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的700多天里，華為公司副董事長、首席財務官孟晚舟公開露面的機會不多，但一有機會，她總會提到“家人”和“祖國”。
2019年12月1日，被扣押一周年，她發表公開信《你們的溫暖，是照亮我前行的燈塔》，其中寫道：“燈，左‘火’右‘丁’，火是希望，丁是人本。有你們的地方，就有萬家燈火，熒熒光芒是溫暖，更是方向，總能在黑暗中給予我們信念的力量。親愛的你們，這些溫暖都是照亮我前行的燈塔！”
2019年10月1日，她離開居所趕赴法院，身后幾米處跟著兩名警衛。那天，她穿了一件紅色套裙，經過門口時，滿臉笑意走到媒體前表達祝福：“七十華誕，祝祖國母親生日快樂，祝愿祖國繁榮昌盛，無論我們在天涯還是海角，我們的心永遠和祖國在一起。”
2018年12月11日，經歷了3次保釋聽證會的孟晚舟，剛剛回到家就發了一條朋友圈：“我在溫哥華，已回到家人身邊。我以華為為傲，我以祖國為傲！”
燈塔在守候，晚舟早歸航。2021年春節將近，萬家團圓之時，思念之情倍增，愿孟晚舟早日回家。
漏洞百出的抓捕
據央視網、央視新聞綜合報道，2021年1月12日，孟晚舟在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高等法院出庭，申請變更保釋條件，主要訴求是放寬保釋期間的限制措施。對其進行監控的保安公司負責人在法庭上作證說，2020年6月和7月間，孟晚舟的住宅曾收到過五六封威脅性信件，其中幾封還包著子彈。
1月13日，在中國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表示，孟晚舟事件的性質十分清楚、明確，是一起徹頭徹尾的嚴重政治事件。中方再次敦促美方立即撤銷對孟晚舟女士的逮捕令和引渡要求，敦促加方立即釋放孟晚舟女士，讓她早日平安回到中國。
2019年10月2日，孟晚舟在加拿大溫哥華出庭。 回顧一下700多天前的那場抓捕，說其漏洞百出也不為過。
溫哥華時間2018年11月30日上午9:04，加拿大皇家騎警達利瓦給同事溫斯頓·葉發了這樣一條短信：“（加拿大）司法部說另一個臨時逮捕令即將到來……目前還沒有細節，但他們需要有人在下午3點左右到他們的辦公室簽署宣誓書，伊凡會去，但是你走之前我們得聊一下。”當日下午，達利瓦又給溫斯頓發短信約他詳談：“我會一直待在辦公室，直到明天的行動有一個詳細的計劃。”他口中的這個計劃，就是抓捕孟晚舟。下午5點，達利瓦等人來到溫哥華國際機場，和駐扎機場的警察商討如何抓捕孟晚舟。“孟晚舟是誰？”一名負責抓捕的工作人員甚至不知道孟晚舟的身份，趕緊在谷歌瀏覽器上搜索她的名字。
另一邊，在香港國際機場，孟晚舟與一位工作人員登上了國泰航空CX838航班。她們將前往阿根廷，在溫哥華經停轉機。
溫哥華時間12月1日上午9:30，達利瓦一行到達溫哥華國際機場，與加拿大邊境管理局召開碰頭會。半小時后，皇家騎警和邊境管理局的相關人員收到美國聯邦調查局（FBI）駐溫哥華的助理法律專員發來的郵件：“白色T恤前面有字，黑色褲子，白色鞋子，背著大包，頭發略過肩膀。”這是他們的目標人物孟晚舟登機時的衣著打扮。
上午11點多，國泰CX838航班到達溫哥華國際機場65號登機口，孟晚舟走下飛機。幾分鐘后，邊檢人員認出了她，將她帶到邊境檢查柜臺，她的兩部手機和隨行工作人員的一部手機都被沒收。三部手機都被直接裝入能防止數據被遠程刪除的“法拉第袋”，彼時孟晚舟的手機仍處于開機狀態。兩名邊檢人員將孟晚舟帶走，開始詢問并搜查她的行李。緊接著，邊檢人員開始質詢孟晚舟，內容涉及她在華為的工作，還迫使她交出了電子設備的密碼。
