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球媽媽”火了！她藏了5年的秘密，感動全網

愛別人與愛自己。

‍‍‍‍‍‍升入小學后，彭霞發覺自己好‍‍‍‍‍像陷入了某種停滯。

停滯感首先來源于最直觀的視覺體認。110cm，這個代表她身高的數字，已經好幾年沒有變過。“別人都比我長得高，都比我能跑、能走。”

彭霞的母親這才想起，這個女兒出生時就和其他孩子不一樣，“胳膊、腿短一截”。再向前溯，母親記起自己懷彭霞時，曾誤食過一種用于治療“打擺子”（瘧疾的俗稱）的藥物。

從醫生口中，彭霞知道了，長不高是一種病，學名“矮小癥”（舊稱侏儒癥）。

今年45歲的彭霞向《環球人物》記者回憶，那時自己是全校乃至全村的“異類”。“小矮子”三個字以及環繞其間的聲音、表情、動作等，毫不客氣地占滿了一個孩子的小小世界。于是，生活也不再向前。

直到1999年，她遇到丈夫傅應輝，一名因母親早產而導致腦癱的患者。她把兩人的相遇看作一種緣分，更看作是對自己的打撈——從暗無天日的陰影中，一點點走到陽光下。

現在，彭霞被稱為“氣球媽媽”。數年來，她用售賣氣球的錢共計捐助了32名貧困學生；她還是合肥一個公益組織的成員，出現在很多個需要她的地方。

你可以把它理解為一個身殘志堅的故事，但在更廣闊的視域下，它關乎如何愛別人，以及如何愛自己。

以下是彭霞的講述。

氣球

我賣氣球十多年了，蜀山區南七街道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附近是我的“根據地”。那里打預防針的孩子多，孩子們喜歡氣球；而且離我家也近，中午能回去燒飯，吃飯，上午沒賣完的氣球，下午再接著賣。

我和我老公加起來，一天能賣五六十個氣球，多的時候可以達到七八十個，一個月掙2000多塊錢，完全夠生活。

賣氣球最怕刮風。前段時間合肥刮了好大的風，氣球隨著風跑，我拽不動，只好順著它被刮的方向走，氣球到哪，我人就跟著到哪，很吃力。

有人問我為什么不把氣球系在電動三輪車上，那樣不怕刮風，也不怕天冷凍手。但是氣球必須拿在手里賣，人家買的話你很快就能遞過去，或者繞在小朋友胳膊上。我的氣球從來沒有“飛”過，我都攥得緊緊的。

每天晚上9點半，我騎著電動三輪車從家里出發去一個工廠進貨。去程一個小時，拿氣球一個小時，回程一個小時。回來時每騎一段，下車整理整理飄亂的氣球，再繼續走。到家后，我把氣球分好，我和我愛人一人一半，凌晨一點鐘左右睡覺。

·每天晚上，彭霞騎著電動三輪車去工廠拿氣球，來回共計3小時。《合肥晚報》高博 攝

第二天早上6點，我起來做早飯，吃好后把我愛人推出去——他可以自己從輪椅移動到殘疾人代步車上。我幫他把那一半氣球拴好，再拴好自己的，然后一起出發，他去他的地方，我去我的地方，一天的任務就是把自己手中的氣球賣光。

今年夏天，有一陣子氣溫達到了40度，我賣氣球的時候那個汗呦，流得都沒停。那天我拿了30個氣球，白天只賣了15個，晚上我就到人家跳廣場舞的地方去，總算都賣掉了。我到處走，目的就是把氣球賣完。

2017年的一天，晚飯后看電視時，我在一檔公益助學節目上看到了一個女孩。她腿腳不太利索，家里經濟條件有限，沒錢上大學。那個時候我自己的孩子16歲，正在念高一。

我也是個母親，理解做母親的心：孩子花一樣的年紀，學習那么好，上不了學，心里該多著急啊。我跟我愛人商量：我們去幫助這個女孩，你一幫我一幫，她就能上大學呀。

我捐出了我的第一筆助學款，500元。兩年后，這個女孩來我賣氣球的地方找我，我一開始沒認出她就是我資助的孩子，認出后我好激動，沒忍住，哭了。

·2019年8月，彭霞捐助的第一名大學生陸慧敏（左一）來家中看望她和她的丈夫傅應輝（右二）。一同前來的還有安徽電視臺經濟生活頻道記者叢文，他是較早報道彭霞的記者之一。（圖片由彭霞提供）

這個孩子很懂事，她現在在讀研究生，不久前還想來看看我。我講你家里也很忙，你在家里要把爸爸媽媽照顧好，不用擔心我。

眼睛

現在我一共捐助了32名學生，大學生每年一次性捐助3000塊錢，小學生每個月捐助500塊錢。我的事跡被報道以后，得到了很多人的關注，也收獲了很多善意。

有次，一名30多歲的年輕人特地從合肥另一個區過來，想塞給我2000塊錢。他說，我看到你的報道了，好心疼你，想幫你改善一下生活。我說謝謝你，但這錢我絕對不能收。

我們兩個拉扯好長時間，小伙子沒辦法，說那我買一個氣球吧。哇，買氣球可以。我收了他5塊錢氣球錢。

·彭霞在售賣氣球。汪曙光 攝

很多人想給我捐錢，但我的生活沒有大家想象得那么苦。我賣氣球，自給自足，過得很幸福，不需要別人的幫助。

我肯定要先把自己的生活過好，才有能力去幫助他人，而不是別人先幫我，我再去幫別人，這個性質不一樣。

我現在很愛笑，也不怕和人交流，以前可不是這樣。

小時候我生活的環境里沒有人和我一樣。我自己也老想，我怎么跟別人不一樣？不少人用異樣的眼光打量我，給我起外號。久而久之，別人跟我講話我也不理，我也不跟別人講話；不得不與人交流的時候，我始終低著頭，不敢直視對方的眼睛。

