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徵明的一生，有三年半與北京有關。作為藝術家的文徵明，無疑非常成功，但在仕途之路上，他的一生卻頗為坎坷。文徵明蹉跎科場三十年，一直到54歲那年，才以被舉薦的方式赴北京進入仕途。這在北京的三年半，雖然并不如意，卻對他的一生影響甚大。
提起文徵明，人們很容易想起“江南四大才子”這一稱號。在沈周、祝允明、唐寅、王世貞等名流雅士前后輝映的時代，文徵明顯然也是其中一位藝術巨人。
在正德四年，沈周逝世之后，同為40歲的唐寅、文徵明成為了蘇州最著名的兩位文人畫家。正如周文翰在《文徵明傳：蘇州的風雅傳奇》中所言，唐寅雖然詩、書、畫風格突出，才華橫溢，可是他因為科場案和個性狂放等原因，被視為道德有瑕疵之人或者狂狷之徒，沒有如文徵明那樣得到文人階層的普遍好評。
對于文徵明的認識，與蘇州這座城市息息相關，以至于人們在提到文徵明時，很難將其與北京聯系在一起。事實上，在文徵明的一生中，還有三年半與北京有關。
作為藝術家的文徵明，無疑是非常成功的，但在仕途之路上，他的一生卻頗為坎坷。文徵明一生參與了十次鄉試，卻屢試不中，蹉跎科場三十年。一直到54歲那年，才以被舉薦的方式進入仕途，被授以翰林院待詔的職位。
翰林院有六名待詔，是從九品官員，月俸五石米，是翰林院里有品級的最低職位。據黃佐的《翰林記》所載，翰林待詔的職權是應對皇帝咨詢、編寫史書、抄寫典冊等事宜，“凡遇上宣問文義以備呼召，編摩謄寫等事，亦如之史官之職”。
不過，像文徵明這樣不僅沒有考中進士，連舉人都不是的文人能靠舉薦進入翰林院，在當時極為稀有。但這一段官場生涯也并不能令人稱心如意。對自己在北京為官的生活，文徵明更多的感受可能是后悔：在一首名為《潦倒》的詩中，他寫道：
潦倒江湖歲月更，晚將白首入承明。
五更幾蹙長安馬，百囀初聞上苑鶯。
北土豈堪張翰住？東山常系謝公情。
不須禮樂論興廢，畢竟輸他魯兩生。
對比他在初入京城的路上所作的《留城道中有張良祠》，表達自己年紀雖大但仍然有到京城一展才華的心志“老去馬遷心尚在，不妨書劍事遨游”顯然大不相同。
那么，文徵明在北京都經歷了哪些呢？本期的京華物語，選取了文徵明在北京的游玩經歷，以及他赴京就任翰林院待詔后，受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左順門事件”影響，想上疏請求致仕回家的部分。
以下內容節選自《文徵明傳：蘇州的風雅傳奇》，已獲得出版社授權刊發。
原作者丨周文翰
摘編丨何安安
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左順門事件”中眾官員被杖擊、被貶官的慘烈，讓文徵明萌發了請求退休南歸的心思。在九月份給岳父的信中，他說自己想上疏請求致仕回家，但是擔心別人非議或者牽涉朝中派系對立的局面，不敢貿然上疏。岳父擔心他的身體情況，讓文徵明之妻“三小姐”八月時乘船北上照顧文徵明，但是文徵明可能并沒有接受這個建議，因為他已經打算次年就回家。這一時期給岳父、兒子的信里，文徵明頻繁提到朝中官員被彈劾或者貶官、退休之事，對朝政變化感到擔憂，指出嘉靖重用的張璁、桂萼等“二三用事之人方事報復，且言無不從。觀其意，非盡逐好人不已也。舉措如此，時事可知，我亦安能郁郁久居于此，決在明春歸矣”。