邊檢人員質詢結束，溫斯頓進入房間，宣布孟晚舟已被逮捕，并給她銬上手銬。“她一開始看起來很驚訝”“一般我們都把嫌疑人的雙手銬在椅子后面，因為她很配合，我把她的雙手銬在前面。”溫斯頓這樣回憶現場的情況。被逮捕后，孟晚舟被送往里士滿皇家騎警分局。拘留所記錄了她當天的狀態：保持警覺，精神狀態正常，但行動平衡“一般”。
這次抓捕存在哪些問題？
時間回到2020年10月26日，孟晚舟案在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高等法院開庭，孟晚舟的律師團隊提出多項質疑。根據最初的行動計劃，加拿大皇家騎警應按照法院簽發的逮捕令登機“立即逮捕”孟晚舟。逮捕時，加拿大皇家騎警警員必須向孟晚舟出示逮捕令，并向她聲明她所具有的律師權和沉默權等憲章權利。但直到當天下午2點15分，加拿大皇家騎警警員才第一次出現在孟晚舟面前，并告知她被捕的原因以及請求律師援助的權利。而這距離“立即逮捕”的下飛機時間點，已經過去整整3個小時。孟晚舟的辯護律師指出，由于美國希望獲得孟晚舟電子設備，并在她沒有防備的情況下獲取口供，為了協助美國獲取更多的證據，加拿大執法機構在明知法院命令立即逮捕孟晚舟的前提下，有組織、有計劃地策劃了一起知法犯法的違法搜查，把一場非法取證的刑事調查偽裝成一次例行海關檢查。
孟晚舟的辯護律師還指出，加拿大邊境服務局的官員詢問了與入境無關的問題，非法獲得電子設備信息，并非法傳遞給FBI。有證據顯示，加拿大邊境服務局對孟晚舟的審問主要圍繞華為在伊朗的業務交易等問題。這些問題與美國起訴相關，但都與入境無關。
不僅如此，此后的很多問題也都與美國相關。
此輪聆訊出庭的證人、邊境服務局一位主管官員布萊斯·麥克雷證實，孟晚舟飛抵溫哥華的前一天，FBI人員曾打來電話，“不尋常”地要求加拿大邊境服務局提供次日值班主管的電話號碼。
在審問過程中發現，一名執法人員強迫孟晚舟交出電子設備密碼，并在筆記本上仔細記錄下來。現場的攝像記錄顯示，這名執法人員還在另一張“單獨的紙條”上重新寫下了這些密碼。結束審問后，加拿大邊境服務局拿走了包含手機號碼和密碼的紙條，之后又移交給了警察。這些信息進入了加拿大警察系統，一位警官將孟晚舟的電子設備序列號、SIM卡、國際移動設備識別碼以郵件方式發送給了FBI。
孟晚舟的律師團隊指出，一旦FBI掌握了國際移動設備識別碼，就可以查到呼入和呼出電話、電話號碼、通話時間、持續時長以及手機信號塔的位置所在。加拿大邊檢人員攜帶的“法拉第袋”也是美國紐約東區助理檢察官要求的，一位加拿大皇家騎警在其工作筆記中記錄了這一點：“加拿大邊境服務局的執法人員，會根據FBI的請求，找出孟晚舟的電子設備并將其放入袋子中。”
加拿大警方已經承認整個抓捕過程中存在重重錯誤。
比如，溫斯頓承認用內容錯誤的宣誓書獲得了法官的臨時逮捕令。他承認這份宣誓書在形式和內容等多方面存在錯誤，也承認在行動前提交給法官的宣誓書中描述孟晚舟與加拿大“沒有關聯”。他在未作背景信息核實的情形下簽字，后來發現內容與事實不符，但他表示自己并未作出更正或任何補救措施。
關于行動中執法人員沒有遵照逮捕令這一點，溫斯頓解釋說這是出于“安全顧慮”以及尊重邊境服務局在機場的“管轄權”。他表示擔心孟有反偵查能力，也擔心她隨身帶刀。但孟晚舟下機后，執法人員并未搜查她是否攜有武器，而是直接沒收并搜查了她的電子設備。溫斯頓也沒有遵照檢方事先要求，在行動后寫一份事件時間表。對于改變行動計劃等諸多問題，他的回應就是三個字——“記不清”。
加拿大法院公布孟晚舟被捕時的畫面。
孟晚舟被捕時，加拿大邊境服務局扣留了她的電腦。
孟晚舟被捕時，她的兩臺手機在開機狀態，被裝入能防止數據被遠程刪除的“法拉第袋”。
