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學者認為，他們的離婚不僅終結了一個家庭，還將對商業、教育、公共健康、公民社會、慈善以及更多領域產生深遠影響
“經過慎重的考慮和維護關系的努力，我們做出了結束婚姻的決定。在過去27年里，我們養育了三個出色的孩子，并且建立了一個在世界各地開展工作的基金會，致力于幫助所有人過上健康而富有成效的生活。我們將秉承這一信念，繼續我們在基金會的工作。但我們不再認為在人生的下一階段，我們能夠作為夫妻攜手成長。在開啟這段新生活時，我們希望我們的家庭能夠獲得空間和隱私。”
2021年5月4日，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夫婦聯合發表離婚聲明，首場離婚聽證會在5月14日舉行。1994年1月，蓋茨夫婦舉行婚禮。時針撥回至1993年，當這對相戀6年的情侶發展到談婚論嫁階段，一個清晰又復雜的問題擺在人生十字路口。比爾說：“我們非常在乎對方，所以只面臨兩種可能：要么分手，要么結婚。”梅琳達看出問題關鍵，“比爾想要結婚，但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權衡婚姻與微軟之間的關系”。
梅琳達等待著比爾的答案，比爾不斷捫心自問：像他這樣的極端工作狂，選擇婚姻，真的正確嗎？在進行軟件設計和企業決策時，比爾會在臥室的白板上畫出大腦里構劃的思維導圖。那一次，他第一次將個人問題畫上白板。“我看到他在上面畫出結婚正反兩方面的論點。”多年后，梅琳達每次提起這段往事都會哈哈大笑，像是一個女孩笑話著憨憨的理工直男。
仔細看這個離婚聲明，似乎也是比爾用27年前的那塊白板寫出來的。這像一場關于婚姻的辯論，正方論點是：27年的婚姻帶給他們三個孩子，一個擁有全球影響力的基金會。反方論點是：作為夫妻，他們已經無法繼續攜手共同成長了。蓋茨夫婦還是像以前一樣，不惜一切代價，將人生收益作為最大目標。
夫妻的角力焦點是慈善
比爾·蓋茨曾長時間雄踞全球富豪榜首，他目前身家高達1305億美元（1美元約合6.4元人民幣），位列全球富豪榜單第四名。從2000年成立至今，“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已發展成全球最大的私人基金會，慈善項目包羅萬象，為一些貧困國家和地區改變落后面貌作出了重要貢獻。所以，當蓋茨夫婦即將在事業、財產上面臨分割時，世界的神經都被牽動了。
離婚非常突然。2019年1月，蓋茨夫婦迎來結婚25周年紀念日。梅琳達曬出比爾在1994年的婚禮上切蛋糕視頻，配文：“你認為需要為每人切上一塊，并迅速做出驚人計算，精確地算出每塊蛋糕有多大。但當你意識到蛋糕中有一塊紙板時，我笑得都說不出話來了。我以為，那天我的心被你填的滿滿當當，而后來的25年我才明白，一顆心可以有多飽滿，那是你教會的我……”2020年情人節，比爾曬出兩人逛水果攤的照片，配文：“我無法再找到這一生更好的伴侶了。”
往事歷歷在目，僅過一年多，這段集才華、美貌、財富為一身的愛情就宣告終結。媒體曝光，給法院的離婚申請文件是梅琳達起草的，理由是婚姻破裂無法挽回。文件顯示，兩人此前已簽署協議，正式分居。
