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魏書鈞：《野馬分鬃》是一部真實、真誠又有趣的青春片

在中國傳媒大學讀書的時候，魏書鈞花兩萬塊買了一輛瀕臨退休的二手吉普車。買車后，他和朋友的日常總有那種啼笑皆非的對話，“需要送你去上學嗎？”“不用，過了天橋就到了”……他總覺得有了車應該能馳騁去更大的世界，也更像一個真正的成年人。

魏書鈞想開著他的車，帶朋友去內蒙古玩上一圈，至于為什么是內蒙古，因為那是離北京最近的順理成章適合去撒野的地方。結果車子天熱也壞，天冷也壞，尾氣大得不好意思開上街。那輛車只短暫陪伴了他幾個月，就以3000塊的價格賤賣去了內蒙古放羊。魏書鈞心心念念沒去成的地方，他的車替他去了。

把車賣了以后，他有時候會想，那輛車在草原上，過著什么樣的生活呢？這成了一個電影意象，他以此為起點，拍了電影《野馬分鬃》。

《野馬分鬃》海報

2020年，新冠疫情的背景之下，全球電影節大多停擺，戛納給出了一份甄選自全球的56部電影片單。這份片單中包含了諸如《法蘭西特派》《菊石》《釜山行2》《酒精計劃》等高關注度和知名導演的作品，兩部入選的華語片，分別是徐克的《七人樂隊》和魏書鈞的《野馬分鬃》。

同年，《野馬分鬃》在平遙國際電影展上亮相，成為當屆觀影的大熱門。不同于絕大多數電影節電影的深沉，《野馬分鬃》洋溢著一種輕快自由的氣息，它從一個錄音專業學生的視角批判了學校脫離實踐的教育和片場混亂權力關系的荒誕性。而其中一個經驗“過于豐富”的叛逆學生在即將走上社會的一段時間里，密集經歷從自我認知到各方人際關系的重建。站在成長的分水嶺上，他像所有急于馳騁的少年一樣，迫不及待想要沖出圍欄，但一番橫沖直撞之后，才發現，人生不過是一個路口接著一個路口。

憑借這部電影拿下演員生涯第一個最佳男演員獎的周游，在片中頂著一個前半個腦袋是板寸，后半個腦袋長發飄飄的奇特發型，好似馬鬃毛。周游第一次試裝的時候，自己心里也犯嘀咕，本來臉就長，再配上這么個發型，“可不就像一匹馬了？”

片中這個名叫左坤的少年，滿是導演魏書鈞自己的影子。他要周游表現出一匹“野馬”的狀態，野蠻生長、橫沖直撞，有種半吊子的混不吝和不羈，還沒想明白、看明白很多事，但已經逐漸自己撞出某種通往成人世界的輪廓和邊界。“學校里最社會的人，社會里最學校的人”，是魏書鈞在為《野馬分鬃》招募演員的“組訊”里，對左坤這個角色的描述。

魏書鈞自己，也是個有點“社會”的狀態。

因為有個身為曲藝藝人的舅舅，魏書鈞14歲就有機會接觸影視表演，出演過《網絡少年》《戈壁母親》等影視作品，算是個童星。

魏書鈞（右一）在《戈壁母親》中飾演小鐘楊

到了考大學的時候，他被中傳招生簡章上錄音專業的圖片吸引，覺得戴著耳機推調音臺的師哥“帥爆”，加上從小學習古典音樂，于是報考了錄音專業。他在大學里幫人拍片，做場記、副導演，大量觀影，開始真正確定了自己的導演夢想。

在學校里，魏書鈞不算是個讓人省心的學生，還一度差點畢不了業。他電影里表現出的那股子自由和野蠻生長的勁兒，倒是片如其人的真實可愛。

《野馬分鬃》不是他第一次和戛納結緣，2018年，他的研究生階段畢業作業《延邊少年》，入圍了當年戛納的短片單元并獲得特別提及獎。在那部短片中，朝鮮族少年駕著摩托離開村莊，想去國界線的另一邊看看，但又因封路而退縮了回去。《野馬分鬃》之后魏書鈞又拍攝了下一部長片《永安鎮故事集》，再度入圍戛納的導演雙周單元。電影里有個想要走出永安小鎮的老板娘，滿心悸動，限于囹圄。

