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4月26日至5月1日，美國總統羅納德·里根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與鄧小平、李先念等舉行了會晤。 “中國有求于美國，美國繼續賣武器給臺灣并不存在風險；中國政府可能大嚷大叫，進行抗議，但到頭來還是沒辦法，不得不吞下這顆‘苦果’。”1981年，美國某有影響的周刊發表了一篇名為《中國不得不吞下苦果》的文章，就美國對臺軍售問題大放厥詞。
針對此文，鄧小平迅速做出了批示：“要中國吞下這顆‘苦果’，沒門！”他指示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章文晉，次日在北京機場為時任美國國務卿的羅杰斯送行時，“一定要把這一點明確告訴他”。同年，鄧小平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再次強調：“中國的事情要按照中國的情況來辦，要依靠中國人自己的力量來辦。”
這是中美兩國建交談判當中留存爭議的延續。1979年，中美兩國建交，但針對美國對臺軍售的問題，雙方依然沒有達成共識。在此后幾十年當中，美對臺軍售成為中美關系的晴雨表之一。
那片籠罩了所有烏云的烏云
1977年，距離中美建交還有不到兩年的時間，兩國關系正值“蜜月期”。但即便外交關系越來越近，兩國的“暗中角力”也未曾停止過。臺灣問題正是那片“籠罩了所有烏云的烏云”。
1977年，美國總統卡特派出得力助手美國國務卿萬斯訪華。向中國闡明美國對臺灣問題的態度，是萬斯此行的目的之一。8月22日，萬斯信心滿滿地飛抵中國。兩天后，鄧小平接見了他。
會談一開始，萬斯態度強硬，居高臨下。但鄧小平始終堅持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不容他人干涉。中國政府準備按廢約、撤軍、斷交3個條件實現中美關系正常化以后，在沒有美國參與的條件下，力求通過和平方式解決臺灣問題。但“不排除用武力解決”是中國政府的原則之一。
這次談話讓美國徹底意識到，在涉臺的主權問題上中國絕不讓步。等到1978年，卡特派布熱津斯基訪華時，美國的態度已經“轉變”。
1978年5月21日，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南門接待廳會見了布熱津斯基。布熱津斯基開門見山地說：“我可以告訴你們，卡特總統本人準備盡可能迅速而妥善地解決這個問題（臺灣問題），我們無意人為地拖延下去。在雙方關系中，我們所依據的仍然是《上海聯合公報》，仍然是一個中國的原則；臺灣問題如何解決，那是你們的事情。”鄧小平對這一表態感到滿意。
這是中美從1955年開始談判接觸以來，美國在臺灣問題上最大的讓步與松口，而美國態度轉變的原因也有跡可循。此次訪問正值中國改革開放的前夕，美國資本市場對于中美關系正常化的期待值達到歷史最高，這既給了卡特政府壓力，也給了他們動力。
但是，在兩個大國博弈的牌桌上，以退為進、時刻試探對方底牌才是“常規牌法”。眼看中國政府拒絕承諾“對臺放棄使用武力”，美國打出了另一張牌。
1978年12月15日，距離雙方宣布建交還有不到一天的時間，美國政府卻通過美國駐華聯絡處主任伍德科克向中國提出了一個條件：“要求中方澄清美方能否在記者問到對臺軍售問題時說，‘1979年后可向臺灣出售有選擇的武器’。”
在這個棘手的問題面前，鄧小平充分展現了務實、靈活的外交智慧。他說：“如果卡特政府對外說向臺灣出售武器，我方不同意。如果卡特談話涉及此問題，中方也會立即表明自己反對的態度。現在要避開不談，以后我們雙方再來討論。”
鄧小平的態度明確，就是“擱置爭議”。對此，美國政府沒有提出異議。1978年12月16日，中美分別在北京和華盛頓同時宣布了中美建交的聯合公報。半個月后，臺灣當局“中華民國”的旗子在美國降下，臺灣“駐美大使”沈劍虹灰溜溜逃回了臺灣。
1979年2月1日，鄧小平會見了基辛格，并共進早餐。基辛格是中美關系的破冰者，后來的中國領導人訪問美國時，大多也會與基辛格會晤。 對臺軍售問題“最后的解決”，只能是停售
爭議可以暫時擱置，但不會永遠擱置。在對臺軍售問題上，雙方仍然存在著分歧。董一凡說：“中美建交時，主要問題就是臺灣問題。”
1979年4月份，美國通過了爭議巨大的《與臺灣關系法》。該法案不僅對“中國是否以和平方式解決臺灣問題”這樣的內政問題大加干涉，還承諾“提供防御性武器給臺灣人民”，甚至在美國國內法體系上給予臺灣類似“國家”的地位。
