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直專注歷史和現實中被忽略的蕓蕓眾生，近些年走訪古籍修復師、理發師、陶藝師等，寫就小說《瓦貓》
葛亮，1978年生于南京，現居香港，作家、香港浸會大學副教授。哲學博士，畢業于香港大學中文系。著有長篇小說《朱雀》《北鳶》，小說集《七聲》《戲年》《謎鴉》《浣熊》，文化隨筆《繪色》等。近日出版新作小說《瓦貓》。
數年前，葛亮讀曹雪芹的《廢藝齋集稿》，其中一章是《南鷂北鳶考工志》，記載了風箏的扎、糊、繪、放“四藝”。這一章序言的末尾，曹雪芹寫道：“以集前人之成。實欲舉一反三，而啟后學之思……匯集成篇，以為今之有廢疾而無告者，謀其有以自養之道也。”讀到此，葛亮很是感慨，“教的是制風箏之法，目的卻是對弱者的給養。對殘疾者，曹氏并未直接接濟，而是‘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教他們‘自養’之道，寓藝于義。這既是入世之書，也是濟世之書”。
由此，風箏便在葛亮心中扎了根。2016年，他的長篇小說《北鳶》出版，鳶即風箏，貫穿整個故事，也引出了一位扎風箏的匠人——龍師傅。為寫小說，他走訪了一些風箏手藝人，包括著名的曹氏風箏傳人，“了解了這門手藝的細節，行業內的更迭。同時，也對匠人精神有了更深的理解，比如匠人們對信義、對信仰的敬畏等”，葛亮對《環球人物》記者說。
匠人內在的精神品格打動了葛亮，也牽引著他走近這群人。于是，他為自己定下一個“匠人系列”的寫作主題，開始尋訪各地工匠，古籍修復師、理發師、木雕師、陶藝師、云錦大師等，花費4年時間，最終完成《書匠》、《飛發》和《瓦貓》3個故事，收錄在小說《瓦貓》中，于近日出版。
“這是一本有關手藝人的書，然而又不全是。他們的尊嚴、執著與信仰，如棱鏡，折射這世上大多數的我們。他們是這時代的理想主義者，行到水窮處，坐看云起時。”葛亮說。
葛亮的新作《瓦貓》和前作《問米》《朱雀》《北鳶》。 良工，故物
《瓦貓》的開篇故事《書匠》，緣起于葛亮祖父的遺作《據幾曾看》。
祖父葛康俞教授，為中國近代著名藝術史家，生于1911年，早年畢業于國立杭州藝術專科學校，與李可染、艾青等同窗。上世紀40年代，避難于四川江津，在一所中學里任美術教員。平日里，他常念及之前與家人、朋友在案幾上欣賞書畫的樂趣，于是便開始搜尋記憶，回顧昔日所見書畫名跡，或辨析源流，或闡發畫理，并用小楷記錄下來，成稿9萬多字，取名《據幾曾看》。啟功、宗白華都曾讀過，并為之題寫書跋。這手稿一直在家族內部流轉，到葛亮手里時，“竹紙發了霉，書稿也受了潮氣，還好外面有一層油紙，又用木夾板包著。只是部分書頁粘連在一起”。
為修復手稿，葛亮請來古籍修復師，做了一番“會診”，將之恢復如初。“整個過程，對我有一種強烈的撞擊感。原來一本書的修復是那么繁雜的一項工程，需要20多道工序：溜口、悶水、倒頁、釘紙捻、齊欄、修剪……”
在小說《書匠》中，他寫了兩個古籍修復師的故事：一個是簡，曾在香港開書店，后到英國，習得西方古籍修復之術；一個是老董，年輕時在北京肄雅堂當過學徒，繼承中國古籍修復的技藝，歷經“文革”后流落街頭，擺攤修鞋。“兩人學養、傳承不同，但殊途同歸，都講究不遇良工，寧存故物。”這是修書行內傳下來的一個老規矩，意思是說如果沒有手藝修復如初，不如不修。
“我們講匠，即百工，技藝是他們的為匠之本。”葛亮說。比如老董，修《八閩通志》，紙頁都粘連在一起，硬成“板磚”，他放在蒸鍋里蒸，結果大功告成。還有一次，修復一本清雍正國子監刊本《論語》，舊書皮用的是清宮內府藍絹，燒毀了一多半，絹好找，難在調不出藍絹的“藍”。老董堅持“修舊如舊”，依照古法，做各種試驗，最終染出藍絹，成了修書界的英雄。
