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一個“允文允武”的曹丕

因為一個特殊的機緣，曹植《七步詩》上了熱搜，由此又翻出曹丕對曹植打壓的故事。很多學者認為，這個故事應非事實。不過，因為流傳太廣，曹丕背上了諸多罵名。僅從文學方面說，曹丕的詩文不乏上乘之作，在文學批評方面也有獨特貢獻，其關于文學創作、文學批評的觀點，比如“文人相輕，自古而然”“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等，至今仍然常被學界引用。

曹丕得以被立為繼承人，與他的文才不無關系。至少，在曹操看來，曹丕的文才還說得過去。了解一下曹丕在文學方面的成績，或許能夠消除傳說帶來的某些偏見，還原一個“允文允武”的曹丕。

曹操一生戎馬征戰，后被稱為魏武帝。京劇《群英會》中有一個經典唱段，曹操橫槊賦詩，唱道：“自起義兵把賊來討，與國家除殘暴不辭辛勞。破黃巾誅董卓把呂布來掃，美髯公斬顏良顯示他的青龍刀，滅袁術除袁紹又平劉表，只殺得桃園兄弟敗當陽奔夏口，十萬百姓哭嚎啕。荊襄九郡多糧草，我水陸三軍戰法高，統領著八十三萬人馬江東到，何懼那周郎孺子小兒曹。銅雀臺已造好，缺少大喬與二喬，連鎖戰船具備好，手指著周郎爾往哪里逃。”這一個唱段，曹操自述武功，自得之情溢于言表。

但是，曹操心中還為文學留了一方園地。曹操的《觀滄海》《短歌行》，慷慨激昂，氣勢雄渾，留下了“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等千古名句。“建安文學”的興起，也與他的倡導有很大關系。所以，劉勰在《文心雕龍》中也稱曹操“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

宛城之戰，曹操討伐張繡，損失慘重，長子曹昂、侍衛典韋被殺。典韋知名度似乎并不太高，其實武力值驚人。有一個順口溜，為三國勇士排序，認為按照本領大小，正確的排法應該是“一呂二趙三典韋，四關五馬六張飛”。典韋僅列呂布、趙云之后，且能排到關羽、張飛之前，足見其勇猛。給曹操擔任侍衛，典韋也是忠于職守，從不懈怠。曹操聽說典韋戰死，為之痛哭。畢竟有這樣一位猛將做近侍，就相當于周圍設立了一道堅固的安全屏障。以曹操多疑的性格，失掉了一位重要的貼身侍衛，豈能不傷心遺憾。

更為重要的是，曹昂戰死，曹操面臨確立新的繼承人的問題。隨著時間推移，曹丕和曹植成為主要競爭對手。兩人各自組織了自己的“智囊團”，攻防進退，明爭暗斗。知道曹操喜歡文學，都想方設法在他面前吟詩作賦，冀求以才華勝出。宋劉孝標注《世說新語》時曾引《魏志》載，“時鄴銅雀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之，使各為賦。植援筆立成，可觀。”曹植在這方面顯然更勝一籌，“每見難問，應聲而答，太祖寵愛之，幾為太子者數矣”，曹操對曹植寵愛有加，幾次要立他為太子，充分顯示了對其妙筆生花的欣賞。在立嗣一事上，曹操長時間躊躇未決，當與偏愛曹植的文采風流有不小的關系。

直至公元197年，曹丕被立為太子。公元220年正月，曹操病逝，曹丕繼丞相、魏王之位。當年十月，漢獻帝禪讓帝位于曹丕。曹丕正式稱帝，改元黃初。226年五月，曹丕去世，謚號“文”，他也被稱作魏文帝。

魏文帝的稱號是名副其實的。在《典論·自敘》中，曹丕這樣自我介紹，“少誦《詩》《論》，及長而備歷五經四部，《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裴松之《魏志》注引《魏書》也說，曹丕“年八歲，能屬文，有逸才，遂博貫古今經傳、諸子百家之書”。二者對照，可知曹丕并沒有過于吹噓自己，他確實是年少穎悟，博覽群書。

按《魏書》記載，曹丕“所著《典論》、詩賦，蓋百余篇”。總共百余篇作品，算不上多，但這些作品價值不低，意義深遠。

曹丕寫出了現存最早的完整的七言詩《燕歌行》，對七言詩這種新詩體的形成，可謂開風氣之先。《燕歌行》共兩首，其中一首寫道，“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為霜，群燕辭歸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斷腸，慊慊思歸戀故鄉，君何淹留寄他方。賤妾煢煢守空房，憂來思君不敢忘，不覺淚下沾衣裳。援琴鳴弦發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長。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漢西流夜未央。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這首詩借樂府舊題填新詞，以風景起興，情景交融，描述思婦懷人之纏綿悱惻，語言也極清淺，讀來朗朗上口，頗覺余味無窮。

