菌曾造成95%的印第安人死亡。20多年過去了，戴蒙德已經須發灰白，這本書仍在引發熱潮，中文版也由中信出版社再版。他致力于探討人類社會不平等的地理成因，常被稱為“地理決定論”者。接受記者采訪時他表示，槍炮、病菌與鋼鐵至今仍有巨大影響力，很多貧窮國家還在與地理劣勢作斗爭。但制度、合作等將讓人類有機會克服這些自然障礙。
博學家解答“亞力之問”
多年來，戴蒙德以關注人類命運的博學家身份而為人所知。《槍炮、病菌與鋼鐵》接連獲得美國普利策獎、英國科普書獎。但他的本業是科學家。他3歲識字，6歲學鋼琴，7歲開始觀察鳥類，11歲學拉丁語，16歲學德語，曾先后在哈佛大學和劍橋大學讀書，成為膽囊研究領域的領軍人物。同時，他還是鳥類專家、人類學家、社會學家、生物進化專家和環境歷史學家，在工作中積累了大量考古學、基因學、人類流行病研究的知識。
年輕時的戴蒙德。 戴蒙德起初的興趣在研究地理。“我在二戰期間長大。父親在我臥室的墻上貼了兩張地圖，一張是歐洲地圖，另一張是太平洋和東亞地圖。父親在地圖上用大頭針表示歐洲戰線和太平洋戰線，隨著戰線轉移，他每天晚上都給大頭針換位置。”他的父親是醫學家，出生在俄羅斯，兩歲時隨家人來到美國。母親則是鋼琴家、語言學家，從波蘭移居美國。戴蒙德幼年時愛觀鳥，對語言、音樂、醫學等領域皆有涉獵。成年后，他到過許多國家生活，在多個學科上都頗有建樹。這樣的閱歷使他從地理環境的作用入手，建立了自己的大眾聲譽。
不過，早年他并不關注人類命運這樣的宏大主題。當人們談論未來某年地球可能面臨的災禍時，戴蒙德會覺得不真實：“2050年這樣遙遠的年份其實只存在于想象之中：我不可能活到那時。”然而，當他在1987年喜得一對雙胞胎后，開始在意和擔憂未來世界的模樣。在他看來，當下人類面臨核武器、氣候變化、資源衰竭和不平等四大挑戰，“我兒子的未來還要取決于2050年的世界，那時他們還處于人生巔峰，我想為他們創造更美好的世界，就需要把世界上最重要的問題呈現給大眾，這些問題可能會決定我的兒子們一生中大部分時間里所處的世界的狀態，于是，我開啟了為公眾寫書之路”。
他研究的主題來自一次偶遇。1972年7月，他正在新幾內亞島研究鳥類演化，遇見了當地政治人物亞力。亞力問他兩個問題：為什么是白人制造出這么多貨物再運來這里？為什么黑人沒有造出這些東西？戴蒙德說，亞力實際是在問：為什么不同區域的族群經過漫長的歷史，會有截然不同的命運？在戴蒙德看來，這個“亞力之問”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核心問題，也是《槍炮、病菌與鋼鐵》至今仍廣受關注的原因。
戴蒙德曾多次前往新幾內亞，和當地人同吃同住，學習各種技能。 學界對這個問題給出過多個答案，其中基因決定論曾頗為流行。戴蒙德則認為，并沒有可靠證據證明各族群間有智力差異。在他看來，新幾內亞人和西方人一樣聰明。他對此有切身體會——1964年，他首次踏足新幾內亞島，此后又去了30多次，自稱從當地人那學會養育子女、預知危險和領導他人等技能。然而，地理環境使新幾內亞人成為最晚改變傳統生活方式的群體——當地物產豐富，人們可以靠天吃飯，不需要進行繁重的農業勞動，人口分布也很分散，因而沒出現文字，也未形成國家。這使他們落后于生活在不同地理環境中的族群。最終，“我這個在叢林中找不到路也不會生火的愚鈍美國人，卻作為帶來金屬工具、文字并征服新幾內亞島的歐洲社會之代表來到此地”。
戴蒙德提出以地理環境為起點的解釋：“各族群的歷史循著不同軌跡展開，那是環境而非生物差異造成的。”他把這些觀點寫進《槍炮、病菌與鋼鐵》，希望自己的讀者能學會“不去輕視任何貧窮的國家，錯誤地認為它貧窮是因為其人民愚蠢”。
《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 在他寫作之初，他的雙胞胎兒子對他的研究知之甚少。“有次學校邀請我開講座，兒子一度為此感到非常尷尬，他們怕同學覺得我無聊。”戴蒙德向記者回憶。當戴蒙德到達教室時，兒子把頭轉向一邊，臉色因尷尬而發紅。結果，他的演講非常精彩，同學們非但沒有感到無聊，反而聽得全神貫注，并熱火朝天地提問。“從此，每當我的兒子聽到有人批評我的書時，他們都會憤怒地說那個人是白癡。”戴蒙德笑說。
“槍炮、病菌與鋼鐵”