邊檢人員質詢孟晚舟，寫下有關她的手機密碼的紙條。 無法成立的“欺詐罪”
2020年5月27日，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高等法院做出了裁定，孟晚舟案的本質是“欺詐罪”。
而這項“欺詐罪”的來源是什么？此前，美國向加拿大法院提交的《案件起訴記錄》這樣描述：孟晚舟對匯豐集團“隱瞞”了華為與香港星通技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香港星通）的關系，“誤導”匯豐繼續向華為提供銀行服務，匯豐因此“違反”了美國對伊朗的制裁法案，面臨民事和刑事罰款的“風險”，孟晚舟對匯豐構成“欺詐”。
對于在香港運營的英國金融機構匯豐來說，華為帶給其唯一可能的風險就是來自于它所處理的伊朗業務，因為這可能觸發美國制裁伊朗的條例而給其帶來損失。美國與匯豐卻表示，是孟晚舟對匯豐集團“隱瞞”了華為與香港星通的關系，最終導致了匯豐違反美國對伊朗的制裁法案，這種因果關系本就是不成立的，這是一項“欲加之罪”。
香港星通和華為有非常清晰的關系脈絡。華為曾持有香港星通的股份，孟晚舟也短暫擔任過該公司的董事。但是，2007年，華為出售了所持有的香港星通股份，2009年4月，孟晚舟辭去了該公司的董事會職位。此后，雙方保持正常的業務往來。在伊朗進行正常的業務運營并不違反美國的制裁法案。就連美國商務部長羅斯也承認：“我和我的同事沒有發現華為的任何問題。”2013年2月，香港星通關閉了匯豐賬戶。華為與匯豐關于伊朗業務的合作到此結束，匯豐卻反復要求與華為進行“溝通”。2013年8月22日，匯豐亞太區全球銀行業務的負責人托馬斯主動約孟晚舟在香港一家牛排館見面。出于尊重，孟晚舟赴約，并向匯豐展示了一份標題為《信任、合規與合作》的16頁幻燈片文件。
左圖：匯豐亞太區全球銀行業務負責人托馬斯約孟晚舟見面的香港某家牛排館。
右圖：孟晚舟向匯豐展示的題為《信任、合規與合作》的文件。 從文件本身來看，這次會面本質上是對華為和香港星通在伊朗業務和華為合規管理的介紹，這些內容足以讓匯豐評估風險、采取措施。在文件中，孟晚舟本人也如實陳述：“作為華為的一個商業伙伴，香港星通與華為共同在伊朗銷售并提供服務。華為在伊朗從事正常的商業活動，為民用電信公司提供解決方案。符合國際規范，遵從美國和歐盟（對伊朗）展開的出口限制要求。”“華為曾持有香港星通的股份，我本人也曾經擔任過香港星通的董事。”
在美國看來，這個文件沒有說請華為和香港星空的關系，匯豐也假稱不清楚華為與香港星通的關系，但這都是不成立的。往前追溯，2010年，涉及三方的往來郵件可以證明，匯豐完全知曉華為與香港星通的關系。從華為發給匯豐的香港星通2009/2010財報可知，匯豐完全了解香港星通在伊朗的業務情況。
孟晚舟與托馬斯會面時，香港星通在匯豐的賬戶已關閉，華為與香港星通關于伊朗業務的合作已經結束。對匯豐而言，華為與香港星通的合作不存在對其欺詐的問題；此后華為與香港星通也無合作，不觸及這一風險。所以，華為并沒有“隱瞞”，匯豐也沒有所謂受到“誤導”。
所以，這些導致“欺詐”的“隱瞞”“誤導”“風險”罪名也無一能成立。作為案件的關鍵人物，托馬斯為何不出面回應？據媒體報道，他在2017年已經退休。“據說回了英國，現在誰都找不到他。”一位知情人士透露，他拒絕了一切采訪，除非法庭要求出席作證，否則沒有任何公開露面。
左圖：2018年12月12日，加拿大溫哥華，孟晚舟在安保人員的陪同下抵達假釋辦公室。
右圖：2018年12月12日，獲得保釋后孟晚舟（右一）出現在加拿大的住所。 難以掩蓋的政治目的
“釋放孟晚舟，現在是時候了。”