在文學批評方面，曹丕的成就和貢獻更加突出，在文學批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曹丕的《典論·論文》，也是一篇開風氣之先的著作。之前，有關文學批評的一些觀點和言論，都比較零散。《典論·論文》第一次比較系統、比較全面地對文學的價值、不同文體的特征、不同作家作品特點進行論述和分析，并提出了獨到的觀點，對后世影響極大。

對于文學的價值和作用，曹丕把它提到了一個很高的高度。《典論·論文》中說，“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在《與王朗書》中又說，“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立言以期不朽，并非新鮮事。而曹丕如此明確提出，則帶有特殊的意義。

著名學者王運熙、楊明分析認為，司馬遷著《史記》，即有懼“鄙陋沒世，文采不表于后”的動機。自揚雄以后，著書以求不朽的風氣尤為普遍，但其作者大多是地位不高、政治上不得意的文士。曹丕有崇高的政治地位，仍傾心于表現自己的文才，說明了他對文學的高度重視。尤其應該注意的是，在此之前著書以求不朽，一般均是寫作所謂成一家之言的子書，其作者對于賦一類“美文”，常表現出一定程度的輕視，甚至持否定態度。而曹丕固然對子書仍非常重視，但同時也很重視詩賦，他所謂“不朽之盛事”是包括詩賦在內的。還有一點，曹丕并不如傳統看法那樣，片面強調詩歌的諷諭教化作用，對于一些詠物抒情之作，同樣給予很高的評價。以曹丕的地位與影響，這些觀點對文學創作的推動作用不言而喻。

曹丕《典論·論文》中說，“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特別提到八種文體，像這樣綜合分析說明各種文體特點和寫作要求，也是前所未有的。他對不同文體特點的分析，能夠進一步明晰對不同文體特點的理解，深化人們對文學創作的認識，而且，這些觀點不僅準確，還特別有針對性。比如對于碑銘、誄文，曹丕主張“實”，不必夸張，也不要溢美，平實質樸最好。從相關史料中可以了解到，那時諛墓之風已經頗盛。比如蔡邕就曾不好意思地說，“吾為人作銘，未嘗不有慚容，唯為郭有道碑頌無愧耳。”可見，溢美失實的現象相當普遍，甚至占了主流。曹丕明確提出這樣的觀點，對創作中的這些不良現象，也是有糾偏與抑制作用的。

從文學批評的態度上來說，曹丕堪稱一位公道正派、很有鋒芒的批評家。對于文壇一些不良現象，曹丕并不掩飾和回避，而是直言不諱指出來，令人敬佩。《典論·論文》開篇就說，“文人相輕，自古而然”，痛批文壇上“文人相輕”的惡習。那么，這種不良風氣根源何在？曹丕分析，“夫人善于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人總是有長處的，也必有短處，對于寫文章而言也是如此，有人擅長寫邏輯嚴密的政論文，有的喜歡寫文采飛揚的美文，如果能夠相互協同，取長補短，無疑是最理想的文學生態，可惜有些人做不到，總是喜歡“各以所長，相輕所短”，結果互相損人不利己，肯定是沒有贏家，這樣的人多了，還會把文壇攪和得一塌糊涂。直至今天，曹丕的這些論述仍可看作一個有益的提醒。而對于那些一談到文學批評，就情不自禁要表揚，無原則恭維和吹捧，遇到問題繞著走、和稀泥的“批評家”們，曹丕也可為鏡鑒，可做師長。

曹丕關于文學批評的這些觀點，說明他深刻認識到文學的價值意義，敏銳關注到文學的審美特點，他自己在文學創作中加以實踐的同時，又在與建安時代文人“行則連輿，止則接席”的密切相處中，廣泛影響和帶動著他們，讓建安文學呈現出不同以往的新風貌。所以，魯迅先生評價，“曹丕的一個時代可說是‘文學的自覺時代’，或如近代所說是為藝術而藝術的一派。”

曹丕的文學創作與文學批評，確實如他對文學的判斷那樣，成為“不朽之盛事”，影響至今。有趣的是，《文心雕龍》中曾說，“俗情抑揚，雷同一響，遂令文帝以位尊減才，思王以勢窘益價，未為篤論也”，而對于曹丕、曹植的這種評價落差，抑丕揚植的好惡取舍，至今也還是仍然存在。怎樣才能形成一個相對公平的“篤論”呢？應該很難，畢竟傳說里的那些故事，比文學批評的理論，要有趣多了。

（大眾日報記者 于國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