使文徵明略微感到愉快的是與同僚游覽北京的名勝，他曾經在夏日和秋日兩次經過西苑（宮城西的御園，北海、景山等），分別寫了《游西苑》《秋日再經西苑》兩首詩。嘉靖四年（1525年）春天，侍講陳沂（魯南）、修撰馬汝驥（仲房）、編修王同祖（繩武）邀文徵明一起進入西苑游覽。這是因為陳沂在宮內給皇子教書，認識守苑官員王滿，在他的帶領下四人一一游覽各處景色，讓沒有資格進入這里的文徵明大飽眼福，領略了皇家園林的風光。
文徵明覺得這次游覽的經歷十分難得，回到住所后根據記憶創作了十首詩，在每首詩前一一注明西苑景點的名稱和概況，如第一首寫萬歲山（今天的景山）的題注是“在子城東北玄武門外，蓋大內之鎮山也，其上林木陰翳，尤多珍果，一名百果園”。
《西苑詩》十首其一“萬歲山”全詩為：
日出靈山花霧消，分明員嶠戴金鰲。
東來復道浮云迥，北極觚棱王氣高。
仙仗乘春觀物化，寢園常歲薦櫻桃。
青林翠葆深于沐，總是天家雨露膏。
《西苑詩》十首其三“璚華島”寫的是今天北海公園內的瓊島，全詩為：
海上三山涌翠鬟，天宮遙在碧云端。
古來漫說瑤臺迥，人世寧知玉宇寒。
落日芙蓉煙裊裊，秋風桂樹露團團。
勝游寂寞前朝事，誰見吹簫駕綵鸞。
其他幾首詩都是寫瓊島和北海附近的建筑和景點，包括甕城中的圓形建筑承光殿，璚華島東北停放船只的龍舟浦，太液池東岸的芭蕉園、樂成殿，太液池南岸的南臺、太液池西岸的兔園（山下小池中有石雕龍形噴泉）、平臺（可以騎馬閱兵）。
他在詩后的跋語中寫道：“竊念神宮秘府，迥出天上，非人間所得窺視，列官禁近。而吾徒際會清時，遂得以其暇日游衍其中，獨非幸與？然而勝踐難逢，佳期不再，而余行且歸老江南，追思舊游，可復得耶？因盡錄諸詩藏之，他日邂逅林翁溪叟展卷理詠，殆猶置身于廣寒太液之間也。”可見他已經有了回蘇州的打算，十分清楚一旦離開翰林院，就不可能再有這樣游覽的機會。
到了秋天，他又和陳沂、馬汝驥一同前往西山游覽，創作了《游西山詩十二首》，一路寫自己從阜成門出門，登香山、游覽碧云寺、夜宿弘濟院、游覽玉泉亭等所見的景觀。
失去官場人脈支援 遭到冷遇
嘉靖四年六月，文徵明參與的《武宗實錄》修撰完成后，皇帝賜宴禮部，他在多達97位編修人員中僅僅名列第62位，歸入“譽錄監生秀才十六人及續添譽錄官十五人”之列，可見僅僅是抄寫文字而已，只獲得賞賜的白銀五兩、可做衣服的高級絲綢纻絲表里一套。按慣例，參與此事的官員大多可以升遷，之前也曾經有朋友建議他去拜會當朝顯貴疏通關系，執拗的文徵明沒有去走門路，因此也就沒有獲得升遷。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朝政變化以后，和他友好的中高級官員如林俊、喬宇、何孟春、楊慎等或退休或貶官、戍邊，他失去了官場人脈的支援，又不愿意去取悅新勢力，因此遭到冷遇。
多種因素之下，文徵明辭官之意縈繞心頭，有了在本年秋冬上書請求退休的打算，希望次年春天回蘇州。不料因為之前請病假、請求退休的官員數量太多，嘉靖四年（1525年）九月十九日吏部尚書上奏建議“今宜遵照舊例，京官年七十以上、衰朽不堪任事者，方準致仕，果病不能行動者，方準養病”。這獲得了皇帝的肯定。