兩人并未簽署過婚前協議，所以要求法院批準他們關于資產分割的協議。蓋茨夫婦所在的華盛頓州奉行夫妻共同財產制，所以除非兩人有其他共識，否則財產將對半分。不過，相比兩年前亞馬遜創始人貝索斯和妻子麥肯齊的離婚案，蓋茨的財富構成要復雜得多，所以財產分割也復雜得多。
比爾擁有1.37%的微軟股份，按5月3日收盤價計算的市值約260億美元。比爾最大的資產是他創建的控股公司Cascade Investments，他據此擁有數十家上市公司股份，涵蓋房地產、能源、酒店等領域，其中不乏加拿大國家鐵路公司和拖拉機制造商迪爾公司等企業巨頭。蓋茨夫婦在美國5個州擁有多處房產，包括“世外桃源”2.0版未來生態豪宅，佛羅里達州惠靈頓的一座價值5900萬美元的牧場。他們還是全美最大的農田擁有者，在18個州坐擁24.2萬英畝。與上述相比，一支豪華的超跑車隊，一份價值3000萬美元的達芬奇手稿，以及多架私人飛機、多輛限量款豪車、數不清的文物收藏品，只能算靠邊站的“細軟”。
左圖：蓋茨家族位于加州印第安維爾斯的豪宅，這只是他們在美國5個州諸多豪宅中的一座。右圖 ：蓋茨收藏的達·芬奇珍貴手稿（部分）。
不過對蓋茨夫婦這樣的超級高端玩家來說，這些“幾輩子花不完”的財富早已不是此生價值所在。自從比爾2008年從微軟正式卸任后，夫婦二人幾乎將全部精力投入到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未來一段時間，兩人角力的真正焦點，應該在慈善事業上。
密歇根大學公共政策教授湯普金·斯坦格說，蓋茨夫婦其實并不擁有蓋茨基金會，因為基金會的捐款不可撤銷，不能拿出來供個人使用。蓋茨夫婦已累計向基金會捐贈了498億美元，僅2019年就在全球部署了51億美元的撥款。這是什么概念？全美第二大的福特基金會，累計收到捐款金額為140億美元，2019年捐款總額為5.6億美元。斯坦福大學教授羅布·賴西稱，蓋茨夫婦離婚對基金會全球運作影響深遠，“如果慈善事業是將私人資產引向某種公共影響力，那么這個私人決定就會產生巨大的公共連鎖反應”。《紐約時報》專欄作家阿南德·吉利達拉達斯認為，蓋茨夫婦離婚不僅終結了一個家庭，還將對商業、教育、公共健康、公民社會、慈善以及更多領域產生深遠影響。
2010年，蓋茨夫婦與沃倫·巴菲特共同發起“捐贈誓言”，鼓勵全球富豪在生前或遺囑中將大部分財富投入慈善事業，至今全球幾百名富豪加入宣誓行列。蓋茨夫婦肯定會繼續做慈善，但離婚讓后續進展尤其是慈善方式，有可能發生變數。梅琳達2015年成立專注于性別平等的Pivotal Ventures（關鍵創投），比爾也有Gates Ventures（蓋茨創投），這些都能成為孵化慈善項目的平臺。一位蓋茨基金會前高管稱，業內普遍想了解，梅琳達今后是否會把更多精力放到關鍵創投上，而不是蓋茨基金會。“即便兩人繼續通過蓋茨基金會進行慈善事業，但我目前并未在基金會看到他們實現各自愿景的具體方案”，另一名前高管認為，蓋茨基金會、關鍵創投、蓋茨創投之間已經形成錯綜關系，組成了一片“大規模的復雜地雷陣”。
強勢的比爾
比爾·蓋茨，絕頂聰明的天才。無論放到全球，還是放到歷史上，這一點都毋庸置疑。就像牛頓、達·芬奇、愛因斯坦、喬布斯等“同類”一樣，他身上具有天才的個性，甚至怪癖。
