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開欄的話···
從1921年到2021年，中國共產黨走過了整整100年的歷程。我們開設“建黨百年·延安故事”欄目，聽革命后代講歷史、憶家風、話初心。延安精神教育滋養了幾代中國共產黨人，今天依然是凝聚人心、戰勝困難、開拓前進的強大精神力量。
2020年12月20日，胡木英在北京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本刊記者 侯欣穎 / 攝）
胡木英，1941年出生于延安，國家工商總局退休干部。中國延安精神研究會理事、北京延安兒女聯誼會會長。
快樂的延安孩子
我是1941年出生在延安的。當時陜北的革命根據地已經比較穩固，很多經歷過長征的干部都成了家，延安的孩子也多了起來。
那時我們黨對延安青年的教育工作抓得很緊，辦了陜北公學、中國女子大學、延安大學、魯迅藝術學院……就連被俘虜的日本兵，我們也給他們辦了一所日本工農學校。從全國各地來到延安的人，不管是老革命還是新革命，都要進入相應的學校接受教育。因此女同志生了孩子以后就很辛苦了，又要帶孩子，又要上學，怎么辦呢？一些女同志開始互幫互助，今天我留在家里照看孩子們，其他人去上學，明天換一個人照看。但這樣還是會影響學習，而且還有很多孩子的父母不在身邊，因此組織上決定找一批保育員，辦一個托兒所。
戰爭年代的保育員非常稀缺，去哪里找呢？組織上最后找到了延安當地的一些女孩，她們當時不過十三四歲、十五六歲的年紀，起初也不是很愿意看孩子，組織上就做思想工作：“不是非得上前線才叫參加革命，在托兒所里也是干革命。”這樣才動員了一部分女孩。
保育員有限，窯洞也有限。托兒所最初只有兩三孔窯洞，放不下幾張小床，于是后來又請當地的老鄉幫著挖了幾孔。在這種條件下，能優先進托兒所的孩子大部分是烈士的后代，再就是父親或母親在抗日前線工作的。而父母都在延安的，像我，以及毛主席另一位秘書葉子龍的兩個女兒，只能由父母請當地的一些大孩子幫忙照顧。
抗戰時期的物資特別緊缺，托兒所連磅秤也沒有。孩子們稱體重時就用中國老式的桿秤，一頭掛著秤砣，另一頭掛一個大筐，把孩子放在筐里。
我出生的時候，正是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時期，要按陰歷算，應該是1940年臘月，后來的陽歷生日是父母根據陰歷的大致日子推算出來的。那時大人們都忙著抗戰、工作、學習，許多人生了孩子也不記生日，我們這批孩子的生日很多都是推算出來的。
以一個小孩子的眼光看，在延安的生活還是很愉快的，留給我的記憶都挺美好。雖然物質是匱乏的，沒有糖，但在小米粥里放倆棗或者幾塊南瓜就有甜味了。莊稼的收成主要靠天，雨水不好的時候就一天干嚼兩頓黑豆，能吃點小米、南瓜、大棗就很好了。過年的時候會殺一頭豬，我們才能吃到肉，平時都是吃油渣，跟菜一起炒，覺得特香。我父親胃不好，饅頭、窩頭都是烤著吃，上面能抹點豬油就是最好的東西了。
我特別喜歡延河。那時沒有河岸，都是河灘，大人有時帶我到河邊玩水玩沙，還能撿點小石頭。不過山洪暴發的時候，河水就成黃泥湯了。你再去看，河里真是什么都有，門板啊、窗戶啊，甚至豬啊、羊啊，都讓山洪給沖下來了，河水要過些日子才能變清。
讓我印象深刻的還有延安的拉歌。每次開大會、看電影，各單位的人一坐下就開始拉歌，你來我往、一刻不停地唱，一直唱到開會或者電影開場。在我的記憶中，那時的延安好像到處都在唱歌。“風在吼，馬在叫，黃河在咆哮”，我不理解咆哮是什么意思，以為是延安的“保小”（陜甘寧邊區戰時兒童保育院小學部，簡稱保小），心想：“為什么黃河在保小？”
上圖：毛澤東主席在延安與孩子們的合影。
下圖：盡管條件極其艱苦，延安的孩子們仍然有很多歡樂。 我父親胡喬木做了毛主席秘書后，我們一家先是住在楊家嶺，后來搬到了棗園。棗園讓我記住的不是棗子，而是梨樹。每當梨子成熟的時節，叔叔阿姨們就會搖樹，一搖就掉下來一兩個。毛主席的女兒李訥出生后，我和葉子龍的女兒有時會過去跟她玩。我記得李訥畫了很多京劇人物，可能是因為她父母喜歡京劇的原因，她畫的那些人物頭飾真挺像的。
