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毛主席影響一生的日本人，走了

”日本絕對不能重返國家主義道路。

我要讓日本的孩子們，

看到政府的錯誤道路。”

據日本NHK電視臺3月13日報道，日本文學家、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大江健三郎3月3日因衰老去世，終年88歲。

大江健三郎，1935年1月31日出生于日本四國偏僻的山村，1957年以小說《死者的奢華》登上文壇。

其作品《飼育》獲第三十九屆芥川文學獎，《性的人》《個人的體驗》獲新潮文學獎，他的寫作范圍寬廣且具人本關懷的精神，政治、核能危機、死亡與再生等皆呈現于他的創作中。

3月14日，《環球人物》記者采訪了大江健三郎中文作品的主要譯者許金龍。他通過回憶，向我們展現了一位有熱血、有遺憾、對中國飽含深情的日本老人。

“南京大屠殺是日本政府、

士兵、百姓（一起）干的”

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教授許金龍是大江健三郎中文作品的主要譯者和摯友，曾陪同大江健三郎在中國訪問，也到過他的家中做客。大江健三郎去世的消息傳來，他受到刺激，感到心臟不適，難受了很長時間。

在許金龍眼中，大江健三郎有著嫉惡如仇的個性，強調獨立、自由和平等，一向對民眾和弱勢群體滿腔柔情。

2011年3月11日，日本東北部海域發生9.0級地震并引發特大海嘯。受此影響，福島第一核電站大量放射性物質泄漏，導致發生自蘇聯切爾諾貝利核事故之后最嚴重的核事故。

78歲的大江健三郎聽到消息后，既擔憂又憤慨。許金龍對《環球人物》記者回憶：“大江先生早在2000年的時候，就看到了日本政府的核野心，為呼吁日本人民的覺醒而奔走。”

核事故發生后，日本政府對內欺騙民眾，對外遮遮掩掩，對核泄漏的巨大危害只字不提，毫無悔改之意。

2012年10月13日，大江健三郎發起廢核運動，與日本民眾一起走上街頭，在東京都千代田區舉行示威游行。

·2012年10月13日，大江健三郎（前排左三）參加東京都千代田區的廢核游行。

千代田區集中了東京的首都功能，是日本政治、行政和司法中心。大江健三郎親自在街頭吶喊，讓不少右翼政客恨得咬牙切齒。

許金龍感慨地說：“大江先生每次參加反戰、廢核活動時，日本右翼就派流氓混混到大江先生家門口大喊大罵。”但他們的無恥行徑并未挫敗大江健三郎的斗志。他和妻子相濡以沫，在右翼的險惡泥沼中一路扶持。

其實，早在大江健三郎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前，日本政府便對他恨之入骨，即便大他在日本民間和海外早已享有盛譽，但所有政府獎項一概不頒發給他。

·2006年9月12日，大江健三郎參觀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2006年9月，應中國社會科學院外文所的邀請，大江健三郎開始他第五次訪華活動，并參觀了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許金龍說：“參觀時，大江先生受到了嚴重刺激，昏厥過去，被大家攙扶著出來。”

大江健三郎在給紀念館的題詞中表示，他將銘記這種震撼，為完成作為一個日本人，同時也作為人類一員所應盡的責任而傾盡全力。他對日本政府和國民逃避責任感到憤慨，“南京大屠殺是日本政府、士兵、百姓（一起）干的”“日本絕對不能重返國家主義道路，我要讓日本的孩子們，看到政府的錯誤道路”。

那天晚上，組織方出于對大江健三郎身體的考慮，建議取消與南京大屠殺幸存者的見面會，但被他一口回絕。再三協商后，他終于同意晚到一個小時，“但早退半小時，我可保證不了”，一聊就聊到了深夜。

時任東京都知事的石原慎太郎是臭名昭著的右翼，聽聞大江健三郎頻繁訪華，便對他的家人打起了壞主意，通過決議取消殘疾人年金（補助金）。

大江健三郎的兒子大江光患有先天性頭蓋骨發育不全，腦組織外溢，在腦后形成一個大瘤。光出生時，醫生對大江健三郎說“大概會成為植物人吧”。

1964年，大江健三郎寫下了長篇小說《個人的體驗》和短篇小說《空中怪物阿貴》。兩篇小說，出現了同樣的道德困境：生下一個可能終生殘障的嬰孩，是逃避，放棄，還是扛起責任？最終，大江健三郎扛起了責任，并把這種責任擴展到全日本、全世界的福祉上。

最終，長大后，光并沒成為植物人，但仍被病情折磨著，領取政府發放的殘疾人年金。石原慎太郎忽然取消了年金，讓大江健三郎擔憂不已，他對許金龍說：“我不怕死，但我死后，兒子該怎么辦？”

·2007年4月6日，大江光（中）與大江健三郎（右）在一起探討歌詞譜寫。

為此，有朋友提議，憑著大江健三郎在中日的影響力，靠著名氣掙快錢不是問題，可大江一聽便說，“違背我人生準則的事，不做也罷”。

聞著茉莉花香，

見到了毛主席

·上世紀60年代，大江健三郎重返母校——愛媛縣喜多郡大瀨小學。

1935年，大江健三郎出生于日本四國，家境還算殷實。他曾回憶，每逢過年，父親大江好太郎就根據村里傳統，邊喝著酒，邊給上門來的小孩發錢。

1955年，大江健三郎考入東京大學文學部法國文學專業，不僅接觸了大量西方文學經典，也對日本民眾被美國欺壓的現狀愈發不滿。在校期間，他參加了被稱為“安保斗爭”前哨戰的“砂川斗爭”。“砂川斗爭”是以學生為主體的日本民眾反對美軍擴建軍事基地的群眾斗爭，也是日本社會在戰后迎來的第一場大規模反戰運動。