強勢，曾是他性格中最大的標簽。成長中，青年比爾曾幾度和母親爆發沖突，場面一度失控。護妻心切的父親，還曾在餐桌上將水潑到比爾臉上。上六年級時，父母將他送到心理醫生那里。在為期一年的治療中，他竟然迷上弗洛伊德的心理學理論，還據此與心理醫生“交鋒”，并使其敗下陣來。醫生不得不對他的母親說：“你會輸的，想要馴服他，終究會是徒勞。你最好的選擇，就是去適應他。”
比爾的這一性格，幫助他在日后樹立了難以撼動的科技霸主地位，但他人生每一個階段的身邊人都不快樂。高中時代，比爾和保羅·艾倫合作創建了編程小組，接到一項任務后，兩人發生激烈爭執，艾倫決定單獨完成。但事后，艾倫發現他無法獨自勝任，于是叫比爾回來。比爾對他說：“好吧，但現在和以后都必須是我說了算。如果不讓我主導，會很難搞。”
1976年11月，保羅·艾倫和比爾·蓋茨注冊了“微軟”商標。在后來的歲月里，兩人爆發了無數次激烈爭吵，最終艾倫因患腫瘤退出微軟。后來，史蒂夫·鮑爾默取代艾倫，但依然和比爾吵來吵去。一次，鮑爾默堅持認為微軟應再雇用17人，比爾憤怒至極，指責鮑爾默想讓公司破產，氣得鮑爾默搬出了公司。“比爾帶給公司的理念是，沖突是一件好事。”鮑爾默此前在寶潔公司有豐富的管理經驗，比爾顛覆了他的認知。他說，比爾最不喜歡的就是和事佬，喜歡任何人挑戰他，即便是資歷最淺的員工。比爾對員工說的最多一句話是“這是我聽過最愚蠢的事情”，受企業文化浸染，被他這樣評價的人竟將其視為一種榮譽。歷史證明，比爾所崇尚的質疑氛圍，適應了時代變遷，在每一個科技浪潮來臨前，龐大的微軟都能迅速調轉船頭，不斷屹立在浪潮之巔。
比爾還是個精力極度旺盛、控制欲極強的人。1997年，《喬布斯傳》作者沃克·艾薩克森在《時代》周刊發表對比爾的長篇專訪，認為比爾的大腦簡直和電腦系統一樣，擁有“多任務處理”功能。吃飯時，比爾可以一只手用叉子，另一只手記筆記，竟沒有任何交叉影響。比爾的辦公桌上有兩臺電腦，一臺是互聯網數據排序，另一臺是工作郵件和備忘錄，他將兩臺電腦上的信息一同處理，像是把自己拆成了兩個人，卻互不影響。工作累了，比爾的唯一休息方式是到公司偌大的停車場轉一轉，他已經將公司每個人車牌號背下來，繞一圈就知道了誰沒有來。
據理力爭，以求平等成長
比爾將微軟推向巔峰，散發耀眼光芒，但這也將梅琳達遮蓋住了。1995年秋天，梅琳達懷孕，她隨即對丈夫說：“孩子生下來我就無法繼續工作了，我不回去上班了。我們很幸運，不缺我這份薪水……”梅琳達決定做一名家庭主婦，但她在2019年出版的《女性的時刻》一書中反思：“作為女性，我初次面臨事業與家庭的抉擇時，還很不成熟。以我當時的思維——一種無意識的慣性思維——有了孩子以后，男人理當在外工作，女人理當照顧家庭。”此后很多年，為了保護隱私，她很少公開露面。
青年比爾和少女梅琳達。 那時的微軟正如日中天，比爾忙得不可開交。當他們第一個孩子珍妮弗出生后，梅琳達陷入極度孤獨。“所以我想：好吧，或許他只是嘴上說想要孩子，心里并不想要。”他們不久后搬進了超級豪宅，平民望塵莫及的生活卻讓梅琳達痛苦不堪——房子越大，她就越孤獨。“比爾時常在采訪中提到，他從小到大做任何事都愿意與人合作。事實也的確如此，但這并不代表他總能平等地對待對方。”
1993年，比爾和梅琳達在肯尼亞基奇瓦·滕博野生動物保護區旅行。 壓抑很久的梅琳達試圖改變不利境地。2001年秋，珍妮弗開始上幼兒園，那里離家有三四十分鐘車程，梅琳達每天要折返兩次。她向比爾抱怨，比爾說：“我可以幫你啊，這樣我就能多和珍妮弗說說話了。”此后，每周比爾都有兩天送珍妮弗上學。大約3周后，梅琳達發現，越來越多的爸爸來幼兒園接送孩子。她問一位媽媽原因，對方說：“我們都回家告訴丈夫了，比爾·蓋茨都有工夫接送孩子，你也有！”
