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鐘華：1939年出生，云南昆明人，1964年畢業于中央美術學院油畫系，國家一級美術師。現任云南油畫學會名譽主席、云南省文史研究館館員。
姚鐘華對牛情有獨鐘。
在北京的家中，他拿出畫冊，向《環球人物》記者介紹著自己半個多世紀以來畫的各種各樣的牛——黃牛、水牛、牦牛，畫面用色濃烈而奔放，正如多姿多彩的云南。
姚鐘華出生于云南，工作在云南，目前是云南油畫學會名譽主席。故鄉的土地為他提供了無盡的創作素材和靈感。在少數民族聚居的大山之中、河流之畔，他關注現實也擁抱浪漫，既傳承古典之美，也融合現代藝術。即將到來的辛丑牛年春節，為他提供了再次展現“牛氣”的機會。
火把節帶來的靈感
姚鐘華最早對牛產生強烈興趣是在1957年的夏天。當時的他是中央美學院附中的學生，回老家云南時正趕上火把節的尾聲。火把節是彝族、白族、納西族等少數民族的傳統節日，時間大多是在農歷六月二十四，當地會舉行斗牛、賽馬、摔跤、歌舞等慶祝活動，有“東方的狂歡節”之稱。
那一年的斗牛盛會讓姚鐘華至今難忘：漫山遍野的人拉來一頭頭斗牛，不僅有公牛，還有母牛，每一頭都野性十足。“那些牛簡直像野獸一樣兇猛，沖上去的時候毫不畏懼，血性十足，拼了命也要獲勝。那場面真是震撼人心。”姚鐘華對記者回憶道。
回到學校后，他很快就畫出了一張斗牛圖。老師看到后對他說，畫面中的氣氛非常濃烈，“一見到這幅畫就有一種想擁有它的欲望”。
姚鐘華從此與牛結緣。從中央美術學院油畫系畢業后，他被分配到云南省電影公司工作，隨即參加“大學生勞動實習隊”，到宜良農村插隊勞動。之后幾年中，他先后到西藏農村、金沙江紅軍渡口、烏蒙山等地寫生，積累了大量的生活素材。
姚鐘華設計的1985年《乙丑年》郵票（左圖）和2021年《辛丑年》郵票（中圖、右圖）。
1972年，姚鐘華為中國歷史博物館創作了《黃河》，次年又完成了《鄭和下西洋》，并調入云南省文化局美術攝影工作室。從1974年到1979年，他先后創作了《峽谷新顏》《東方欲曉》《1976·春天的記憶》等作品。
生活的磨礪讓姚鐘華對牛的感情愈發深厚。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寫道：“在那貧脊的山地，我扶過犁，陽光酷烈，只有天、地、人和牛。我和牛一樣，汗水曾滴在那高原的土地上……我愛畫那剽悍有力、奮力拼搏的牛，畫那烈火般的性格。對熱與力的表現，正是我內心和生命的渴求。我也想以此來感染和慰藉站在我畫前的人們。”
姚鐘華的油畫作品《火把節之夜》。
就想畫一頭不怕虎的初生牛犢
1985年，在中國集郵總公司的邀請下，姚鐘華創作了《乙丑年》生肖郵票。與傳統的“老黃牛”形象不同，那是一頭昂首挺胸、牛角直立、威風凜凜的雄牛，表達了中華民族勤勞勇敢、奮發向上的精神。
“中國人一直是老黃牛的形象，埋頭苦干、溫順堅忍，但我見過的牛也有很多是性情剛猛的。當時我就想畫一頭不怕虎的初生牛犢，它的頭是揚著的，朝氣蓬勃，符合那個時代的特點。”
上世紀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之初，整個國家的精神面貌是奮進、求知、干勁十足的。姚鐘華筆下的雄牛，不是土黃色，而是濃重的藍、黑、紅交織在一起，仿佛隨時會沖向戰場。
由于當時交通不便，姚鐘華的設計稿和編輯的修改意見都是通過掛號信的方式寄送，從昆明到北京，往往一兩周還沒寄到。
時隔36年后，當姚鐘華再次應邀設計《辛丑年》生肖郵票時，通信方式已經變成了手機。這邊早上畫完，拍一張照片傳過去，那邊下午就已經做出了效果圖，再傳一張照片給姚鐘華看。
