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時報 記者 張妮】編者的話：“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這是魯迅的一個詩聯，也是他人生態度的宣示。過去，很多照片、繪畫、雕塑中，魯迅的形象是“橫眉冷對”，那么，他“俯首甘為孺子牛”的一面又是如何表現？和平時代的年輕人又該如何走近他？今年9月25日是魯迅140周年誕辰之日，北京魯迅博物館常務副館長、《魯迅家書》編注者黃喬生近日接受《環球時報》記者專訪時稱，他希望通過整理注釋魯迅的家書，盡可能還原魯迅的本來面目：“我們希望描繪出一個全面的魯迅形象，讓青少年走近他、親近他。”
北京魯迅博物館。
家庭對魯迅的影響是決定性的
雖然魯迅從事的社會活動很多，但家庭是他人生軌跡的重要線索。“把這些飽含日常感情、情緒的書信放在一起會發現，家庭對魯迅的影響是決定性的。首先，因為母親安排的包辦婚姻，他可能對母親心里有所不滿而又隱忍。他接受了婚姻，中間也和許廣平戀愛生子，但直到晚年他還在為原配提供生活費。這種社會道德約束跟個人情感之間的沖突影響了他對其他家庭成員的看法。直到中年，他還理解不了家庭的快樂和喧鬧，這或許是導致他與弟弟周作人失和的原因之一。”黃喬生認為，魯迅的家庭生活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他不同時期的作品風格。他在給許廣平的信中曾講述自己以前的生活狀態，大意是他一度很悲觀——不只是對政治的悲觀，還有對家庭生活的悲觀，幾乎到了不想再留存世間的程度。周作人曾談到，魯迅唯一的愛情小說《傷逝》寫的不是戀人，而是他們兄弟之間的決裂。
“魯迅早期的很多作品，都能讓人感覺到孤獨感。比如，《祥林嫂》《藥》都充滿陰郁之氣，作品中很少描寫家庭生活，即便戀愛都寫得比較縹緲。”黃喬生說，在創作散文詩集《野草》的過程中，魯迅內心的矛盾達到極致，可以說是在生死之間抉擇。如《影的告別》一文這樣寫道：“我不過一個影，要別你而沉沒在黑暗里了。”
黃喬生認為，在跟許廣平的交往過程中，魯迅的內心慢慢融化，散文集《朝花夕拾》的創作就是他內心回暖的過程，里面的《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藤野先生》等文章都是帶著溫情回憶過去。魯迅在家書中也談到祖父、族群中的一些人，以及紹興的地方文化對他的影響，王陽明等很多大師都是紹興人。“家庭、家族、地方文化、社會生態，把這些脈絡追溯下來，放在一起，才能更立體、全面地理解魯迅。”
書信中的魯迅側面
在整理家書的過程中，黃喬生還發現了魯迅不為人知的一面。比如，在跟許廣平的通信中，他會議論一些自己看不上的文人學者。魯迅和許廣平當年在編輯出版《兩地書》時把這些內容刪掉了，怕引起口舌之爭。但《魯迅家書》依據原稿，恢復了這些內容。在給母親的信件中，魯迅呈現了與他嚴肅形象反差較大的輕松有趣一面，而且多是與兒子海嬰有關的。比如，“近來似較為聽話，不甚無理取鬧，當因年紀漸大之故，惟每晚必須聽故事，講狗熊如何生活，蘿卜如何長大等等，頗為費去不少工夫耳。”
《魯迅家書》內文實拍，魯迅寫給母親的書信（影印版）。
還有一些信件內容讀起來有心酸之感。如魯迅向母親解釋自己身體不好又不能停筆休息的原因：“因發熱，躺了七八天，醫生也看不出什么毛病，現在好起來了。大約是疲勞之故……賣文為活，和別的職業不同，工作的時間總不能每天一定，閑起來整天玩，一忙就夜里也不能多睡覺，而且就是不寫的時候，也不免在想想，很容易疲勞的。此后也很想少做點事情，不過已有這樣的一個局面，恐怕也不容易收縮。”
據黃喬生介紹，魯迅寫給母親的信大體是報喜不報憂，但在給愛人許廣平的信中，魯迅則更多袒露自己對人生的真實思考。如一封信中這樣寫道：“我想，苦痛是總與人生聯帶的，但也有離開的時候，就是當睡熟之際。醒的時候要免去若干苦痛，中國的老法子是‘驕傲’與‘玩世不恭’，我自己覺得我就有這毛病，不大好。苦茶加‘糖’其苦之量如故，只是聊勝于無‘糖’，但這糖就不容易找到，我不知道在那里，只好交白卷了。”
魯迅精神的現實意義
“雖然在魯迅的家書中能看到他溫和親切的一面，但我想強調的是，剛毅是魯迅貫穿始終的品質。他犀利的眼光、抗爭的精神、反省的意識、批判社會的責任擔當，即便在后期溫馨的家庭生活中，仍然沒有失去，他始終是一個戰士。”黃喬生認為，如果沒有剛毅的一面，魯迅就失去了在中國文學史上的重要意義。“魯迅被譽為中國新文學第一人，新在哪？魯迅真正把‘人’確定在文學的中心位置。他表現的是人的精神氣質，是為人的進步、社會的發展創作文學。《吶喊》中的祥林嫂、《白光》中的陳士成，讀者看后會感覺有一塊石頭壓在心頭。他要叫醒人，啟發人，提升人，要給人指引，這是他所有文學作品的出發點和力量所在，也是魯迅的偉大之處。”
“我們現在強調文化自信，魯迅對中國文化有沒有自信？當然是很有自信的，但自信是建立在自我解剖的基礎上。”黃喬生表示，魯迅曾有過“沉默的十年”，就是從日本留學回來的1909年到寫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的1918年，他很少發表作品，而是一門心思研讀、剖析中國古代文化，比較中外文化，最后形成自己對中國社會和民族性的理解，得出中國人究竟應該怎么自信、怎么前進的結論。
黃喬生認為，《拿來主義》《中國人失掉了自信力嗎？》這兩篇文章應被視為魯迅晚年的文化定論。此外，他在逝世之前幾個月還寫了《立此存照》的系列短評，講中國人如何更嚴格地審視及健全國民性格，這也是給國人留下的文化遺囑。“現在，我們仍然需要魯迅這樣的人，他不是躺平的人，而是站直的人！現代社會，我們面臨豐厚復雜的中華文化傳統，如何去整理吸收傳承？我們同時面臨豐富多彩的國外文化，怎樣去辨別吸收融合？我們更期待像魯迅這樣的巨匠、大師出現，把這條路繼續走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