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皇室與迤西寶臺山

崇禎時期，大明王朝江河日下，國力衰弱，社會動蕩不安，朝廷疲于應對，并不是有充足的力量建設佛教文化工程的時候。眾所周知，年輕的崇禎皇帝即位初期，勤政奮發，忙于政務，也并非是好佛的心境，更別說顧及邊疆的佛教文化建設了。但是，崇禎皇帝在對待立禪和尚為寶臺山請經這件事情上，卻處理得極其用心而慷慨，并且不是把幾本經書給立禪和尚這么簡單，而是為寶臺山的長遠發展做了一個周到的部署。令人感興趣的是，立禪和尚給崇禎皇帝的奏疏究竟寫了什么內容，竟然讓一位最高統治者為一位遠道而來進京取經的和尚做如此周密而龐大的工程安排。寶臺山與立禪和尚觸動明王朝最高統治者的地方究竟在哪里呢？

立禪和尚為寶臺山請經的過程中，除了崇禎皇帝的反應超出常理，桂王朱常瀛的表現也叫人匪夷所思。桂王朱常瀛在崇禎時期的整個明皇室家族中，屬于泰斗式的人物。從輩分上說，朱常瀛是萬歷皇帝的第七個兒子，是崇禎皇帝朱由檢的叔叔，屬于皇帝的上輩。從實力來說，朱常瀛的桂王府掌握著明朝的兵權，府邸在湖南衡陽，在權利上僅次于皇帝的核心人物。年輕的崇禎皇帝遇到重要事情都要看桂王的臉色，皇室中的大事最首要商量的人就是桂王。而這次運輸經書，使用的居然是桂王府的紅船。沒有崇禎的出面，不可能調動得了；即使崇禎出面，為一個和尚運經書，也不一定調動得了。但是，桂王府就準許了，不但準許了，還特意安排了紅船運送。紅船不是普通的運輸船只，它是在重要水系中負責救援或執行公務時專用的船只，其作用僅僅次于戰船。

并且立禪和尚行船到湖南衡洲府時，桂王朱常瀛不但親自請見立禪和尚，還投了人力財力為寶臺山造佛。即使立禪和尚自稱是皇嗣之后，但已經是旁支側系中的數代以后的人了，況且他的身份是出家的方外人。明朝時期，每代帝王幾乎都兒孫眾多，枝繁葉茂。由皇帝和權勢顯赫的親王為一個遠房親戚動用這么高級別的安排，并親自料理為寶臺山請經的事，崇禎皇帝和桂王的這種做派，遠遠超出了常理。由明皇室的兩大巨頭出面的事，除了國家的長治久安以外，就是明皇室自家大事了。遠在迆西邊陲的一座寶臺山，顯然不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點。那么寶臺山能讓兩大巨頭同時著力的，肯定是明皇室朱家的大事，如非這樣，難以解釋。

崇禎皇帝安排負責第一部經書印制的翰林院閃太史是永昌人，閃家也是崇禎時期永昌府最顯赫的家族之一。據《永昌府志》相關史料表明，閃太史名閃仲儼，字人望，回族，世奉伊斯蘭教，此人并不存在對佛教原生的信仰。閃仲儼是崇禎皇帝的近侍人員，雖然官階不高，但出入隨行，與皇帝的關系非同一般。后來他與同僚一起彈劾魏忠賢，被魏忠賢假托圣旨革職回家。崇禎皇帝初期勵精圖治，殺魏忠賢后，召回閃仲儼，“起補原職，賜云服”，封為四品官。閃父逝世請恤后，旨準回家祭葬，欽賜路費、喪服。后來閃仲儼病逝于保山家中，皇帝再次哀諭閃家祭葬并“崇祀鄉賢”。

自立禪和尚入京請經后，閃家對寶臺山的照拂如同己任，寶臺山的明清碑文及徐霞客的游記中都有體現。1639年徐霞客到寶臺山時，立禪和尚已經東游三年，距離立禪和尚朝廷取經也近十年。閃仲儼父親去世，閃仲儼由朝廷回家奔喪。即使是奔喪期間，閃仲儼也在為遭火焚的寶臺山準備重建。從《立禪語錄》及相關史料看來，后來，金光寺不僅重建，而且又建了金屏室及其他寺院，規模弘敞。從為寶臺山請經選人用人這件事情來看，崇禎皇帝為寶臺山的發展確實考慮周詳。

閃家與寶臺山的關系一直非常緊密，閃家是崇禎時期永昌府最能直接接觸最高統治者的人家，閃家對寶臺山如此用心，與明皇室親近直接有關。

龍里黃應翔負責一部藏經的印制，則是與立禪和尚取經后要建設龍里泰平寺有關。立禪和尚這次所請，可能是一個具體的方案設計，主要建設的是寶臺山，實際上并非只包括寶臺山。

《立禪碑銘》中交代，幾位負責印制三藏十二部經文的干臣“各以附師資”，他們不僅完成了一項龐大的佛教文化輸送任務，還個人出資捐贈給立禪和尚。

立禪和尚的真正意圖是什么，他的目的如果是為新建的金光寺取經，他大可把募集到的資金用在金光寺的建設上，為什么又同時兼顧了其他地方建寺？并且，這個方案似乎就是崇禎的想法，否則不會直接安排貴州籍龍里的官員黃應祥。顯然，能夠調動如此大規模的行動，沒有來自最高統治者精心的頂層設計，難以啟動。