心向遠方而終不能抵達，仿佛成為魏書鈞創作中一以貫之的某種主題，調侃與自嘲之下，他的電影又統一地傳達出一種幽深的傷感與虛無。

入選戛納的那一年，電影沒能好好和觀眾見面。對魏書鈞來說，這好像一個“放了半場的禮花，聽見響動，卻沒有綻放”。11月26日，《野馬分鬃》在全國上映，算是一場遲來的花開。在此之前，澎湃新聞記者和這個已經諸多榮譽加身的導演新秀聊了聊他的電影之路。

【對話】

從童星到導演，不是“戛納嫡系”

澎湃新聞：你入行挺早的，從童星演員，到學錄音這種技術類的工種，到成為導演，這個過程中一路對電影的認知是怎樣的？

魏書鈞：小時候以演員的身份演過幾個戲，那個時候不會說有多深遠的影響，就對他們工作的氛圍挺喜歡的，但年齡小，從演員的角度去看到一些很有限的，但接觸了這些拍戲的哥哥姐姐，他們有時候就推給我一些電影讓我看，我在高中的時候看《教父》《放牛班的春天》這些電影，那個時候算是受到了一些啟蒙，可能也看不太懂，但覺得那東西挺好玩的，同時我因為從小在劇組的經驗，好像覺得我知道它怎么拍出來的，有這種感覺。

上大學以后，看的片子比較多，有相關的課什么的，我們學校的氛圍，大家看電影還挺多的，我看著就覺得自己挺想做這個事。我上學那個時候，剛好趕上了5D2的興起，所有人都可以拿小機器去拍短片，逐漸也萌生了一些自己拍東西的想法，但我最早拍東西也不是純粹的故事片，就是一些小的VCR，慢慢的拍得多了，就能接一點小廣告的活兒，有時候去給人家做助理、做場記什么的，加上原來有一些攝制組工作的資源，于是又開始接觸片場，積累了一些經驗。

澎湃新聞：可以想象，錄音專業肯定是有很多活兒可以接的，從什么時候開始有真正創作的意識？

魏書鈞：創作是大二開始上專業課的時候，老師講聲音也是電影很核心的部分，是視聽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比較強調聲音的重要性。但實際在出去“干活”的經驗里，就發現好多的攝制組對聲音是不重視的，聲音部門的人有時候挺尷尬的。我到大三的時候，已經拍了好多短片，那個時候我就覺得，不能再干這個事了，我意識到如果我想再接這活，可以一直接，我會忙得一直停不下來，可這些一直牽扯我的事，又讓我覺得沒意義。我就想不做這個事了，開始學習導演。

澎湃新聞：你電影里的人物，會有些笨拙或者不合時宜的地方，算是自我投射嗎？怎么看待自己某些“不成熟”的部分？

魏書鈞：對。我覺得長大或者說成長，并不是一個目的，而是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里面，總會有點披荊斬棘，或者說刀光劍影的東西在，總會受傷，會付出代價，但往往人對代價的認識是有點滯后的。是疼了以后，才會發現一些事情發生了變化。創作其實也是在反觀和捕捉那些疼的感覺。

《野馬分鬃》劇照

澎湃新聞：你自己的經歷里，哪些事情是讓你疼的？從“左坤”到魏書鈞，之后還要經歷什么？

魏書鈞：失去都是會疼的。比如情感關系的失去，比如對于一些由于自己的莽撞，或者說幾乎無知的做法對別人的傷害，意識到這些，會比以前有所收斂，會成熟一點。如果放在電影里面，左坤還有很多沒經歷的事情，我也沒有要把自己對于成長的感悟都放到他身上，有些事在他角色所處年齡都沒有展開。

澎湃新聞：從畢業短片開始，你已經三次入圍戛納，國內一些聲音把你評價為“戛納嫡系”，這個說法你怎么看？

魏書鈞：我覺得不至于，只不過是剛好片子拍出來的時間點，在報送電影節展的時候，剛好比較合適。選上肯定是開心的，是一種鼓勵和肯定。

《野馬分鬃》劇照

荒誕本身是一種視點，喜劇效果來自于自觀

澎湃新聞：你怎么定義《野馬分鬃》這部電影？其中個人經歷還原的比例有多大？

魏書鈞：我覺得它是一部真實的、真誠的，也有趣的青春片。

個人經歷的還原，大概三成吧。主要是圍繞那個車的那一部分的事，還有我是學錄音的，其他的一些還好。可能個別的拍戲的部分，也有一些經驗感受上的移植，但沒有一場拍戲的，或者戲中戲的戲是完全一樣的。只是感受上或者個別人物上可能有參考。