“加拿大拘留孟晚舟一直是出于政治目的……加拿大總理特魯多應馬上釋放孟晚舟。”
“在這場不斷升級的國際對峙中，人們忽略了一個因素，那就是美國要求加拿大拘留和引渡孟晚舟本身就具有強烈的政治色彩。忽視這個因素將加拿大輿論討論的焦點引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
這樣的言論來自于加拿大的知名雜志《海象》。2021年1月，作者克里斯·斯科特在該雜志發表了一篇名為《為什么加拿大應該最終釋放孟晚舟》的文章，分析了美國要求引渡孟晚舟的法律背景和政治動機：在美國，司法部高層決定是否發出引渡申請，而這些高層官員都是由總統政治任命的，總統也有權力隨時解雇他們。聯邦地區法院的案件中適用引渡的有很多，但不會每一個都向他國發出引渡申請，哪些案子最終會進入引渡流程，高度取決于司法部和政府對案件優先度的認定。過去4年，特朗普屢次公然試圖在某些案件上霸凌和影響司法部的決策，已是眾人皆知。
加拿大作者克里斯·斯科特在文章中這樣定義美國與加拿大在此案件中的關系：“加拿大法庭已經變成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工具。”圖為特朗普和特魯多在交談。 斯科特在文章中這樣定義美國與加拿大在此案件中的關系：“加拿大法庭已經變成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工具。”“過去4年間，加拿大政府一直小心翼翼，避免激怒特朗普政府，但是隨著美國新政府即將就職，加拿大的政治領導人可以有機會重新從另一個角度審視孟晚舟案。”最終，斯科特得出這樣的結論：“對于夾在兩個互相競爭的超級大國之間的加拿大，釋放孟晚舟應該是最正確的事。”
一直以來，孟晚舟律師團隊以“美方高層政治人物表態證明此案的政治屬性”作為一個申訴方向。2020年7月24日，人民日報公眾號發表文章，點出了美國霸權絞殺中國高科技企業的居心。“捏造事實虛構罪名，濫用權力違法拘捕。孟晚舟事件是一面鏡子，照出了美國霸權主義之下，美加如何共謀，披著‘司法公正’的外衣，動用國家機器，對中國高科技企業展開一場政治追殺。險惡用心昭然若揭！孟晚舟真正的‘罪名’在于：她是華為創始人任正非的女兒、華為CFO。美國要求加拿大拘捕孟晚舟，就是抓人質作為談判籌碼，向中國施壓、絞殺華為。”
孟晚舟被拘捕10天后，2018年12月11日，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發表演講：“對于任何肆意侵害中國公民正當權益的霸凌行徑，中方絕不會坐視不管，將全力維護中國公民合法權利，還世間公道正義！”
2019年3月12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陸慷主持例行記者會，針對孟晚舟事件，他說：“世人都看得很清楚，這是一起通過不正當手段威脅他國企業、打壓競爭對手、干擾市場環境、破壞和阻撓國際科技產業合作的極為惡劣的嚴重的政治事件。中方已經多次就此表明嚴正立場。我們再次敦促美方立即撤銷對孟晚舟女士的逮捕令和引渡請求，敦促加拿大方面立即釋放孟晚舟女士，確保她平安回到中國。”
春節將近，加拿大華人正在籌備慶祝春節的活動，由于疫情原因，今年大都采取線上視頻的形式。“年味越來越濃了，大家在線上聊起怎么過牛年春節，也不約而同地提起孟晚舟。我們大家都為她揪著心，真心希望她能快點回家，跟家人團聚，也真心希望中加更加友好。”一位加拿大華人這樣說。（本刊記者 王媛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