回家也是窩在自己房間里，吃飯時，我把碗端進來一個人吃。家里有客人的時候，我從不上桌，都是躲著。

初中畢業后，我不再上學。高中學校離我家很遠，我走不動，不會騎車——以我的身體情況也騎不了。我沒去找工作，天天待在家里，做一些家務活，偶爾翻翻上學時的課本。

有一次我坐在家門口，一邊曬太陽一邊織毛衣，突然走來一群小孩，我趕快躲進屋里，等他們走了再出來。

我有一個姐姐、一個妹妹，身高都是一米六。家人喊我一起出去玩，我說我不去，他們也就不再說什么。他們沒想過我有什么不開心的事，覺得我活得挺好的，只是不愛講話。我就這樣把自己封閉起來。

1999年，我認識了我愛人。介紹人把我帶到他開的小超市門口，當時他坐在輪椅上，講話不太利索，但很開朗，愛和人打交道，講得慢一點，對方也能聽懂。

我問他，你怎么不怕別人看你？他說，別人看就看，我做我的，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行了。我覺得這個人挺神奇。

每天晚上，他拄著雙拐，在水泥地上來回鍛煉，學走路。他能自己照顧自己，超市也是他一個人打理。

一年后，我們結婚了，共同經營小超市。客人來問，我愛人就讓我去應對，他在旁邊看著。慢慢地，我敢和別人講話，也敢和別人對視了。這個轉變，我用了很長時間。

我們還一起學會了騎車——我騎電動三輪車，他騎殘疾人代步車，我們相互鼓勁，一起學。

后來超市所在的那條街拆遷，我們也不能總靠政府補貼，得自食其力。我愛人看到賣氣球的生意不錯，去打聽，人家立馬就把相關情況告訴我們，還給了我們氣球工廠的電話。

這個職業我們能干，兩人都能出去掙錢，挺適合我們。我們生活的錢、我孩子上學的錢、捐助的錢，都是氣球帶來的。

愛的循環

2008年，我認識了一名女孩，20多歲，也是“袖珍”。她跟我小時候一模一樣，特別自卑。

我拉著她逛公園、看電影，還帶她去商場買衣服，告訴她不要怕，不要在乎別人的眼光。她慢慢地開朗、自信起來。她和她爸媽都很感謝我。能幫助到她，我也很開心，因為也等于幫助我自己。

2016年前后，這名女孩突發急病去世了。我難過極了。生命真的很脆弱。

我想，我能走上這條幫助人的路，除了受我愛人影響，還要感謝宋國強大哥。

2015年，我偶然在公園看到宋大哥在組織愛心義賣，邀請了本市一些書畫家來寫字作畫，售賣所得全部用于購置輪椅，送給有需要的人。他看到我，問：你要不要加入？我覺得這是好事，當場回答他：“我愿意！我想成為一名志愿者！”

·2016年，彭霞參加了宋國強所在公益組織的愛心義賣活動。（圖片由彭霞提供）

我加入了宋大哥的公益組織，逢年過節去看看孤寡老人，天熱的時候走上街給交警同志、環衛工人送杯水……做好事真的很開心。

還有教我唱歌、彈琴的老師。10年了，老師每天都認認真真教課，從來不收我們這些殘障人的學費，還免費提供教室。還有最早報道我的幾名記者。大家都抱有最樸素的善意。

我兒子今年在安徽理工大學讀大四，打算明年念研究生。這些年，他捐過自己的獎學金、做過社區志愿者，卻從來沒和我們說過。

那年他住在奶奶家，參加了疫情防控志愿服務，還是他奶奶告訴我們的。我和我愛人做的這些事，他也是從新聞媒體上看到的，很為我們自豪。

讓我特別開心的是，有不少人在我的帶動下也走上了這條路。

今年8月，我去給“扭扭車男孩”張亮捐款時遇到一個朋友。她說，彭姐我看到你的報道也想去捐助，能告訴我地址嗎？后來，她真的帶著她的孩子去了。

還有一個朋友了解我的事以后，也去幫助有困難的大學生上學。我感覺這是個挺好的事，挺有意義。

·2018年1月，彭霞與其他志愿者一起走上街頭，鏟除積雪。（圖片由彭霞提供）

我今年45歲，干到55歲應該不成問題。前幾天上午我賣氣球，下午就攢夠錢又捐助了一個孩子。所以，氣球我會繼續賣下去，也希望能把我接收到的愛傳遞給更多人。

《環球人物》記者與彭霞的聊天暫時就到這里。4個小時后，她又要騎著電動三輪車行駛在進貨的路上，蓬勃地繼續著她的生活。

就像此前有人說過的：“我不愿稱呼她為‘袖珍媽媽’。沒有誰界定，1.1米的身高，讓她成了‘特殊’的母親。如果有，那是愛的能力，讓她與眾不同。”（作者：劉舒揚）

總監制： 呂    鴻

監    制： 張建魁

主    編： 許陳靜

編    審： 蘇   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