這幾乎是一個帶有“挑釁”意味的法案。刁大明分析道：“現在看來，當年卡特在美國屬于一位相對弱勢的總統。在鄧小平結束訪美之后不到兩個月的時間，美國國會就以壓倒性的優勢高票通過了《與臺灣關系法》，不僅看出了美國國會對卡特繞過國會與中國建交的不滿，也證明了美國保守勢力對中國的敵視。”
這股力量，今天仍然存在。
隨著1980年里根上臺，中美雙方對于臺灣問題的分歧進一步發展。早在競選期間，里根就為拉選票大打“親臺牌”，甚至揚言要恢復同臺灣當局的官方關系。鄧小平與里根的“隔洋較量”拉開了序幕。
雙方第一回合的“較量”是里根的就職典禮。當選總統后，里根發出請帖，邀請臺灣方面的國民黨秘書長蔣彥士出席就職典禮。很快，鄧小平下達指示：“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大使決不出席典禮。”權衡利弊后，里根不得不同意了中國的要求，而蔣彥士忽然“臨時因病住院”，沒有出席就職典禮。
第二回合較量出現在聯合國。1981年，包括中美在內的各國需要票選新任聯合國秘書長。當時參加選舉的是來自奧地利的瓦爾德海姆和來自坦桑尼亞的薩利姆。此前，聯合國秘書長的職位長期被西方發達國家人選占據。考慮到這種做法對發展中國家不平等，所以中國為了支持薩利姆競選成功，連續投出16次否決票，堅決反對美國及西方國家支持的瓦爾德海姆當選。
最終，瓦爾德海姆與薩利姆雙雙退出，來自發展中國家秘魯的佩雷斯·德奎利亞爾成為新一任聯合國秘書長。
經過幾個回合的較量，里根開始感到，同中國打交道并不是他想象的那么簡單。
1982年8月17日，里根政府同中國一起發表了有關對臺軍售問題的《八一七公報》。
在《公報》里，美國政府承諾“不尋求執行一項長期向臺灣出售武器的政策，向臺灣出售的武器在性能與數量上將不超過中美建交后近幾年來供應的水平。它準備逐步減少對臺灣的武器出售，并經過一段時間導致最后的解決。”
當然，中國也作一點讓步，暫時沒有把美國停止售臺武器的時間限定死。但鄧小平當時明確告訴美國大使，對臺軍售問題“最后的解決”，只能是停售。
在重大原則問題上，特別是涉及中國核心利益問題上，鄧小平始終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怕鬼，不信邪”。
鄧小平與布什，中美“再破冰”
在臺灣問題上，里根是個“兩面派”。一方面，他與中國政府共同發表了《八一七公報》，承諾逐漸減少對臺軍售，直至停售；背地里，他卻對臺灣當局做出了“不同意設定終止對臺軍售的日期”“不同意就對臺軍售議題向大陸政府征詢意見”“不改變關于臺灣主權的立場”等6項承諾。
1981年3月30日里根遇刺。他養傷的半年內，對華態度友好的副總統老布什在美國政府擔任了重要角色。對于中美關系來說，老布什的出現無疑是個積極信號。事實上，《八一七公報》之所以能達成，也是因為布什在當年5月份訪華時積極推動。
上世紀80年代，中國開始改革開放沒多久，中美關系進入“蜜月期”。在美國總統里根任職期間，老布什作為里根的副手曾兩次訪華。
1988年底，老布什成功當選新一任美國總統，中美關系的發展也再一次迎來“蜜月期”。曾有中國媒體表示：“老布什毫無疑問可以被稱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在歷屆美國總統里面，老布什在對華友好上是數一數二的。”
老布什競選總統獲勝后，正在忙于組閣時，就向布熱津斯基寫信說：“中國的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我非常想在鄧小平完全離職前回到中國（老布什曾在北京任美國駐中國聯絡處主任）。我感到我在那里有著一種特殊的關系。”
1989年1月26日，布什上臺才6天，就正式宣布，于2月25日至26日對中國進行工作訪問。他是上任后最快訪華的美國總統。
不過，就在老布什結束對中國的訪問后不久，美國國內就掀起了一股反華浪潮。
老布什雖然宣布對中國進行制裁，但依然維持了中美之間的聯系不至于完全中斷。此后，他兩度派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斯考克羅夫特訪華，繼續與中國進行溝通對話。
作為20世紀80年代的最后一年，1989年的世界政治格局發生了“地震”，尤其是東歐劇變，給社會主義陣營帶來巨大傷害。
而此時的中國，與老布什治下的美國政府維持著相對穩定的關系，無疑贏得了在國際政治舞臺上“喘一口氣”的時間。此后，中美關系在起起伏伏中不斷向前。有時，兩國像是合作共贏的老朋友，有時也是互不相讓的對手。
但是，不管中美關系如何發展，一個趨勢已經越來越成為共識——合作則兩利，斗爭則兩敗。（本刊記者 隋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