立禪和尚此次出滇取經三年，大致在1631年回到寶臺山。這次取經福澤寶臺山。多年后幾經風雨。金光寺歷經火患，慧光、普光寺也已倒塌，而這批經書中的一部分卻幸存到今天。1984年3月11日，大理州文管所的田懷清老師和永平文管所的相關人員對金光寺的文物進行了歷時六天的普查。普查中，除了明代遺存的金光寺建筑文物外，最為珍貴的就是寶臺山豐富到叫人吃驚的經藏。金光寺藏經閣門柜上有一個封條，是1965年永平縣文化館汪庭鈞老師清點后貼上去的，當時清點的佛經有3616部，共8641卷。除一小部分是歷年信眾捐獻外，很大部分是三藏經文，其中，有如二經、三經、四經、五經等名目繁多，如《阿育王經》二部、《大般若波若密多經》一部十本、《開元廣釋教錄》一部、《大哀經》一部、《法界次第初門》一部，《慈悲道場懺法》《妙法蓮花經玄義》《萬佛名經慈悲懺法》一部共三十本。這些豐富而珍貴的文物遺存，見證了《立禪語錄》與《立禪和尚碑銘》中所記述的立禪取經事件的真實性。這些遺存是在歷經數百年幾個朝代，再經歷“文革”后保留下來的。即便如此，它們也只是立禪和尚取回經書的一部分而已。并且，立禪和尚這次所取的三藏十二部經書，也只是帶回寶臺山的三分之一。那么，立禪和尚到南京取經，崇禎皇帝究竟給了立禪和尚多大的經書體量？這樣的工程令人嘆為觀止。現在，這些經書一部分保存在云南省文管部門，一部分保存在永平縣文管所。立禪和尚這次取經，促進了中西部文化交流，為西南地區的佛教文化建設做出了很大貢獻。

（六）

《立禪語錄》和《立禪塔銘》都記載了立禪遇桂王的經歷。當時，在《立禪語錄》中，趕巧在記錄這段經歷的章節里每頁都奇妙地少了兩排字，但是大意是清楚的。

立禪和尚在取經返回的途中與桂王朱常瀛有過一段奇妙的相遇。立禪和尚押送著一船經書，前面有交代，船是水部按崇禎皇帝的旨意，由桂王府準備的。一行人由九江到衡州府的途中，當時的衡州府正是桂王的地盤。在離衡州城百里的時候，正是歲末臘月時節。朱常瀛夜里夢到一船羅漢，其中有一個羅漢沒有手指。第二天天明，朱常瀛就叫來典膳官傅公前去探聽。傅公遠遠地看見立禪和尚所乘的船，就問船上是什么貨，什么人。船家回答，是藏經和出家人。傅公就上船觀看這些出家人，并要出家人伸出手來。這些和尚伸出了手，傅公看到立禪和尚的手指與眾不同，四個手指都沒有了。傅公說：“這位師傅不是等閑之輩，果然與桂王千歲的夢境相符。”傅公邊說邊向立禪和尚作揖，并把立禪和尚留住在附近的老庵中，讓朱常瀛和立禪和尚相會。朱常瀛殷勤挽留立禪和尚多休憩一段時間。立禪和尚說：“自出滇請藏，雖法寶足具，想造悔（）一尊方旋寶臺山。”（注：括號內缺二字）朱常瀛聽說后，就到處尋訪購買上好檀香，召集工匠雕刻千葉毗盧金佛。朱常瀛焚香發心，情愿舍財物蓋梵剎。立禪和尚表示，按照桂王的心愿去做。等旃檀千葉毗盧金佛造好后，立即派徒弟孫開科帶著佛像返回寶臺山，自己又到貴州修建西天禪寺。立禪和尚回寶臺山，又修建了慧光、普照兩座寺院。

朱常瀛因為夢見無指和尚，以此成為見到立禪和尚的機緣，這與大明宮中的太后見立禪和尚有些雷同。不過，朱常瀛似乎有些矯情了，因為，他家既然都已經派出了紅船運送經文，他應該是知道事情原委的，再用一夢來聯系似乎多余。二人所選擇相見的地點也有意思，在距離衡州府一百來里的地方，一所老庵中。朱常瀛對立禪和尚很是尊重和殷勤，但是沒有等立禪和尚到衡州府，更沒有請立禪和尚到桂王府。在朱常瀛與立禪和尚相見這件事上，就顯得不普通了。

1659年，也就是距離朱常瀛與立禪和尚衡州府相遇時隔將近40年后，立禪和尚已經去世12年，朱常瀛的兒子永歷皇帝朱由榔兵敗后逃亡永昌府，進入緬甸。朱由榔駐扎永平期間，親自到寶臺山，為寶臺山留下一道圣旨，至今還刻在寶臺山金光寺內。圣旨的要義就是要好好保護寶臺山的寺院，不要辜負了在這里生活過的皇室前輩。

如果說，永昌府閃家照顧寶臺山不是出于崇禎皇帝的授意，而是出于家鄉本位思想，那么桂王家兩代人對寶臺山的作為就叫人費解了。朱常瀛不只是本人悉心關照寶臺山，還在兒女中灌輸了關照寶臺山的思想。從這些情況來看，寶臺山幾乎是明皇室中代代相傳的關注點。

雖然《立禪語錄》和《立禪和尚塔銘》中沒有明確表明“敕建”的緣由，后人也不好揣測崇禎皇帝對寶臺山的廟宇有過什么旨意。但是，由朝廷提供了這么多“法寶”，從形式上也是“敕建”了。

        ■ 張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