棗園還有一個小禮堂，是書記處開會的地方，周末的舞會也在那里開。每次開舞會是我們小孩最高興的時候。大人們跳舞時，我們就在中間穿來穿去，給他們搗亂。平時小孩子很少外出，因為延安有狼、有瘋狗，大人們怕出意外不讓孩子隨便跑。只有開舞會的時候，小孩們才聚到一起打打鬧鬧的，非常熱鬧。到了夏天，禮堂外面有一些小花，我們就去抓蝴蝶。現在回想起來，真是特別快樂。
革命信念勝過一切
我出生一個月的時候，父親就到毛主席身邊當秘書了。在棗園時，我們家隔壁就是朱老總家，中間隔著一堵小矮墻，墻上有個小缺口。1944年，我弟弟出生了。朱老總空閑的時候就會說，把小家伙抱過來玩玩嘛，然后大人們就把我弟弟從矮墻的豁口上遞過去。
毛主席住得也不太遠。棗園外面就是老鄉的菜地，毛主席、朱老總出來休息的時候，看到小孩子都要逗一逗：“你是誰家的啊？”“你叫什么名字啊？”見到老鄉，見到戰士，他們都會主動聊幾句。
那時的干群關系是非常自然的，黨內上下級之間是非常平等的，互相都稱同志。大家都是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而奮斗，這種感情超越了其他情感，只要叫一聲同志，就覺得很親切。
當時我年紀小，每天看著大人們忙來忙去，也不知道在忙什么。我父親主要是搞文字工作，寫文章比較多。我們住的窯洞，里頭一間是睡覺的炕，外面一間有張八仙桌，冬天我父親寫東西時，桌子底下放個炭火盆，他把兩只腳搭在上面取暖，有時寫著寫著忘了腳底下還有個火盆，一撂腳就把鞋給燒了。
對大人們來說，最好的娛樂活動就是看電影了。蘇聯送了一些片子過來，反反復復不知道放過多少次，大家就是愿意看，看多少遍也不膩。
大生產運動開始后，各家都要紡線、種菜，我們也跟著大人們去打麻草。到了地里，大人們勞動，我們就在那玩兒。我還記得媽媽谷羽紡線的樣子，先把棉花搓成長條，然后用紡車搖啊搖，拉出線來。她白天要工作，紡線都在晚上，靠著一盞小煤油燈，就是弄個棉線放在煤油里點著，借一點亮光。
我母親到延安后也上過女子大學，1939年日本侵略者轟炸延安時，她在窯洞門口被埋了半截，額頭、耳朵都受了傷，而在窯洞里的十幾名同志都犧牲了。在我的記憶中，國民黨飛機來得比較多，轟炸時間有長有短。警報一響，叔叔阿姨就拉著我們往防空洞里跑，一進去就不害怕了。
1946年底，隨著斗爭形勢的變化，中央準備撤離延安。我父親當時在甘肅搞土改，我母親接到上級指示，要求能不帶的東西盡量不帶。后來聽父母說，他們兩人之間的信件、部分照片、一些珍貴書籍都埋在地下了，最后也不知下落。
撤離的時候是幾家一起走的，我母親帶隊。遇到路窄的地方，就讓牲口馱兩個籮筐，一邊放一個小孩。我媽媽后來跟我說，有一次牲口渴了，看到河水就一直往前走，而背上的籮筐里還有兩個孩子，把大人急得使勁吆喝，費了半天勁才把牲口拉回來。
因為在路上還要躲避敵機轟炸，所以基本都是晚上走，白天隱蔽起來。我記得有一天傍晚，敵人的飛機突然來了，我媽拉著我們趕快往山窩窩里躲。她那時年輕，不僅要照顧這一隊老人孩子，還要收容一路上散落的家屬。就這樣一直走過了黃河，到了山西臨縣，才算穩定下來。母親把我們安頓好以后，就去參加土改了。我和其他幾家的孩子住在一個院子里，又開始一起玩了。
左上圖：1945年8月，胡喬木（左）隨毛澤東主席赴重慶談判。
右上圖：1943年，通過大生產運動，延安和陜甘寧邊區軍民克服了物質生活困難。（資料圖）
下圖：被轟炸后的延安城。 “我們不愿被稱為‘紅二代’”
新中國成立后，我們這些延安兒女忙于學習、忙于工作，覺得父母好像永遠會在一樣，沒有想過了解他們的故事、他們的思想。直到幾十年后，他們去世了，我們也成熟了，對世界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后，才發現失去了非常寶貴的精神財富。父母那輩人的很多故事，我們是后來通過他們的同事、同學，或者自己查閱歷史資料才了解到的。隨著年齡和閱歷的增長，我們終于真正理解了他們的信仰和追求。