為寫《書匠》，葛亮走訪了不少古籍修復師，發現他們大都“閉門造車”，“終日坐對古書，極少與外界打交道”。而《飛發》里的理發師，則完全不同，理發師每日和人打交道，和時代、潮流密切相連。
寫《飛發》那段時間，葛亮一邊在大學教書，一邊四處尋覓傳統理發店。無論上海派還是香港風，小店鋪或是大公司，一旦遇到心儀的理發師，他就走進店里，坐下來剪頭發，和他們聊天，聽他們講故事。最終，他寫下一場海派理發店與香港“飛發”（粵語意為“理發”）店之間的江湖爭奪戰，跌宕起伏，令人唏噓。
至于《瓦貓》的故事，葛亮則將目光延展至西南邊地。瓦貓，本是云南的一種建筑文化，陶藝制作，過去作為“鎮宅神獸”被放置于瓦房之上。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云南龍泉古鎮曾聚集了一批制作瓦貓的陶藝匠人。葛亮到那里走訪，發現當地已變成一個開發區，瓦貓匠人也四散各地。“但意外的是，西南聯大多位著名學者，如聞一多、梁思成夫婦的故居，包括近代重要的科研院如史語所、中國營造學社等，都作為文物保護單位被留存下來。”
寫作時，他便將《瓦貓》的故事背景放置在民國，講述西南聯大學生寧懷遠和瓦貓匠人后人榮瑞紅的愛情故事，中間穿插聞一多、梁思成等人在此地的生活經歷。“無論知識分子，還是匠人，都有自己非常獨特的人文理想，有職業上的持守和信仰，這種信仰將兩者連接起來。而這種連接也將匠人精神升華了，成為我們人文傳統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葛亮說。
左圖：“鎮宅神獸”瓦貓，云南的一種建筑文化，被放置于瓦房之上。
右圖：葛亮的祖父葛康俞和其遺作《據幾曾看》的書影。因為要修復這本遺作手稿，葛亮結識了一些古籍修復師。 規矩、傳承與自洽
葛亮一直想寫有關匠人的小說，對他們的手藝、故事充滿好奇。關于手藝，他的最初印象來自外公家里的茶葉盒。外公以前經商，遇到一個南洋商人，對方贈他一只錫制茶葉盒，盒身上雕刻游龍戲鳳，龍須躍然，鳳尾亦搖曳如生。只是時間久了，顏色變得暗沉。
“我記事時還在用，春天擱進去明前的龍井茶，到中秋泡出來，還是一杯新綠。”葛亮回憶說。后來，茶葉盒不知去向，外公每每喝茶，會嘆息說“時下所謂真空包裝，其實是將茶‘養死了’”。他當時年少，不懂器物的技藝，但從外公口中，也算知曉手工之意義。這次為寫“匠人系列”，他走訪10多種匠人，對“匠”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讓他感觸頗深的是走訪云錦大師。目前，在絲制工藝品當中，只有云錦一直保留著傳統的提花木機織造。第一次看到3米的大花樓織機，葛亮很震驚。他記得，當時一位云錦師傅講了一個故事：1956年，定陵出土了一件萬歷皇帝的龍袍。該龍袍制作工藝精湛，但出土后即碳化，成了一觸即碎的瀕危文物。文物修復專家用了近3年的時間復制，在最后關頭遇到了棘手的問題——龍袍的染色。“龍袍的色澤大有講究，隨晝夜更替而變化。日光充足時，它呈現帶有紅光的黃色；在夜晚微弱燭火下，則發出輝光熠熠的赤色。”后來，文物修復專家找印染專家請教，其中一個印染師傅在古書《唐六典》中發現一句話：“自隋文帝制柘黃袍以聽朝，至今遂以為市。”抱著試一試的想法，專家們找到柘木原料，將其加工，對龍袍復制品進行染色，最終成功。
“我們常常以為傳統的東西、傳統工藝是可以被取代的，其實不然。”葛亮說，各個工種由新變舊的過程，不是簡單的優勝劣汰，而是一種推陳出新，不斷地融通、交替和連接。
在推陳出新的過程中，匠人們還要遵循行業內承傳至今的規矩，“實則戴著腳鐐跳舞”。葛亮曾去澳門走訪一位佛像木雕的曾木匠，他是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木雕—神像雕刻”的傳承人。“聊天時，他特別強調有關佛像與工藝品的區別，同樣一塊木頭，工藝品可順應木頭的品種、材質及制作的季節，信馬由韁出奇制勝；但佛像的制作，則要依據規制，在原材料基礎的使用上極盡綢繆。”葛亮說。當時，曾木匠舉了一個例子，廟宇中，善男信女，舉目膜拜，之所以四方八面看菩薩低眉，皆覺得神容慈悲，佛頭俯仰的角度至關重要，關乎一系列的技術參數。
