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1879年10月—1942年5月），1920年8月在上海建立中國第一個共產黨組織。
李大釗（1889年—1927年）是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
1920年夏，維經斯基到中國后僅三四個月就發現：“中國現在關于新思想的潮流，雖然澎湃，但是第一太復雜，有無政府主義，有工團主義，有社會民主主義，有基爾特社會主義，五花八門，沒有一個主流，使思想界成為混亂局勢。第二沒有組織，做文章、說空話的人多，實際行動，一點都沒有。這樣絕不能推動中國革命。”
1920年，毛澤東創辦的新民學會出現分裂，“在毛澤東領導下，那些熱衷共產主義的人，形成了一個單獨的秘密組織”。這個“秘密組織”，就是長沙共產主義小組，成立時間大約是1920年11月。
黎明之前，走俄國人的路，成為越來越多追求進步的中國人的目標。
南陳北李，相約建黨
黨的一大召開時，陳獨秀應廣東省省長兼粵軍總司令陳炯明邀請，任廣東政府教育委員會委員長，正在籌款辦學。他希望將新文化和社會主義思潮帶到廣東。在黨的一大上當選中央局書記后，他便向陳炯明請辭。從穗返滬途中，陳獨秀對陪同人員說：“作為共產黨員首先要信仰馬克思主義，其次是發動工人，組織工人，武裝工人，推翻資產階級政權……”
陳獨秀早年中過秀才，曾是康梁維新派的擁護者，“感覺到梁啟超那班人們在《時務報》上的話是有些道理”。然而戊戌變法很快失敗，緊接著八國聯軍入侵中國。“我越思越想，悲從中來。我們中國何以不如外國，要被外國欺負，此中必有緣故。我便去各國，查看一番。”1901年，陳獨秀去了日本，在那里開始接受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直到1916年11月，他在自己創辦的《新青年》上發表《憲法與孔教》一文，認為中國應當“建設西洋式之新國家，組織西洋式之新社會”“輸入西洋式社會國家之基礎”。
1917年底，時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的陳獨秀迎來了一名新同事——李大釗。他比陳獨秀小10歲，曾在1907年“感于國勢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奮國群之良策，乃赴天津投考北洋法政專門學校”。畢業后，李大釗仍感學識不足，乃赴日本東京早稻田大學讀政治本科。在日期間，李大釗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1918年1月，他出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并為《新青年》撰稿，還當過輪值主編，與陳獨秀頻繁接觸起來。陳獨秀經常出入李大釗的辦公室。
1918年7月起，李大釗連續在《新青年》發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及《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等文章，在中國首倡馬克思主義。他對比了18世紀法國革命和20世紀俄國革命的不同，認為法國革命和俄國革命的時代精神不同，革命性質自異，不可同日而語。“法人當日之精神，為愛國的精神，俄人之今日精神，為愛人的精神。前者根于國家主義，后者傾于世界主義；前者恒為戰爭之泉源，后者足為和平之曙光。”文章進一步指出，法國革命所代表的時代已過去，只有俄國革命才代表新的向上的力量。李大釗預言：“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19年，李大釗分兩期在《新青年》上發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系統介紹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
隨著十月革命的炮聲傳到中國、一戰后巴黎和會上的恥辱和五四運動的刺激，加上與李大釗的近距離接觸，陳獨秀摒棄了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開始轉向科學社會主義。1918年12月22日，陳獨秀、李大釗在北京創辦了《每周評論》。后來，這份刊物成了宣揚馬克思主義的重要“講壇”。1919年12月，陳獨秀在《告北京勞動界》一文中指出，18世紀以來的民主，是資產階級向封建階級作斗爭的旗幟；20世紀的民主，乃是無產階級向資產階級作斗爭的旗幟。