我也沒有一直逃學不上課，雖然實踐經驗挺豐富，但是沒有曠那么多課，也沒有那么多重修，我后來是我們學校優秀畢業生！

《野馬分鬃》劇照

澎湃新聞：聽說中傳是一個特別有“自黑精神”的學校，你的電影里也有很多對教育的批判，這個東西有影響到你的創作嗎？

魏書鈞：可能是間接影響。我們學校有個小舞臺，每年新生可以去表演節目，臺下觀眾會往上扔菜、扔紙飛機什么的。原來坊間傳聞有種說法，上過廣院的小舞臺，你就能上任何的舞臺。我上去過，當時上去說唱了一段rap，收到一些噓聲，后來好像還有人把我的麥直接拉掉了，當時覺得挺不服氣的，但確實挺感謝學校那樣的一種氛圍。

澎湃新聞：這個電影，當時在平遙放完的時候，就有人說這是個喜劇，包括今年的《永安鎮故事集》，你的兩個片子在電影節放映的時候，都是在影廳里引發爆笑的，但這又不是傳統的搞笑，比較好奇這種“笑果”，是怎樣從自身的經驗里提煉出來的？

魏書鈞：我知道做這個地方可能會笑，因為它產生讓別人感覺荒誕的這種效果，我是有預期的。因為我本來覺得這個事情是有意思的，但是我沒有定位說，這是一個喜劇，或者以一個喜劇的標準或思維去指導具體的創作。我沒有去預設一個笑點，希望去有意引導觀眾來笑，更多的是來自于人物和生活的關系，還有一些類似的經歷，我自己看待自己的生活。可能有時候也會覺得，果然年輕的時候會犯傻。當然，我比劇中的人物自知多一點。

《野馬分鬃》拍攝花絮照

澎湃新聞：電影里批判和諷刺的，一部分是電影這個行業，還有現場拍攝的一些狀況，這個是基于什么樣的經驗和觀察？

魏書鈞：我覺得發現荒誕本身是一個視點，而不是從一個批判的角度先行出發。電影里的，也是年輕導演劇組里比較常出現的狀況，比如說我們劇組里面有一個更有經驗的攝影師，導演可能拿不定主意的時候，攝影師會有更多的話語權，導演可能就屬于一個很被動的位置，但又不太敢發表自己真實的見解，可能他自己也不確定。包括一些導演，他也說一些無用的廢話，那些話其實跟真理一樣的，本身也是沒問題的，但他引述在一個具體場景里面的時候，就會出現極大的荒誕感，那也是我們真實經歷過的，有很多次的體驗。包括引經據典很多大師說的話，都對，但那些對的話沒法具體指導一個鏡頭的拍攝。

澎湃新聞：你自己的現場是哪種導演？從目前《野馬分鬃》和《永安鎮故事集》來看，是比較隨性發揮的那種嗎?

魏書鈞：我覺得電影拍攝很重要的一個趣味，得在一個確定方向的路徑里面，有很多不確定的變化，有的時候可能給自己平添更多挑戰，甚至是麻煩了，但我覺得這個東西是有意思的。

對我來說，劇本只是文本的一個方向性的東西，拍攝的時候我們先是到這個環境，看這個環境里面，他們是不是還要做原來劇本里面描述的那件事情，或者是那個事情的一個變奏，或者是完全拋開它。這個我會到現場環境里去確定，然后專業的工作人員、演員和我一起找到這個東西，找到這個東西之后，我覺得準確的臺詞，會自動找過來，好像它們來適應這個場合一樣，肯定就不是原來劇本上那些寫好的東西。還有個別演員，他們可能會用更習慣自然的方式去演繹，或者提出一個更有意思的方式。