56歲的文徵明覺得這個規定不可能堅持多久，但是他不愿在此時貿然違反新規，決定再等一段時間。他在給兒子的家書中提到：“我歸興頗切，而當道方以格律錮人，謂非七十不得致仕，非病危不得請告。”他還曾和當時擔任內科中書的吳愈次子吳南談到過自己回家的打算。年底時皇帝下詔征選名醫子孫入朝，文徵明的女婿王曰都應試，通過禮部的考試后擔任了太醫院醫士，他一直干到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才退休。
女婿、女兒入京讓文徵明心情好了一些。嘉靖五年（1526年）三月七日文徵明任翰林待詔滿三年，按當時的官員考核規定，先由翰林院列出履歷（當時稱“腳色”），由所在部門的主官翰林學士審核后，再去吏部復核（“磨勘”）以決定升降。文徵明說自己不愿意和部門最高領導翰林學士張璁見面，所以干脆不參加考核，心中已經打定主意要辭職，在四月一日給兒子的信里說“我是要歸人……但待《興獻實錄》有次弟，即上疏乞歸。此時石湖風景常在夢中，若得遂請，勝于晉官也”。其實，從九品的待詔就算是考核合格升官，也不過是派到地方擔任九品的縣學教諭一類官職，對文徵明來說也是勉為其難，因此他只想把自己參與的《獻皇帝實錄》完成后就辭官回家，參與編著史書算是對自己為官三載一個交代。
讓文徵明略感欣慰的是，這一年二月二十九日禮部主持的會試中，蘇州府有11名文人考中貢士，三月十五日殿試，其中2人名列二甲進士，9人名列三甲同進士出身，這些新科進士中王守、袁帙和文徵明熟識。他們來北京時帶來了文徵明家人的信件，其中王守居住在文徵明家附近的慶壽寺中，幾乎每天都來和文徵明閑聊，袁帙也經常來拜會，給思鄉心切的文徵明很多安慰。但是袁帙為了自己的前途，三次向他求書畫以便送自己所在部門的官員，讓文徵明頗不耐煩，覺得此人過分熱衷仕途。當時，恰好蘇州知府胡纘宗三年任滿來北京參加吏部考核，也曾和文徵明以及王守、袁帙、陸粲、常熟人楊儀等新科進士一起聚會，賦詩唱和。
思鄉心切，想要逃離“虎豹場”
在翰林院中，也有人看不慣未經科考就進入翰林院的文徵明。何良俊在《四友齋叢說》中說，衡山先生在翰林大為姚明山（姚淶）、楊方城（楊維聰）所窘，時倡言于眾曰：“我衙門不是畫院，乃客畫匠處此。”楊維聰21歲時考中正德十六年（1521年）狀元，慈溪人姚淶是嘉靖二年（1523年）狀元，當時都是翰林院修撰。
董其昌在文徵明所作《永錫難老圖》的題跋中認為何良俊上述記述有誤，和楊維聰一起譏諷文徵明的不是姚淶而是龔用卿。龔用卿在嘉靖五年（1526年）26歲時考中狀元，當年被授職翰林院修撰，年輕氣盛的龔用卿看不起白發的從九品小官文徵明。另外也傳說因為北方同僚索畫時不夠禮貌，文徵明予以拒絕，因此才有了這樣的流言。至于姚淶，他在文徵明退休回蘇州時沒有按慣例只寫一首贈別詩，而是接連寫下《送衡山先生馬上口占十絕》和一篇《送文衡山先生南歸序》，從語氣可見對文徵明十分推崇，應該不會是譏笑文徵明之人。
此時朝政又有變化，嘉靖帝詔兵部尚書、左都御史，總制陜西三邊軍務楊一清進京入朝擔任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內閣首輔，五月楊一清抵達北京城外時，滿朝官員都前往拜會。文徵明父親文林和楊清是同年進士且有交往，文林曾賦詩《京口公館柬楊應年》，可見當年有詩文往來。
正德十五年（1520年），無錫富豪安國曾經請文徵明題寫兩首祝壽詩送給辭職回到丹徒家中閑居的楊一清，文徵明在詩前的序言中提及父親和楊是“同年進士”，彼此有“通家之情”，盡管這可能是文人寫文章時按慣例攀關系的客套言辭，但是就當時文人、官員的社交習俗而言，文徵明完全可以以“故舊之子”的身份去結交位高權重的楊一清。