1920年初，陳獨秀受邀到武漢演講，因宣傳社會主義革命被北洋政府盯上了，面臨被捕入獄的危險。李大釗等人就在陳獨秀回京后把他接到友人家中避居，并計劃把他轉移出北京。時值陰歷年底，正是北京一帶生意人往各地收賬的時候。李大釗扮作一名下鄉收賬的商人，駕著一輛騾車出發了。他坐在騾車外面的車把上，陳獨秀坐在車里面扮作一名大廚，還穿上油跡斑斑的衣服。李大釗是河北樂亭縣人，講北方話，沿途住店一切交涉都由他出面辦理，不要陳獨秀開口，唯恐暴露其安徽口音。到天津后，陳獨秀又坐船去了上海。也就在這輛騾車上，陳獨秀與李大釗商討了在中國建立共產黨組織的問題。從此便有了“南陳北李，相約建黨”的佳話。
1920年3月，李大釗（右一）與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左二 ）、教授蔣夢麟（ 左一 ）、胡適合影。 原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告訴《環球人物》記者：“陳獨秀鋒芒畢露，勇于沖鋒陷陣，革命家的氣質、感染力很強。上海知識青年比較多，活動余地大一些，陳獨秀搞得生龍活虎。李大釗很尊重他，好多事讓他牽頭。”
陳獨秀到上海后不久，就到工人群眾中宣傳馬克思主義。1920年4月2日，陳獨秀出席上海碼頭工人發起的“船務棧房工界聯合會”成立大會，高度評價工人階級的重要地位，稱贊“社會上各項人只有做工的是臺柱子”。他希望工人群眾迅速覺悟起來，認識到自己的偉大力量和歷史使命。他說，勞動運動可分兩步走，第一步要求改善待遇，第二步要求管理權。
李大釗則在北方活動。1921年3月，李大釗到鄭州等地視察和指導工人運動。當時的一名工人回憶道：“他對大家講了話，勉勵大家：‘你們要好好學文化、技術，你們工人可不矮呀，工人夠上天那么高呀！’說著回身在黑板上寫了個‘工’字，又在工字下面寫了個‘人’，兩個字一連就是‘天’字。‘咱們中國四萬萬同胞，兩萬萬男子，兩萬萬女子，要并肩前進，將來建設社會主義，建設一個好的中國！’工人們聽了很高興。不久，鄭州鐵路工人組織起了工人俱樂部。”
馬克思主義與工人運動相結合，必然會產生無產階級的政黨。1920年3月，李大釗領導成立了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5月，陳獨秀領導成立了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8月，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陳獨秀為書記。10月，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李大釗為書記。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也先后建立起來。1921年6月，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發出通知，要求各地派兩名代表到上海參加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李大釗除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教授外，還兼北京國立大專院校教職員代表聯席會議主席。他與陳獨秀均因事務繁忙，未出席會議。但在兩位領袖的影響下，一批批先進分子成為共產主義戰士。
毛澤東，“脫不開‘中國’這個地盤”
1921年元旦這天，長沙下了一場雪，新民學會舉行了一場新年大會，為期3天。作為學會創始人，剛剛過完27歲生日的毛澤東，把當時世界上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歸納為五種：一、社會政策（即社會改良主義）；二、社會民主主義；三、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列寧的主義）；四、溫和方法的共產主義（羅素的主義）；五、無政府主義。供大家討論。