1959年3月，24歲的大江健三郎畢業。1960年1月19日，日本政府與美國正式簽署經修改的《日美協作與安全保障條約》，其中宣稱“為了維持遠東地區的和平安全”，而這個所謂的“遠東”是指“以日本為中心，菲律賓以北，中國大陸一部分，蘇聯的太平洋沿海部分”。

一時間，日本民眾紛紛懷疑日本政府試圖再次侵略包括“中國大陸一部分”的亞洲諸國，相繼投身到反對運動中。1960年初夏，在文壇上已經嶄露頭角的青年作家大江健三郎也站在示威群眾之中。

就在這如火如荼的抗議活動中，大江健三郎受老一輩作家的邀請，隨團前往中國進行訪問，以獲得中國對這場大規模群眾抗議運動的支持。

在機場與新婚剛剛三個多月的妻子話別時，大江特地叮囑妻子：日本沒有希望了，不要生孩子。

6月某天凌晨1點左右的上海某院落，大江被告知即將要見到一位重要人物。洗漱完畢后，他聞著院子里的茉莉花香，來到了毛主席所在的會客廳。那次情景，令大江終生難忘。

·1960年6月，大江健三郎（前排右一）等日本青年作家在上海受到毛主席接見。

回日本后，他不僅為日本民眾的權益奮斗了一生，還始終保持著在家中放一束茉莉花的習慣。

訪華期間，大江應邀為《世界文學》雜志撰寫了特邀文章《新的希望之聲》，表示日本民眾已經回到了亞洲的懷抱，并代表日本民眾發誓永遠不背叛中國人民的深情厚意。

他還在一篇題為《北京的青年們》的通訊稿中表示，無論是歷史博物館講解員的眼睛，鋼鐵廠青年女工的眼睛，郊區青年農民的眼睛，還是光裸著小腳在雨后的鋪石路上吧嗒吧嗒行走著的少年的眼睛，全都無一例外地清澈明亮，而共和國青年的這種生動眼光，是在日本那些處于“監禁狀態”的青年眼中從不曾看到過的。

時隔38 天后，結束中國之旅回到日本的大江又對前來迎接他的妻子說：“還是生一個孩子吧，世界的未來還是有希望的。”

沒有魯迅就沒有大江健三郎

2009年1月16日，位于北京阜成門的魯迅故居內，一位七十多歲的老人在館內一側蹲了下來，淚流滿面。

·2009年1月，大江訪問阜成門魯迅故居。（許金龍攝）

觀看魯迅手稿時，大江匆匆看了一眼就趕快放下，生怕自己再度情緒失控。事后，他解釋說，在魯迅故居看到魯迅雕像時觸景生情，既有回憶也有感慨。

在大江健三郎的印象中，父親一直是中國古典文學愛好者，中國古典著作是家里常見的書籍。大江的母親“早年是熱衷于中國文學的文學少女”，非常熟悉并熱愛中國現代文學，是魯迅先生的忠實喜愛者。因此，大江健三郎大量閱讀了中國古典文學作品和魯迅的小說。

1934年春天，他的父母由上海北上，前往位于北京東城沙灘的北京大學，在那里聆聽了胡適用英語發表的演講。他們投宿于王府井一家小旅店，父親與老板娘的丈夫聊起了自己甚為喜愛的《孔乙己》，由此得知了茴香豆的“茴”字竟然有四種寫法。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父親仍在對大江健三郎說著魯迅的文學，還教了他茴字的四種寫法。

受父母影響，大江健三郎對《孔乙己》《藥》《狂人日記》《一件小事》《頭發的故事》《故鄉》《阿Q正傳》《白光》《鴨的喜劇》和《社戲》等作品相當熟悉。

“當時我很喜歡《孔乙己》，這是因為我認為咸亨酒店那個小伙計和我的個性有很多相似之處?！渡鐟颉分械娘L俗和那幾個少年也很讓我著迷，幾個孩子看完社戲回來的途中肚子餓了，便停船上岸偷摘蠶豆用河水煮熟后吃了。這里的情節充滿童趣，當時我也處在這個年齡段，就很自然地喜歡上其中的描述。”

1994年，大江健三郎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他的母親得知消息后，依然向來訪的賓客們表示，她的兒子比魯迅還差得遠。

·1994年12月10日，瑞典，妻子給生平第一次穿燕尾服的大江健三郎整理領結。

第六次訪華時，大江健三郎曾到北大附中進行演講。他說：“我是個作家，對教育是外行，但我要向孩子們講述的是，在日本的山林地區長大的我是如何從母親那里得到了翻譯成日文的魯迅的短篇小說，這些作品是如何令我愛不釋手地讀到老年，而我又從中受到了哪些影響。”

·2006年9月，大江健三郎（右）在北大附中講演時，與許金龍（左）在一起。

2013年，大江健三郎作品《水死》中文版在京發布。《水死》的主人公以大江健三郎的父親為原型，真實反映出日本二戰前后不同時期的時代精神。

許金龍感慨地說：“大江先生去世后，不知道我們什么時候還能再次擁有這樣寶貴的精神遺產。”（作者：劉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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