可是文徵明不僅沒有去城外拜謁楊一清，后來在城內朝會、社交場合偶然見面也冷淡處之。傳說有一次在社交場合楊一清見到文徵明，楊半開玩笑提到自己和他的父親文林是朋友，為什么文徵明這么晚才來相見？文徵明回答說不是自己怠慢，父親逝世后如果朋友舊交有書信慰問，自己都曾一一回復，意思是楊一清對自己父親的亡故不聞不問，不能算是朋友。楊一清只能敷衍說這是自己的疏忽錯誤，文徵明如此和楊一清說話讓周圍的人感到震驚。由此可以看出文徵明去意堅決，不愿意繼續留在北京官場發展，也不想討好高官顯貴。
六月，《獻皇帝實錄》編纂完畢，獲賞賜的人員名單中，文徵明的名字排在“監生秀才”一列位置，按常例參與此項工作者均有可能升遷。有人勸文徵明去拜訪當權者以便獲得升職，文徵明予以拒絕，他沒有獲得升遷，僅僅是按照慣例獲得一些賞賜的銀幣而已，還寫了《實錄成賜燕禮部》：
北府書成奏尚方，南宮拜詔許傳觴。
青春照坐宮花麗，瑞露浮樽法酒香。
邂逅鸞臺修故事，遂令牛走被余光。
濃恩恰似朝來雨，散作槐廳六月涼。
這時候他思鄉情切，經常見于詩歌，和盧襄、陸冕等蘇州府官員相會時也經常表露這種情緒，寫下《與師陳夜話因懷行鄉土師陳有詩次韻》《九日迎恩寺懷歸》《愧故知》《病中有懷吳中諸寺》等懷念家鄉風物、親友的詩歌。《病中有懷吳中諸寺其二·竹堂寺寄無盡》：
東城古寺萬枝梅，一歲看花得幾回。
竹徑三年無我跡，松門此日為誰開。
還應壞壁余詩草，只恐荒碑蝕雨苔。
憑仗山僧懸木榻，長安倦客且歸來。
竹堂寺是文徵明熟悉的地方，他曾經和唐寅等友人多次游覽。后來回到蘇州后文徵明還曾多次到訪，曾給竹堂寺僧人性空上人贈送所作《水墨寫意十二段》。這一年中秋節他思鄉心切，一直無法入睡，接連作了五首詩回憶蘇州家中的玉蘭堂、停云館，回憶石湖的綠樹流水。他感嘆自己真不應該拋棄家鄉的平靜生活來到北京官場這個“虎豹場”中闖蕩：
中夜無眠思故鄉，夢成剛在玉蘭堂。
深泥不恨無車轍，新水還堪著野航。
草色簾櫳春雨足，綠陰門巷午風涼。
誰令拋卻幽居樂，掉鞅來穿虎豹場。
“山如文債海詩逋，追騎飛塵出帝都”
嘉靖五年八月二十日、八月二十六日文徵明連續上了兩道辭呈，表示自己身患痼疾“舊患痰眩等癥不時舉發，兩足麻痹不能行立，目睛昏眊，視物不明”，不便參加早朝，也難以處理公務，請求允許自己退休養病，并舉例說之前太仆寺丞姚永、太常寺典簿錢貴及南京戶部郎中邵鏜，都是年齡不到六十就因病無法供職的，請參照這一標準允許自己退休回家。這兩次上疏的疏文都被吏部壓下沒有上報。于是九月二日他再次上書，以自己病重思念故鄉為由請求準予退休，這一次這份上奏終于被批準了。
文徵明開始為自己的離開做準備，大概就像當時的許多官員退休一樣，他需要把在北京買的房子賣掉，一一拜訪友好的官員、同鄉，參與親友組織的餞別宴會，免不了要經常賦詩、送扇面之類。當時翰林院的慣例是凡是官員奉命出使、給假侍親、養疾、致仕、遷官、賀壽和去南京當官，都會推舉一位與當事人熟悉的官員寫贈別的序文，他人也會按照慣例賦詩贈之，稱作“例贈”。文徵明的同鄉徐縉被翰林院同僚推舉寫了《送翰林待詔文君致仕還吳序》，和文徵明交好的同僚馬汝驥為此賦詩九首贈別，黃佐撰寫了《送文待詔歸姑蘇序》、姚淶也撰有《送文衡山先生南歸序》，其他如陸粲、袁帙、顧夢圭等都有贈別詩。