何叔衡主張過激主義，他認為“一次的擾亂，抵得二十年的教育，我深信這些話”。毛澤東緊接著說：“我的意見與何君大體相似。社會政策，是補苴罅漏的政策，不成辦法。社會民主主義，借議會為改造工具，但事實上議會的立法總是保護有產階級的。無政府主義否認權力，這種主義，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溫和方法的共產主義，如羅素所主張極端的自由，放任資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即所謂勞農主義，用階級專政的方法，是可以預計效果的。故最宜采用。”表決結果，毛澤東等12人主張布爾什維克主義，2人主張社會民主主義，1人主張溫和方法的共產主義，3人棄權。
毛澤東出生于湖南湘潭的一個農民家庭，曾擁護孫中山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并在新軍中當了半年兵。清王朝被推翻后，他覺得參軍目標已實現，就退出了。后來，他在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學習了5年，各種學說涌入他的頭腦。他說，這個時候的思想是“自由主義，民主改良主義，空想社會主義等思想的大雜燴”。當時他很欣賞無政府主義者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認為溫和方法最好，主張“呼聲革命”“無血革命”。
1918年4月，毛澤東同蔡和森等人一起成立了新民學會，立志“改造中國和世界”。后來，新民學會成員決定籌集資金送成員赴歐求學，探索救國之路。
作為湖南青年赴歐洲求學的組織者，毛澤東自己卻沒有邁出國門。有人到了法國后還邀請他出洋：“潤之兄啊！你是一個有志的人，是我們同伴中所欽佩的人……弟近來想及諸兄如此刻都出外求學，學他十年八載。異日回國……各抒所學以問世，發為言論作社會之喚醒提倡者。”毛澤東依然選擇留在國內。他認為：“吾人如果要在現今的世界稍為盡一點力，當然脫不開‘中國’這個地盤。關于這地盤內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實地的調查及研究。這層工夫，如果留在出洋回來的時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關系，恐怕有些困難。不如在現在做了。”
當時毛澤東“正在尋找出路”，但“思想還是混亂的”。西方著名毛澤東研究學者斯圖爾特·施拉姆說：“當時正是中國政治思想舞臺上發生猛烈變革的時期，即使博學的、成熟的學者也往往在幾個月內就改變觀點。當時的毛澤東被無政府主義所誘惑，想要打破舊社會的枷鎖。后來他受陳獨秀影響，因為陳是《新青年》的創辦人，是他文學方面的崇拜對象，且陳不妥協地擁抱一切新興事物，滿足了他渴求解放的愿望。至于他在李大釗手下向著馬克思主義方向發展，原因除了加入馬克思主義研究小組外，還有他與李大釗一樣，都是滿懷熱情地致力于讓中國崛起的事業。”
左圖：青年毛澤東。右圖：1920年1月18日，毛澤東（左四）同進步團體成員在北京陶然亭合影。 1919年6月3日，毛澤東在湖南成立“學生聯合會”，聲援五四運動。隨后，他又組織新團體、發動示威游行，聲討軍閥政府和湖南省督軍張敬堯。他逐漸認識到，要將代表軍閥勢力的張敬堯趕出湖南，就必須借助外界力量。1919年12月，毛澤東再次來到北京。這次抵京，對毛澤東確立馬克思主義思想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在北京，毛澤東讀到了《共產黨宣言》和考茨基的《階級爭斗》，還有柯卡普的《社會主義史》。這三本書徹底樹立了他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多年以后，毛澤東回憶道：“我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是對歷史的正確解釋后，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上，我已經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