2020年9月，姚鐘華（中）為《辛丑年》郵票揭幕。 這一次的牛年郵票設計了兩枚，第一枚名為“奮發圖強”，描繪的依然是一頭雄壯有力、一往無前的奔牛——公牛四蹄揚起、昂首向前、目光炯炯，表達出不畏艱險、砥礪前行的精神，也包含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努力奮斗的寓意。第二枚名為“牛年大吉”，是一幅母子牛，通過大牛與小牛舐犢情深的溫馨畫面，傳遞出家庭興旺和諧、團圓美滿的美好祝愿。
這套蘊含著家國理念的郵票，飽含著新春祝福。姚鐘華告訴記者，這次的設計思路仍然是要反映時代精神。奔牛是動態的，母子牛是靜態的，通過動與靜、力量與溫情的結合，表達了腳踏實地、敢于拼搏、開拓進取、勤勞奉獻的內涵。
學藝北京，扎根云南
姚鐘華出生在昆明的一個中醫世家。父親早年留學海外，母親曾是中學音樂教師，很多親友是當地的文化名流。在家庭的熏陶下，姚鐘華自幼喜愛繪畫，1955年考入中央美術學院附中，1964年畢業于中央美院油畫系。
學生時代，姚鐘華受教于諸多名師，而他的另一個課堂就是博物館、美術館、各種展覽以及文化遺址。從附中到美院，直到畢業后的很長時間，姚鐘華都是故宮的常客。
“我的家遠在昆明，那時還沒通火車，往返一次將近20天，所以暑假很少回去。寒假期間教室關閉，宿舍只早晚有一點暖氣，白天就只有往外跑，故宮便是一個好去處。”姚鐘華把許多國寶看了無數遍。雖然他學的是油畫，卻對中國傳統文化非常熱愛。
從中央美院畢業后，姚鐘華回到家鄉，進入云南電影公司做美工。當時的電影公司主要是為貧下中農服務的，為了讓山區老百姓都能看到電影，電影放映隊常年下鄉，姚鐘華也跟著一起去。
“文革”初期，姚鐘華一度停止了創作。1972年，全國文藝形勢有了變化，他又重新拿起了畫筆。在老同學范曾的推薦下，他被借調到中國歷史博物館，為通史陳列館創作了《黃河》《鄭和下西洋》。
姚鐘華部分作品。《啊！土地》（左上）、《 黃河 》（ 左下 ）、《撒尼人的節日》（右）。
改革開放后，姚鐘華在藝術上又進行了大膽的嘗試。他創作的《土林夢》在手法上受西方表現主義、超現實主義的影響，但生活的根及內在精神還是源自云南的生活。
業內人士認為，姚鐘華始終在油畫民族化方面堅韌探索，以云南為靈感之源、情感所棲。正因為在生活中扎得深，他的作品才能自然流露出真摯而醇厚的生命本質。他在水墨方面的探索，融入了中國詩性美學，在豪放與深郁之間，匯入源自生活的感性顯現，化為精神，彰顯出中國特色。
保護好民族文化之美
在旅居、游歷過諸多國家和地區之后，姚鐘華對于中國文化，尤其是中國美學有了更為深刻的認識。
“外國人對中國藝術的了解，遠遠不像中國人對外國藝術了解得那么多。他們基本不懂中國畫，如果把一個江湖畫家的仿作與齊白石的真跡擺在一起，他們是分不出高下的。”姚鐘華說。
但對于國內的美學教育，姚鐘華覺得還有很大提升空間。在他看來，很多大學里的碩士、博士、教授，其審美水平未必比得上陜北農村的剪紙大媽。
“有學歷不等于有審美能力。農村老太太可能不識多少字，但她們的農民畫、刺繡端莊大氣，你能說她們沒有文化嗎？一個農民歌手沒上過大學，但唱得感人至極，這難道不是一種高級的文化？”
讓姚鐘華感到遺憾的是，大眾對于文化生活的偏好常常舍棄了最有價值的精華。在云南少數民族地區，精美的手工服飾一直是當地特色，但隨著工業化產品的大量進入，一些少數民族女孩不再認為傳統服飾是美的，一雙廉價的高跟鞋要比一雙手工刺繡的布鞋更有吸引力。
“如果沒有文化自信、文化自覺，即使創造了美，也意識不到。”姚鐘華感慨道，“大家確實更向往經濟發達地區，覺得富裕地區什么都是好的，愛屋及烏。就像剛改革開放的時候，很多中國人覺得西方文化更好。這就是不自信。”（本刊記者 尹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