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場“蓄謀已久”的旅行

1890年4月19日，契訶夫從莫斯科啟程前往薩哈林島。

這是一場“蓄謀已久”的旅行。為給此行做準備，契訶夫閱讀了大量有關薩哈林島的書籍資料，據研究者統計有65種之多。這也是一場看上去有些神秘的旅行。在動身前一年的6月，契訶夫向曾去過薩哈林島的女演員克·亞·卡拉狄根娜了解旅行路線及應注意事項，并要求她為之保密。

這還是一場引發眾多不解的旅行。1890年1月，莫斯科的報紙發表了契訶夫將要開始薩哈林之行的消息，立刻引起眾說紛紜。外人甚至契訶夫的家人都不理解，已經成名且事業正處于上升期的契訶夫，為何突然放下手頭的創作，去進行一場對于他的身體來說堪稱危險的旅行。也許是被問得有些無奈，在給友人的信中，契訶夫戲言，他“想要從生活中抹去一年或一年半”。

實際上，契訶夫為何要進行此次旅行，至今仍然沒有完全破解。按照常規解讀，契訶夫當時正處于精神危機之中。最了解他的哥哥的去世，給他造成嚴重的打擊。他的創作似乎也遭遇了瓶頸。尤其是在1880年代，俄羅斯社會籠罩著萬馬齊喑的壓抑。“怎么辦”“往哪去”，成為很多人的迷茫與苦悶。契訶夫自然也處于這樣的迷茫、苦悶之中，因此他的薩哈林島之行，被認為是意在尋找“怎么辦”。

坦率說，我不太認同上述解讀。莫名感覺那樣的說法總好似有那么一點沒有捅破。的確，出于小說家的敏感及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契訶夫的創作一直體現著“人民性”。就大的背景而言，他的薩哈林島之行當然也是“到人民中去”。不過，假如以“代入感”的視角，我更愿意將契訶夫的這場旅行視為一場療愈之旅。我更愿意相信，當時內心的苦悶，逼迫契訶夫必須走出去，正如同我們有時候也必須要出門幾天一樣。而契訶夫獨特的個性，則使他選擇了一條迥異常人的旅途。

這條旅途，很多人以為是熟悉的，因為不少作家已描寫過它，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赫爾岑……但是，假如較真兒地再追問一句：真的熟悉嗎？恐怕又很難說是。這一條旅途，就是那條通向西伯利亞的流放之路。

在當時的俄國，借助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作品的巨大影響，人們對流放制度背后所可能的生活已經有了概括性認識。但是這樣的認識，粗淺甚至大多流于概念化。原因并不復雜，絕大多數人對于西伯利亞、對于流放生活，都沒有切身體會。他們或從十二月黨人的遭遇，尤其是那幾位十二月黨人的妻子自愿追隨丈夫走上流放之路，看到了某些堅貞與浪漫；或從“死屋”之中，看到了人性的墮落與殘酷——這大約就是對于西伯利亞及流放的全部認識了。

但那片一眼望不到邊的土地，幾個概念豈能涵蓋。這正是契訶夫讓我敬佩之處：他從人們習以為常的自以為是之中看到了無知。他要親身去體驗，去看一看那片土地。而他選擇的目的地更是超出了所有人的預料。薩哈林島在當時就有了流放地獄的惡名，可是在契訶夫之前，幾乎沒有什么人去探訪過。

契訶夫在薩哈林島上待了82天，據說填寫了一萬多張調查卡片，目前留下來的尚有7600多張。僅此就可體會到他每天的工作量是多么驚人。

因此這本《薩哈林旅行記》，在契訶夫全部創作中顯得特別突兀。它與其說是文學作品，不如說更像社會學調查記錄。套用現在相當時尚的一個詞，這本書是契訶夫唯一的“非虛構”作品。書中充斥著大量的數據，有時不免讓讀者感到沉悶。但是作家的書寫氣質平衡了閱讀的偶然不適，一旦進入描述，契訶夫獨有的文學性立刻顯現。這是偉大作家的個性力量，假如意識到契訶夫幾乎以個人之力豐富、加深了人們對于流放的理解，就會更加感受到這位作家的偉大。

不過坦率地說，《薩哈林旅行記》正式出版后盡管也引發了不小爭議，但相比于契訶夫整體創作歷程，這部作品無論是在讀者還是研究者中，都缺乏足夠關注。人們知道有這部作品的存在，可除此之外也就沒什么太多其他印象了。

我不知該如何理解這種現象。也許從文學的角度，不太好為《薩哈林旅行記》找到合適的位置。它更重要的價值，是在人們有意無意忽略的地方，發現生活的真實。而從時間性來說，我也愿意把這本書視為對抗遺忘之作。閱讀《薩哈林旅行記》的過程中，我突然意識到，對于薩哈林島自己其實所知甚少。于是，新的閱讀便由此開啟，正如當時許多人因由契訶夫的這本書而開始了更深入的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