出版20多年來，《槍炮、病菌與鋼鐵》始終被認為寫的是當下的問題。戴蒙德認為，原因之一是過去起作用的那些因素，現在依舊起作用。比如地理因素，“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仍在與地理劣勢作斗爭。玻利維亞是南美洲最窮的國家，布隆迪和中非共和國是非洲最窮的國家，這三個國家都位于熱帶，都是內陸國家，無法直接進入海洋。這些都是巨大的經濟劣勢”。
歷史上，“不同大陸的民族能否或何時變成農民和牧民，這方面的地理差異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他們以后的命運”。比如，上萬年前野生水牛、水稻、豬和大豆的馴化，就影響了現代中國的發展。戴蒙德說：“中國成為世界上增長最快的經濟體的原因是什么？一定程度上是因為最近幾十年的政策，但背景是古代中國的地理條件，決定了它有水稻、水牛、野豬、小米等野生動植物。它們上萬年前就存在于中國，使中國成為最古老、最富有的農業中心之一，很早就有發達的技術、文化和中央政府。”
他舉西班牙征服印加帝國為例，稱其勝利來自四大優勢。一是軍事技術優勢，即“槍炮”。二是病菌，入侵民族帶來病菌，導致被侵部落內部分裂。三是中央政治組織。四是西班牙人有文字，而印加帝國信息傳播能力落后。然而，這些并非決定勝敗的終極原因，“食物生產及社會間的競爭與兼并是終極原因。病菌、文字、技術、組織是從終極原因發展出來的，其間的因果鏈涉及人口與定居的生活形態”。換言之，地理環境差異最終導致各民族巨大的發展差異——地理導致食物生產的不同，產生技術等差異，從而決定各民族不同的發展路徑。
不過，文明的命運是多種因素合力作用的結果。國家的繁榮或衰敗也不斷變化。如果窮國制定良好的政策，就可能變得繁榮，富國采取糟糕的政策，也會走向毀滅。“試想過去60年，葡萄牙、芬蘭、韓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是如何采取良好政策而變得富有的。”戴蒙德說。
至于當下的美國，在他眼里與過去400年一樣擁有巨大地理優勢——肥沃的農田、溫和的氣候、漫長的海岸線和豐沛的水資源。然而，如今美國社會保守派和自由派間的沖突加劇了，而人們習慣于通過電子手段交流，也使人際關系更加疏離，某種程度上加劇了社會割裂。
“比科技更奇妙的是新幾內亞的叢林，我的家人和朋友，屋外的小鳥，還有美妙的音樂。如果可以選擇的話，我希望能生活在上世紀80年代。那個時候已經可以乘飛機迅速抵達新幾內亞，但互聯網的魔咒尚未開始。”戴蒙德說。
“要通過中美合作應對全球挑戰”
戴蒙德告訴記者，自己仍在研究“槍炮、細菌和鋼鐵”。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大背景下，人們自然對他關于細菌的看法更感興趣。據戴蒙德觀察，病菌在塑造地理版圖和政治格局中扮演過獨特角色。“整個近代史上，人類的主要殺手是天花、流行性感冒、肺結核、瘧疾、瘟疫、麻疹和霍亂，它們都是從動物的疾病演化而來的傳染病。”而為了應對危機，人類仍有很長的路要走。“我確實擔心我的兒子將在2050年的世界生活。一些人天真地希望，只要消除疫情，世界就將變得幸福。事實上，世界面臨許多危機，這些危機必須全部得到解決。例如，如果我們解決了新冠肺炎疫情、氣候變化和不平等問題，但不解決資源枯竭問題，我們仍將被毀滅。”
戴蒙德認為，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啟示，在于它可以作為未來應對世界性危機的模板——這是人類第一次面臨需要共同解決的問題，只要有一個國家沒解決，病毒就將繼續擴散。解決這個問題需要所有國家通力合作。
2019年，戴蒙德（右）因宣揚環保理念而獲得藍色星球獎。 “希望各國認識到這一現實。像病毒一樣，氣候變化、資源枯竭和不平等也是全世界共同面臨的挑戰，也需要一起采取行動來解決。疫情可以倒逼全球合作模型的形成，為世界公民共同應對其他問題提供借鑒。”
在采訪中，戴蒙德特別提到中美合作的重要性。“中國能保護自己免受氣候變化影響嗎？要知道，國外的二氧化碳只需幾小時就可被吹進中國。”“我們生活在全球化的星球上，要通過中美合作應對全球挑戰。進一步說，世界五大經濟體——美中日印和歐盟都必須在解決全球挑戰方面通力合作。否則，所有人都將走向毀滅。”（本刊記者 馮璐）
戴蒙德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