梅琳達將這些看成她和比爾的共同成長。由于分擔了家庭事務，比爾沒有錯過太多孩子成長的瞬間，有了更多家庭責任。同時梅琳達也有了更多精力實現自己的夢想，世界首富的家庭逐漸走向平等。
幾年后，梅琳達在一次晚餐后大發雷霆，她突然發現，自己總是在最后離開廚房，因為要洗全家五口的碗。后來，洗碗就成了比爾的活兒。“毫無疑問，女性天生擅長照料他人、操持家務，但如果這些職責全由女性包攬，男性就無法鍛煉這方面的能力，女性也無法拓展其他能力。”梅琳達開始在平權之路上越走越起勁兒。2000年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成立后，梅琳達一直負責管理基金會，但媒體卻習慣性地稱“比爾的基金會”。經過討論，梅琳達2002年從幕后走到臺前，以聯合創始人兼聯合主席身份出現。從此，她發聲的機會越來越多，綻放出屬于自己的光芒。
蓋茨一家五口，從左至右依次為：比爾·蓋茨，大女兒珍妮弗·蓋茨，兒子羅里·蓋茨，小女兒菲比·蓋茨，梅琳達·蓋茨。 讓梅琳達真正與比爾平起平坐的事件，發生在2012年秋。從2007年開始，比爾開始以年度公開信的方式總結基金會上一年度的工作，但并未引起梅琳達關注。2012年，梅琳達主導基金會啟動旨在為全球1.2億女性帶去避孕藥具的計劃，成為年度公開信繞不開的亮點。因多次到非洲考察女性避孕狀況，梅琳達對這個話題有強烈主人翁意識，堅持這部分由她執筆。
比爾強勢的性格再次爆發，他認為幾年來年度公開信機制運轉良好，沒必要改變。兩人爭執激烈，心生芥蒂，“我們都以為自己會把對方殺了。我當時覺得：好吧，這段婚姻或許就要這么結束了”。梅琳達決定放手一搏，據理力爭，公開信最終收錄了一篇由梅琳達執筆的有關避孕措施的文章，公開信的最終題目是《比爾·蓋茨2013年度公開信》。第二年，公開信變成以兩人姓氏命名的《2014蓋茨年度公開信》，主題是“阻礙窮人進步的三大難題”，梅琳達闡述了其中一個。第三年，公開信變為《2015蓋茨年度公開信：為未來下注——比爾與梅琳達·蓋茨》，“這標志著年度公開信徹底從比爾一個人的工作變成了我倆共同的工作”。
“我認為男性的支配貽害社會是因為任何壓倒性優勢都是有害的：它意味著社會在虛妄的等級之上運轉，權利與機會按性別、年齡、財富和特權，而不是技能、努力、天賦和成就來分配。打破那種允許一方占據絕對優勢的文化，能增強每個人的力量。”梅琳達這樣理解她與比爾的平權之爭。
從拒絕“各司其職”，到分道揚鑣
曾有人向蓋茨夫婦建議：“梅琳達更偏重教育、圖書館和西北太平洋沿岸的工作，比爾對全球衛生保健更感興趣，為何不明確分工呢？”兩人嚴肅討論過這個建議，但放棄了。“如果各司其職，我們很可能會生活在兩個毫無交集的平行世界……那大概更像各自為政：我不干涉你，你也別干涉我。正是共同參與基金會各項工作的決定，促使我們成為平等的伴侶。”
2015年，蓋茨夫婦在非洲進行慈善活動。 在《女性的時刻》一書中，梅琳達略去她這樣做的另一個原因。從1984年開始，比爾與年長他5歲的軟件和風投企業家安·溫布萊德談了三年戀愛。由于在不同城市，他們只能“云約會”。有時約定同一時間看同一部電影或同一本書，然后電話討論。1987年，溫布萊德提出結婚，比爾選擇分手，但兩人仍是親密朋友。甚至在考慮和梅琳達結婚時，比爾還征得溫布萊德的同意。婚后兩人繼續交往，曾約定一起學習《基因分子生物學》，一起聽康奈爾大學物理教授演講。艾薩克森在采訪完兩人后說：“他們的思想和精神都很相似。”他們甚至維持了戀愛期間每年一同度假的傳統，并且竟然得到了梅琳達同意。