葛亮走訪匠人，最初是為了搜集他們的故事，但日子久了，他漸漸生出一些心得與愧意。“在人們的印象中，這些傳統技藝正在走向式微或消失，對匠人們難免生出同情之意，覺得應該唱挽歌。但其實他們比我們想象得都要過得欣然。”
在《書匠》里，簡除了一位專業弟子，還收了一些“非專業弟子”。他們來自各行各業，有的是興趣使然，有的為打發時間，有的則是尋求心靈安慰。“老的，做下去，并不以傳承為唯一任務，大約更看重心靈的自洽；年輕的，將手藝本身視作生活，這生活是豐盈的，多與理想有關，關乎選擇與未來。”葛亮說。
將心比心，人之常情
從2007年至今，葛亮在香港浸會大學任教，教授現當代文學史、文學與電影等課程。疫情期間，他都是隔著屏幕給學生上課，“現實空間和虛擬空間交互，開始覺得挺魔幻的，但現在已經很習慣了”。之前，閑余時間，他喜歡在香港游走，走街串巷，或者到島上去，如今很少出門。平日里，除了備課、上課，就是看電影和寫作。
寫作之于葛亮，是一種沉淀之道。年少時，受父親影響，他讀古典小說，《閱微草堂筆記》《東京夢華錄》等，還有比較冷門的《耳新》《何典》等筆記體小說。父親通曉俄語，也給他推薦俄羅斯文學作品。“后來才知，這些早期的閱讀，讓我建立起最初有關文學審美的意識，敘事的技巧以及語言運用方面俗與雅的觀念。”葛亮說。這種影響，之后也延續到他自己的寫作上。
葛亮的寫作始于香港。2000年，他到香港大學讀碩士，研究現當代文學，第二年，他開始寫作。寫的第一篇小說叫《無岸之河》，講述一個年輕大學教授的浮生六記，發表在《收獲》上。他還喜歡泡圖書館，“那里有很多影碟，看電影成了寫作和作論文間的句讀”。他一邊看電影，一邊為報紙寫影評。
讀大學時，葛亮的研究方向是城市文化，他的寫作也多以城市為背景。在《朱雀》里，他寫南京城及生活在那里的幾代人的滄海桑田、風云變遷；在《北鳶》里，他虛構了一座北方城市襄城，透過外祖父的人生故事講家族史；到了《瓦貓》，故事的發生地又變成南京、香港和龍泉。“城市，總是個悲喜劇交相輝映的地方。”他寫城市，終歸是在寫人，寫蕓蕓眾生。
上圖：葛亮在香港大學讀完碩士和博士，圖為他在港大留影。
下圖：葛亮在澳門走訪佛像木雕匠人。 葛亮很喜歡沈從文的《長河》，那是一部未完成的小說。與《邊城》一樣，這部小說寫的也是湘西和生活在那里的人們，“面對未知的‘新生活’和外來勢力的侵蝕，那里的人們依然保留著至善至美的樸素人性。”葛亮說，這實際上就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常與變”的辯證與博弈。
最近，葛亮正在寫一部新長篇，將“常與變”植根于嶺南。他以飲食為切入點和脈絡。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香港，經濟起飛，一時間新的舊的、南的北的、本土的外來的，百川匯海，一邊角力，一邊碰撞，一邊融合，飲食也被裹挾其中，成了透視時代的一枚小切片。葛亮寫一對制點心的師徒的故事，小說已完成其中一個篇章《燕食記》，發表在《收獲》上。
寫作20年，葛亮一直相信“好的文學形式可以滲入到大眾生活的肌理”。他將自己的創作體會總結為八個字：將心比心，人之常情。他專注于民間，專注于歷史或現實中被忽略的小人物、小細節，讓時代風雨滲入人間草木，“也許我們太過注重縱橫捭闔、揮斥方遒的人物，他們代表時代在過渡節點的因素，但真正推動歷史前行的，還是廣袤的蕓蕓眾生”。（吳舒霈 本刊記者 陳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