劇本只是起點，一個電影，劇本的功能，其實承載的是一種你創作時的心境，你的理解角度，在現場的時候，導演的工作不應當是翻譯，僅僅是把文字的抽象翻譯成一個具體的東西，而是把那當成一個介質，在現場用實際的情況把它調動出來，我覺得，這是導演很重要的工作。所以實際最后片子呈現和最初創作劇本的差距還挺大，臺詞的話可能會有一半的改變。

澎湃新聞：在你的電影里，好像每次都有一個主題是要去遠方，《延邊少年》是去延邊，《野馬分鬃》是去內蒙古，《永安鎮故事集》里也有一個想要出走的老板娘的角色。最后，這些角色都沒辦法到達，為什么對這樣的主題情有獨鐘？

魏書鈞：我拍的時候其實沒想這么多，但可能有某種巧合。《野馬分鬃》這里，就是我自己大學的時候想去內蒙古，也沒去成，但那種想去，也沒有多篤定，或者是不得不的一個原因，好像就是開著一個吉普車，你就應該去趟內蒙古一樣。電影里那個角色，也不是說他對草原有多少的熱愛向往，他只是可能隨口一說，只不過在他很多事情每況愈下的時候，去那里變成一種必然，或者是一種逃避。

我關注的，還是具體的那個人，那個角色的狀況，他的事件可能就跟著脈絡往下發展而已，我沒有想過一定每個故事都有一個遠方，雖然的確后面的劇本里還是有這么個地方。也許在我自己的潛意識里，這是非常重要的某種動機，我還不知道，可能需要更多的樣本。

堅持銀幕陣地，拍有態度和表達空間的電影

澎湃新聞：《野馬分鬃》入圍的2020年，是很特別的一屆戛納，是一個“全球甄選”片單的形式，你還記得自己當時入選的感受嗎？

魏書鈞：我覺得確實還挺特別的，在全球新冠疫情那么嚴重，整個電影行業都特別喪的時候，當時好多電影節都取消，電影整個行業也沒有什么新的動向，電影院都沒有開門的，那有一個華語片或者有一個大陸的年輕的導演，被提名在這樣一份名單里面，我覺得是開心的，我也覺得好像能讓大家更知道我一點。

但另一方面，我也覺得挺遺憾的。每個電影開始之后，都有它自己的命運，《野馬分鬃》這部電影的命運可能就是要這樣，好像放了個禮花一樣，但是沒有真正的綻放，好像有個聲音沒有看到它亮。到現在上映，亮得稍微晚了點，但也挺好。

澎湃新聞：《延邊少年》當時在戛納拿獎，應該算是一個比較高的起點，對之后的創作有怎樣的影響？

魏書鈞：我覺得心態上是沒什么變化，我還是關注在自己創作的方面。拍長片，每天面對場景面對空間的時候，可能會有新的認知。比如我們在說表現時間和空間方法上，因為拍攝短片的積累不夠，對空間其實談不上什么認識，但在長片里，我是完成了這種認識的構建的，我覺得從業務上來說，這方面的進步是自己能很明顯感知到的。另一方面，因為這種長片的工作方式，要調動和協調的人更多，在管理溝通上，也會比拍短片的時候掌握更多的方法。

澎湃新聞：在作品正式和大眾見面前，你的兩部長片都已經在電影節收獲很好的口碑反饋，很多人對你的評價是，認為你是很有機會往類型片方向去發展的導演，你對自己未來的職業發展是怎么想的？

魏書鈞：未來看題材和具體項目的需求了，我覺得是要拍有態度的電影，能有自己表達空間的電影，這是比較重要的。我并不排斥成為職業導演或者拍類型片這種事，有很多導演，比如伍迪·艾倫，或者科恩兄弟，他們也是有作者性，只不過他們的類型不是常規化的那種，但他們的東西照樣賣座。

澎湃新聞：《野馬分鬃》和《永安鎮故事集》都是基于電影的電影，作為一個傳媒大學的學生，是不是相比電影學院，會對媒介有一個更開放的態度？對于電影今天的處境，作為90后的導演，怎么看待呢？

魏書鈞：我應該覺得有點傷感，但也不得不承認，今天在電影院看電影對很多人已經不是必須的，也不是所有電影都需要在大銀幕上放。但我自己是一個有很濃重影院情結的人，對于自己的創作，還是會比較堅持在這塊陣地上。同時，我覺得中國電影還需要更多元，隨著觀眾的迭代，也是會有新的東西，被大家所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