驅張運動結束后，張敬堯被驅逐出湖南。毛澤東等人又發起湖南自治運動，希圖通過人民制憲，實行湖南人民自決自治。1920年夏，湖南人譚延闿入主湖南，勉強答應“湖南自治”“還政于民”。實際上，他把制憲權抓在手里，召集官紳開會，決定由省政府10人、舊省議會11人起草湖南自治法。1920年冬，軍閥趙恒惕取代譚延闿主政湖南。趙恒惕污蔑毛澤東扯下了省議會的旗幟，還想搗毀省議會，處處為難毛澤東，湖南自治運動宣告失敗。這使毛澤東認清了統治階級與民為敵的本質，認識到政治改良這條道路是絕對行不通的，必須“另辟道路，另造環境”，這就使他更加堅定地擁護“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
1921年6月29日，毛澤東和何叔衡一道在長沙小西門碼頭，趁著暮色登上開往上海的小火輪，將在那里和志同道合者共同燃起照亮昏暗中國的紅色火把。
周恩來，“思想顫動于獄中”
1921年2月1日，天津《益世報》旅歐通信員周恩來給國內發來第一篇報道——《歐戰后之歐洲危機》。當時，他到達歐洲僅一個多月。他在文中寫道：“吾人初旅歐土，第一印象感觸于吾人眼簾者，即大戰后歐洲社會所受巨大之影響，及其顯著之不安現狀也。影響維何？曰：生產力之匱乏，經濟界之恐慌，生活之窘困。凡此種種，均足以使社會上一般人民饑寒失業交困于內外。”
歐洲社會現狀讓23歲的周恩來再次感到失望。
周恩來出生于江蘇淮安的一個沒落封建家庭。家與國的雙重衰敗，給了他深刻的人生感悟。在天津南開學校讀中學時，他義憤填膺地鼓動同學把南開學校禮堂門楣上那塊“慰廷堂”的牌匾摘下來砸爛。袁世凱字慰廷，于1915年簽署“二十一條”并稱帝。
1917年6月，周恩來從南開學校畢業。他在同學王樸山的本子上寫下臨別贈言：“浮舟滄海，立馬昆侖。”畢業后，周恩來東渡日本求學。1918年8月，日本發生了“米騷動”社會事件，警察在鎮壓過程中開槍射殺了13名礦工，輿論嘩然。一直以來，周恩來將日本看作中國應學習的榜樣，但“榜樣”忽然冒出了如此尖銳的社會問題，讓他認識到日本社會的發展道路也不像想象中完美。
1919年3月，當南開學校創辦大學部的消息傳來，周恩來決定“返國圖他興”。1919年4月底，他輾轉回到天津，正遇上全國悲憤于巴黎和會談判失敗。周恩來組織南開學子向校方施加壓力，拒絕被指為“賣國賊”的曹汝霖對南開的捐助。1919年9月16日，周恩來同鄧穎超等人一起創立了“覺悟社”，要“睜眼看看是什么世界，沉下心想想怎樣為人”。
覺悟社成立5天后，李大釗應邀前來指導。上午，他做了關于國際形勢的講演。下午，他與覺悟社成員座談。當時的覺悟社社員諶小岑后來回憶道：“他走后，我們都傳誦了他在《新青年》上發表的幾篇文章……這是大家第一次從李大釗先生的文章中接觸到布爾什維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李大釗先生那次來覺悟社，使多數社員同他發生了關系，也就是通過他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和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
1920年1月，天津學生因抗議日本人在天津的不法行為，與警察發生沖突。周恩來作為學生代表被捕，系獄170天。正是在獄中，他有了更加平靜而深刻的思考。他組織獄友研究社會問題，辦“獄中大學”，介紹各種新思潮。1920年5月28日、31日，6月2日、4日、7日，周恩來分5次做了介紹馬克思學說的演講，內容涉及馬克思傳記、唯物史觀的總論和階級競爭史等等。在獄中的日子，周恩來的思想迅速向馬克思主義發展。后來，他在給友人的一封信中談到自己對共產主義信仰的認識時說：“思想是顫動于獄中。”
左圖：青年周恩來。右圖：1920年1月，天津學生因抗議日本人在天津的不法行為，與警察發生沖突。周恩來作為學生代表被捕，被關押170天 。這是周恩來等人出獄后的合影。周恩來后來回憶：”思想是顫動于獄中。“ 雖然思想逐漸成熟，但周恩來當時正面臨著困難局面——入獄期間，自己被南開大學除名。好在校董嚴修十分器重他，全力資助他赴歐求學。1920年12月中旬，周恩來抵達法國馬賽。同行者還有197人，這是華法教育會組織的第十五批赴法學生。為何要去歐洲求學？周恩來說：“主要意旨，唯在求實學以謀自立，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會真相暨解決諸道，而思所以應用之于吾民族間者。”