文徵明于十月十日離開京城，正好黃佐也請假回家鄉廣東香山縣探親，于是兩人同行。此時的文徵明十分想念家鄉，他在《致仕出京言懷》中寫道：白發蕭疏老秘書，倦游零落病相如。三年漫索長安米，一日歸乘下澤車。坐對西山朝氣爽，夢回東壁夜窗虛。玉蘭堂下秋風早，幽竹黃花不負余。他們沿著京杭大運河行船，到距離北京城約150公里處的潞河時天氣已經變冷，河流結冰把船只凍住了，無法通行。兩人只好停留下來，一住就是四個多月。兩人在這里詩歌唱和，鑒賞書畫，有時還一起參觀附近的寺廟等景點。他們寧愿在這里居住等待而不是回到北京，或許是為了節省吃住費用，另外也可以免去應酬等人情往來的麻煩。
不過，黃佐看到有許多京城官員派人前來索求文徵明的詩文書畫，讓文徵明忙于創作，于是他作詩形容文氏“山如文債海詩逋，追騎飛塵出帝都”。文徵明還利用這段空閑整理自己在北京創作的詩歌，把懷歸主題的三十二首詩手寫成單獨一冊。
到了次年春天約二月底，潞河之冰消解，文徵明和黃佐得以乘船南下。靠近臨清的時候有一位素不相識的文官“兵備道”帶領身背弓箭的士兵在路邊迎候，非常顯眼。他上船拜會文徵明時拿出絲絹求文徵明題贈作品，文徵明予以拒絕。這位官員又來請黃佐代為疏通，大概為了避免麻煩，文徵明還是留下了書畫給這位官員。他們沿著京杭大運河的水路走走停停，到了三月才抵達揚州。文徵明在這里游覽了平山堂等景點，之后回到蘇州家中。
在北京的三年半，對文徵明的一生影響甚大。首先，他有了“翰林院待詔”的新身份以及附帶的其他好處。像他這樣舉薦后被直接派到翰林院任官之人非常稀有，可以說是一種殊榮。雖然這個從九品的“散官”對北京官場資深的士大夫來說無足輕重，但是對當時的世俗社會和地方文壇而言，曾經在翰林院為官仍然是重要的資歷，對提升他的社會聲望作用重大，也會讓他的潤筆價格有明顯提升。
當時和后世文人常以“文待詔”“文太史”稱呼他，文徵明也每每于其重要或具有禮儀性的詩文畫作中以此官職自稱。如他為叔父文森撰寫的《先叔父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文公行狀》的落款是“侄翰林院待詔將仕佐郎徵明狀”，為岳父吳愈所撰《明故嘉議大夫河南等處承宣布政司右參政吳公墓志銘》署名是“婿翰林院待詔將仕郎兼修國史雁門文徵明著”。
其次，他在北京見識了北京的皇家氣派和官場風尚，北上和南下的路途也讓他對南北文化、風貌、掌故有了新的認知，有了許多詩思。這一趟回家之旅是他詩歌創作的一個高峰期，他沿途寫了許多詩歌，后來把一部分集合為《懷歸出京詩六十四首》。而他在北京參加朝廷儀式、游覽西苑等經歷以及創作的《西苑詩》等詩文，彰顯了他的地位，成為他日后社交的文化資本，他曾經多次書寫這些詩歌。
第三，他在北京翰林院任職期間結識了一批新的士大夫文人，其中既有蘇州府的新科進士，也有其他地方的官員，如他與黃佐、楊慎、薛蕙等在之后都繼續保持交往。如大理寺副卿王暐向文徵明求畫《勾曲山房圖》，不久之后文退休回蘇州，過了十幾年王暐來信還提及此事，文徵明于嘉靖二十年（1541年）畫了一幅贈送對方，算是完成了承諾。
本文節選自《文徵明傳：蘇州的風雅傳奇》，較原文有刪節修改，小標題為編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獲得出版社授權刊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