中國共產黨的締造者們親身經歷了中國飽受列強欺凌的年代，親眼目睹了老百姓如何遭受剝削、壓迫甚至屠殺。很多革命者的家庭背景并不貧苦，所以有更多機會去學習、思考中國的命運、尋找解放人民的道路。中國應該往何處去？中國應該建設一個怎樣的社會？在找到這條道路后，他們將其視為最值得奮斗的崇高事業，投入了全部生命。
許多烈士犧牲時只有20多歲，他們難道不希望過安穩、幸福的生活嗎？他們正是為了全體中國人民有一天能過上人人平等、富裕、美好的生活，才奉獻了自己的生命。在閱讀了很多歷史資料、了解了很多烈士事跡后，我們越來越覺得應該繼承父輩的遺志，繼續為中國的正確道路和發展方向貢獻自己的力量。
1984年，北京延安兒女聯誼會正式成立了。發起者是一群延安保小、抗小等學校的老校友。他們是我的老大哥、老大姐，希望在離休之后繼續為國家發揮余熱，我后來就是從他們手中接過了接力棒。
我們這個聯誼會不以哪位顯赫領導人的后代為中心，只要你的先輩是1949年以前參加革命的，就可以參加我們的活動。聯誼會中不僅有元帥的兒子，也有紅軍戰士的后代，大家通過活動相互認識，增進交流。
我所接觸的革命后代，大部分過著普普通通的生活，從事技術工作的比較多。我們不愿意被稱為“紅二代”，更鄙視那些利用父輩光環為自己謀私利的人。每次聚會，我們不發吃的、喝的，就發一份小報，介紹組織活動發展情況。許多聯誼會成員利用業余時間，搜集整理老一輩共產黨人、革命先烈的事跡，通過開研討會、辦宣講團、出書、拍攝影視作品等方式，傳播和弘揚革命精神。
聯誼會還組織了一個北京寶塔山合唱團，主要唱民歌，《延安頌》《蘭花花》《走西口》《花兒與少年》……合唱團曾經受邀到馬來西亞、泰國、日本、美國、加拿大等地演出，效果還挺不錯的。東南亞地區的華僑對中國民歌尤其喜愛，對《延安頌》的歌詞也能理解，因為當年有很多東南亞的華僑青年回到祖國參加抗戰，想方設法地奔赴延安。
記得有一次在馬來西亞，本來演出已經結束了，我們回國的當天下午，部分華僑為了能再看一場我們的演出，臨時找了場地、音響設備，布置好后請我們去加演了一場，演出一結束我們就直奔機場了。
2016年3月，北京延安兒女故事團成立了。它隸屬于1990年成立的中國延安精神研究會，成員都是老共產黨人的后代，來自黨政機關、部隊、企事業、院校及科研院所，目前有60多人。故事團與團中央井岡山青少年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延安干部培訓學院和中央團校合作，給青少年及黨團干部學院講家風、話初心，不少成員還接受一些單位邀請，進行革命傳統教育的宣講。
從1921年到2021年，中國共產黨整整走過了100年歷程。共產黨人是付出了極大的犧牲才換來了新中國，才有了今天的崛起和民族復興。所以我們不能忘記先烈，應該好好總結反思100年走過的路。
我們既要看到當前取得的輝煌成就，更要保持清醒的頭腦，未來還有很長很長的路要走：社會貧富差距懸殊，各地區發展很不平衡，自然災害等主客觀因素造成的返貧問題還存在，黨政軍干部隊伍的作風問題和貪腐現象在一些地區、系統中還較為嚴重，等等。還有復雜的國際形勢，反共反華勢力對我們的種種打壓和各種顛覆活動一刻沒停。加上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多種傷害，所有這些都需要中國共產黨人時刻警醒。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我們作為老一輩共產黨人的后代，面對現實，更不能淡忘老一輩的教誨，更要弘揚老一輩的革命精神，努力傳承共產黨人的高風亮節，發揮余熱，讓更多年輕人了解、學習、繼承共產黨的初心，牢記使命，在毛澤東思想旗幟下，緊跟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戰略部署，為中華民族的富強、人民的幸福而努力奮斗！（胡木英口述 本刊記者 尹潔采訪整理）
延安兒女書畫、攝影、集郵作品展在河北巡展（前排右四為胡木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