旅法期間，周恩來主要靠稿費和嚴修的接濟維持生活。其他留學生沒有資助，需要勤工儉學，但戰后法國經濟一片蕭條，無工可打，他們只能靠華法教育會每天5法郎的借貸生活。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教授祝彥對《環球人物》記者說道：“抵達歐洲之后，周恩來看到了一戰結束后的資本主義社會物價飛漲、民不聊生。這對他偏向社會主義也產生了重大影響。”
周恩來出國前聽說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對歐洲造成了巨大破壞，但總以為歐洲國家物質文明發達，戰爭的摧殘只能造成局部損失，不至于礙及全體。親眼一見才知，歐洲的社會組織高度集中，戰爭造成的破壞必然是全局性的。僅蘇格蘭，失業者已超過百萬。
在周恩來看來，有兩種社會改革方案：一種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暴力手段，“一洗舊弊”，那就是俄國十月革命的道路；另一種是采取“不改常態”的“漸進的改革”，那就是當時英國的做法。
周恩來到歐洲之初，英國煤礦工人正舉行聲勢浩大的同盟罷工。1921年4月以后，罷工達到有百萬人參加的高潮。周恩來經過認真考察研究，先后寫出關于英國罷工的9篇報道，約3.5萬字。他總結道：“資本家無往而不為利，欲罷工事之妥協難矣。勞資戰爭，舍根本解決外其道無由，觀此益信。”他最終認定，英國漸進式的費邊社會主義是空想，俄國十月革命的道路才是正道。
1920年底，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成員張申府受邀前往法國里昂大學任教。1921年春，經張申府與劉清揚介紹，周恩來加入巴黎共產主義小組。黨的一大召開時，周恩來正忙于呼吁北洋政府不要以出讓鐵路“筑路權”為代價與法國簽訂賣國借款協議，沒能赴滬參會。但從加入黨組織那一刻起，他就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才能毫無保留地奉獻給了共產主義事業。
林伯渠，老同盟會會員變成共產主義戰士
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后不久，1920年冬的一天，林伯渠敲開了上海漁陽里2號（今南昌路100弄2號）寓所的木門。這里是陳獨秀的寓所，也是《新青年》雜志編輯部。當時林伯渠34歲，陳獨秀41歲。林伯渠帶來了結義兄弟李大釗的介紹信。
林伯渠出生于湖南省安福縣（今臨澧縣）修梅鎮涼水井村的書香門第。曾祖父是道光年間的舉人。父親是副貢生，戊戌變法失敗后回鄉教書。1902年，林伯渠考入湖南公立西路師范學堂，翌年赴日本公費留學。8月經黃興、宋教仁介紹在日本加入中國同盟會。后參加辛亥革命和討袁的二次革命，均告失敗，還被袁世凱通緝，只好二次赴日。1915年，李大釗、林伯渠在日本分別組織了反袁團體中華學會、乙卯學會。第二年，兩團體合并為神州學會，李大釗為評議長，林伯渠為干事。兩人就是在日本成為結拜兄弟，之后一起回國，分赴北京、湖南參加討袁斗爭。林伯渠被任命為湖南護國軍總司令部參議。后來，林伯渠又追隨孫中山參加護法戰爭，為維護臨時約法、恢復國會而聯合西南軍閥共同反對北洋軍閥獨裁統治。
1917年冬，俄國十月革命勝利的消息傳來。為護法戰爭而奔走于湖南、廣東的林伯渠，正為革命不斷遭受挫折而苦惱。他后來回憶道：“這些時候，一些不能解決的政治問題時常苦惱著我。從同盟會起到民國成立后十年中，自己親自參加了每個階段的民族民主的革命斗爭，經過了多少的挫折失敗，也流盡無數士兵的鮮血，然而反動勢力仍是此起彼伏地統治著中國，政局的澄清總是那樣遙遙無期。雖然對于造成這種形勢的真正原因還不完全了解，但總覺得不能再重復過去所走的道路，應該從痛苦的經驗中摸索出一條新路。究竟怎樣干下去才能把革命貫徹到底呢？當時對這樣的一個問題作出圓滿的答案是不容易的，似乎盡照著歐美式的議會政治很難完成這個任務。在俄國的十月革命中我得到一些新的啟示，知道了勞苦大眾要得到解放只有推翻資本主義，知道了無產階級是革命的基本動力，這個階級的解放事業是與全人類的命運血肉相關的。這些發現是從當時在北京和日本東京的幾位朋友、其中之一就是李大釗同志寄給我的一些社會主義的宣傳品里得到的。”
