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的傳記文學思想

無論是在唐代還是在整個中國文學史上，柳宗元都是為數不多的具有鮮明個性的作家之一。他的傳記文學具有幾個鮮明特點：

一是借人民展現“有益于世”的文學思想。例如，在《梓人傳》中，工匠楊千向我們展示了高超的設計和指揮技巧。正如文章所說：“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礱斫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群工役焉。舍我，眾莫能就一宇。”本文贊美了平凡百姓的偉大；而《童區寄傳》講的是一個叫區寄的放牛郎，用機智和勇氣殺死了綁架他的兩個強盜，并向政府報告的一個故事，其歌頌了區寄敢作敢為，不懼暴力的小英雄精神。《種樹郭橐駝傳》這篇文章也是如此，它被收入學生課本，歌頌勞動人民的智慧。這些文章里出現的人物都是不被人重視的不知名的人，都是社會最底層的人。柳宗元發現了他們高尚的品質和過人的優點，為他們立傳加以褒揚，讓后人熟知，展現其傳記作品“有益于世”的文學思想。

二是借清官展現“不平則鳴”的文學思想。如《南靖云綏陽寺碑序》是平定安史之亂、保衛睢陽戰爭中的名將南霽云的傳記。碑文用典貼切,語言清新自然，首先敘述了安史之亂的總體情況，為刻畫保衛睢陽畫了一幅大背景圖，然后突出了這場戰斗中我軍孤立無援的獨特環境：“諸侯環顧而莫救，國命阻絕而無歸。以有盡之疲人，敵無已之強寇。”睢陽保衛戰不僅是與安祿山等造反派的戰斗，更是與睢陽周圍的藩鎮坐視不顧的對比。《段太尉逸事狀》反映了安史之亂后段秀實與新軍閥的尖銳矛盾，兩篇文章都借助歷史批判了中唐藩鎮割據；《故連州員外司馬凌君權厝志》和《唐故衡州刺史東平呂君誄》兩篇文章，通過悼念凌準和呂溫，肯定了“永貞革新”。柳宗元描寫了他們的悲慘經歷，以此贊揚他們正直的品德，這些與當時的社會現實密切相關，反映了社會現實，并融入了他的愛恨情仇。還有一些描寫不是清官，而是反映了社會現實。例如，《李赤傳》以江湖浪子李赤因“心病”而導致死亡的故事深刻地鞭笞了當時不平的社會現實，表達了作者對被愚弄的下層人民命運的同情和改變社會現狀的理念，諷刺和嘲笑了那些喪心病狂、追名逐利的凡夫俗子、勢利小人，而且更無情地批判了當政者黑白混淆、是非顛倒，唯一己之私利是圖的黑暗現實。柳宗元總是以普通人身上存在的“美好事物”，挖掘和揭露社會上的丑惡現象，并把它們放在一起展示，形成鮮明的對比，展現其傳記作品“不平則鳴”的文學思想。

三是借小人物展現“以文明道”的文學思想。例如在《種樹郭橐駝傳》中，郭橐駝雖然是個不識字的普通農民，但植樹技術高超，不僅植樹方面經驗豐富，而且善于總結經驗。通過對郭橐駝種樹之道的記敘，說明其秘訣是“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置也若棄”的法則，批評當時唐朝地方官吏擾民、傷民的行為，反映出作者同情人民的思想和改革弊政的愿望。柳宗元以符合樹木的生長規律來對比政府法令。如果官員能像郭橐駝對待樹木一樣對待人民，就能使人民安居樂業，如郭橐駝一樣引導和培育樹木，而不是約束和訓誡樹木，那么他們就能共同創造一個富裕的國家。《梓人傳》里的楊潛，他什么都不會修，連床腿都不會。但是作為一個設計師和建筑師，他有著高超的技巧。楊潛心計謀略超群，對建筑無所不知，在施工中善于指揮和使用工人，能做到賞罰分明，這都是令人欽佩的。在柳宗元看來，“余謂梓人之道類于相，故書而藏之。”一點也沒錯，如果宰相統籌得當，賞罰分明就可以治國。事實上，作者還感嘆沒有一個像楊潛這樣的宰相能看中他的才華。可見他非常重視傳記文學的社會功能。柳宗元善于褒貶結合，先是為小人物立傳，因為他們都有自己過人的品格，如郭橐駝的植樹技術、楊潛的建筑才能，再與一定的社會、政治、道德等問題相聯系，著成帶有社會批判的性質的傳記文學；同時，他總是把敘事和討論統一起來。在講述這些人物的故事的同時，也在文本中插入了自己的觀點，展現其“以文明道”的文學思想。

中唐時期傳記文學的繁榮與同期歷史傳記文學的衰落形成了鮮明對比。在唐朝以前，傳記文學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都無法與歷史傳記文學等量其觀，因為在歷史傳記文學領域沒有可以和《史記》《漢書》《三國志》相提并論的作品。李白和陶淵明雖然也都寫過傳記文章，但是與他們在詩詞上的成就相比，就曉得名不副實了。隨著柳宗元的加入使傳記文學的地位迅速飆升，與歷史傳記文學形成了競爭。此時，柳宗元以散文形式創作的傳記文學成為中唐古文運動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他所作的古文，俊潔幽深，氣勢浩蕩，吞吐變化，是我國散文史上的珍品。隨著古文復古運動的逐漸開展，也推動了文體結構、文化風氣、文學語言的改革。古文運動的發展一方面為新時期傳記文學的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另一方面也啟發了后人對傳記文學的繼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