大約在1918年3、4月間，林伯渠連續接到李大釗寄來的信函，詳細介紹了十月革命情況及一些小冊子、文件，并對當前中國形勢闡述了他的想法，使林伯渠“得到很大的啟發”，頓覺耳目一新。
1919年秋，林伯渠在杭州寫下七律《西湖紀游》：“俊游如此才三日，山色湖光取次收。到眼煙云紛萬態，何人臺榭足千秋。艱難自笑寧非計，歷碌看人共一丘。猶有情懷消未得，聚豐園里酒盈甌。”這首詩表明他徹底看清了南北軍閥乃一丘之貉，靠孫中山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無法救國救民。他雖然在思想上有了轉變，但接下來的路該怎么走還未明確。壯志未酬，只好借酒澆愁。那年10月，孫中山把中華革命黨改組為中國國民黨，林伯渠在上海協助孫中山工作。
這段時間，李大釗持續給林伯渠寫信寄物。在1920年秋的一封信中，李大釗寫道，陳獨秀已在上海發起組織共產黨，他自己也在北京組織了共產黨小組，還介紹林伯渠去會見陳獨秀，作“主義”上的深談。
對于這位孫中山的追隨者，陳獨秀有一定成見。他曾經說過：“同盟會魚目混珠，泥沙俱下。我很佩服孫中山、廖仲愷、朱執信，但其他人我就不好說了。像汪精衛，純屬全軀保妻之徒。”所以，雖然林伯渠帶來了李大釗的介紹信，陳獨秀還是對他試探了一番，讓其談談對俄國十月革命和國內革命形勢的看法。
林伯渠早已有所準備，就把這些年來的心路歷程講述出來。他還談到了家鄉湖南走馬觀花般的政局。程潛、譚延闿、趙恒惕互相傾軋排擠，林伯渠的堂兄、與他一起參加革命并逐漸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林修梅也被排擠出湖南，這讓林伯渠的苦悶更加強烈了。他說，俄國十月革命能夠成功主要是靠無產階級，中國革命靠軍閥打軍閥行不通，也只能依靠無產階級。
林伯渠早年加入同盟會，192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后，繼續留在國民黨內工作。右圖為北伐軍占領南昌后，部分政治工作人員合影，后排左三為第六軍黨代表林伯渠。 聽了林伯渠的話，陳獨秀的顧慮打消了，同意他加入共產黨。陳獨秀說：“你和守常（李大釗）熟悉，就由我和守常介紹你入黨。我的意見，你若加入后，做一個秘密黨員作用會更大些。”就這樣，1921年1月，林伯渠經李大釗、陳獨秀介紹，加入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為第一批50多名黨員之一，并繼續留在國民黨內工作，后來為國共合作做出了重要貢獻。
“一些老同盟會會員，董必武、吳玉章等，也在這時開始轉向社會主義。”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二研究部主任李穎在剛出版的《文獻中的百年黨史》一書中寫道。吳玉章回憶，他從辛亥革命以來的實踐中認識到，“從前的一套革命老辦法非改變不可”。他說：“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的發生給我啟示了一個新的方向和新的途徑。”“必須依靠下層人民，必須走俄國人的道路，這種思想在我頭腦中日益強烈、日益明確了。”
“這些有著不同經歷的先進分子殊途同歸的事實表明，拋棄資本主義的救國方案，走馬克思主義指引的道路，是相當多的中國先進分子共同作出的歷史性抉擇。”李穎說。
維經斯基，“最初且最有貢獻的一個人”
“就出身而言，第一批黨員中絕大多數出身士紳家庭，部分出身富裕農民家庭，官僚及商人家庭者少，出身貧困者亦少。從學歷上看，除個別人如陳獨秀、董必武中過秀才外，多數人接受的是新式教育，在讀大學生或剛畢業者占半數，中學生、中專生，特別是師范生亦占一定比例。他們接受新思想快，對社會、國家乃至世界大勢關注多。吸引他們的是俄國十月革命所建立的能夠打敗列強干涉的平民政權，以及他們所追求的消滅一切不平等現象的理想社會。”華東師范大學教授楊奎松告訴《環球人物》記者。
俄國的經驗又是怎樣傳到中國的呢？除了文章編譯、文字資料介紹等方式外，俄國使者也來到了中國。1920年4月，正當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積極籌備建黨的時候，經共產國際批準，俄共（布）遠東局海參崴（今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外國處派出全權代表維經斯基來華。他是共產國際派往中國的首位代表。
“維經斯基來華的任務主要不是幫助建黨，但他受命推動中國各個革命團體的聯合及宣傳蘇俄革命，客觀上加速了中國共產黨的創建。”楊奎松說。
維經斯基當時27歲，中文名吳廷康。他到北京見了李大釗和五四運動中的骨干。當時還是北京大學學生的羅章龍回憶道：“他（維經斯基）還說，俄國在革命以前是非常落后的。維經斯基是學統計學的，他列出一些數字，說明在革命勝利之后，工農業生產的增長，這些成就主要是由于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鑒于當時北京緊張的政治氛圍，李大釗建議維經斯基到上海會見陳獨秀，也給他寫了介紹信。上海成為維經斯基的主要活動地點，他的公開身份是俄文《上海生活報》記者。
對于這位共產國際的代表，陳獨秀非常歡迎。共產國際即第三國際，由列寧領導創建，成立于1919年3月，自定任務是推翻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統治，確立世界范圍的無產階級專政。陳獨秀知道共產國際已經成立，正苦于無法聯系。他曾慨嘆“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基礎薄弱，至今連馬克思的資本論都無中文譯本”“如果能與共產國際建立關系，無論在馬克思主義理論還是這一運動的實際經驗上都可以得著莫大的幫助”“共產國際能派一位代表作我們的顧問，我們也將獲益不少”。
維經斯基的到來對陳獨秀而言可謂雪中送炭。維經斯基說：“我這次來華的任務是了解中國的情況，與中國先進分子、革命社團建立聯系，考察在上海建立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的可能性。”陳獨秀表示將會對此提供幫助：“吳先生想和中國先進分子取得廣泛聯系，到上海是最適合的地點。這里集中了各個學派和社團的各種各樣的人物。”
與中國先進分子接觸后，維經斯基深感“中國革命運動最薄弱的方面就是活動分散”，提出“我們從事的主要工作是把各革命團體聯合起來組成一個中心組織”。7月19日，維經斯基在上海召開了“最積極的中國同志”會議。陳獨秀、李漢俊等出席會議并贊成建立中國共產黨。
為此，維經斯基經常與陳獨秀一起商討建立共產黨組織的細節問題，還共同起草了黨綱草案。據與陳獨秀、李大釗共同創辦《每周評論》雜志的張申府回憶，陳獨秀曾經于1920年8月間給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來信商議共產黨的名稱，是叫共產黨還是叫社會黨，“后來，維經斯基說，還是叫共產黨，我們同意了”。1920年8月，上海共產黨小組在陳獨秀的寓所正式成立，成為中國第一個共產黨組織。
為了幫助革命青年去蘇俄學習，1920年秋，維經斯基在上海創辦了外國語學社，由維經斯基的翻譯楊明齋負責。楊明齋和維經斯基的妻子庫茨涅佐娃講授俄文，李達教日文，李漢俊教法文，李震瀛教英文，學生多時達五六十人。其中有劉少奇、羅亦農、彭述之、柯慶施、李啟漢、任弼時、蕭勁光、汪壽華、王一飛等。1921年冬，中國共產黨的組織開始在莫斯科東方大學中國班發展成員，劉少奇、羅亦農、彭述之等便第一批由社會主義共青團員轉為共產黨員。
此外，維經斯基還指導在上海成立了華俄通訊社，翻譯出版并介紹馬克思和俄國革命的大量文章。
維經斯基1920年春來華，是共產國際派往中國的首位代表。他在上海漁陽里6號創辦了外國語學社，為中國青年赴莫斯科學習提供幫助。 1921年1月,維經斯基結束任務返回蘇聯。繼他之后的共產國際代表馬林，于1921年6月到達上海，第二個月就參加了中共一大。雖然維經斯基沒有參加中共一大，但是眾多親歷者都稱其為協助黨成立的“最初且最有貢獻的一個人”。
無論北京的李大釗還是上海的陳獨秀，無論立足本土的毛澤東還是海外求索的周恩來，在舊民主主義革命中立下汗馬功勞的林伯渠，抑或共產國際的使者維經斯基，他們來自五洲四海，卻有著共同的信念，那就是打破千百年來壓迫人民的一切舊制度。大風起于青蘋之末，燎原之勢起于星星之火。中國共產黨第一批黨員雖僅有50多人，但正是有了這些信仰堅定的進取青年，中國大地才煥然一新。如李大釗所言，垂垂老矣、茍延殘喘之白首中國，得以變成行健不息的青春中國。（本刊記者 隋坤 田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