比爾·蓋茨的紅顏知己安·溫布萊德。 近日有媒體爆料，比爾遠非“精神出軌”，“他和其他微軟員工往往連續兩三天編代碼，然后出去瘋玩，比如去西雅圖的裸體夜店開派對，還會帶脫衣舞女回家，和她們以及朋友一起在豪宅的泳池里裸泳”。更荒唐的是，比爾認為裸體派對不算出格，認為自己“結婚后沒出過軌”。
梅琳達承受了極大壓力。現在看來，她當初拒絕“各司其職”，是想挽回婚姻，嘗試取代溫布萊德，成為比爾的精神伴侶。但比爾的精神世界，并不好進入。“在社會責任和人際關系層面，比爾從未真正長大。他很聰明，但仍然孩子氣，他是一個有趣的伴侶，但缺乏同理心。”艾薩克森說。
在2019年奈飛推出的紀錄片《解碼比爾·蓋茨》中，主持人轉述對他的評價：“比爾是個技術狂人，認為技術可以拯救一切。”比爾說：“我基本上是這么想的，遇到任何問題，我會考慮用技術創新去解決，我就知道這個、擅長這個，那是我應對一切問題的方式。”他將技術比喻成一把錘子，人生中的所有難題，都是釘子。
世界的復雜性遠超過“錘子和釘子”，比爾更多是在逃避。他只肯在感興趣的領域下功夫，至于別的方面，即便再重要，也不在乎。艾薩克森記得，比爾參觀《時代》周刊時，面對一群記者的提問，表現出刻板僵硬與不耐煩，后在順便參觀他們的互聯網服務器時，卻充滿敬畏地追問技術人員45分鐘。時任美國總統克林頓想交比爾這個朋友，兩人曾一起打高爾夫球。當時比爾的母親剛去世，克林頓表達了慰問，并回憶了自己母親去世時的痛苦。比爾竟沒接話茬，而是緊接著提出一些技術問題，搞得克林頓一頭霧水。
在感情上，比爾也是一竅不通。梅琳達多次回憶兩人的初識，在一個酒會上，他倆恰巧坐在一起。酒會后，兩人發現彼此的車也挨著，比爾搭訕說想和梅琳達約會，梅琳達問他時間，比爾竟然說：“兩周以后的星期五。”在《解碼比爾·蓋茨》中，主持人說這個節目是要“走進”比爾的大腦，梅琳達聽后狂笑不止，“我覺得走進我丈夫的大腦，沒什么有趣的”。
即便如此，梅琳達一直沒有放棄走進比爾的內心。身為妻子和合作伙伴，她意識到兩人之間或許存在永恒差異，于是她思考怎樣將差異變為互補。“我們從不同角度看問題，這是非常好的。比爾關注大數據，經常基于全球性數據來行動。我用直覺看待問題，因為我在全球實地探訪了很多人。比爾教給我，將直覺放到全球性數據中做驗證。而我教給比爾的是，憑著數據去和人們親身交流，加深理解。比如我們構想的疫苗供應流程可行嗎？你能讓一個媽媽接受給孩子使用小兒麻痹癥藥劑嗎？”比爾逐漸意識到，與科學研究相比，藥品的現實供應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我們的觀點逐漸向彼此靠近，工作也變得更加出色”。
但梅琳達的說法掩蓋了很多現實困境。“既然我的目標是男女平等，為什么又總是強調女性和女性賦權呢？”梅琳達說，“因為我們女性必須從彼此身上汲取力量，而且在實現平等之前，我們往往不得不費力讓自己相信那是我們與生俱來的權利。”不難發現，她知道自己和比爾依然不平等。“我絕不能一面在全世界面前解決各種問題，一面假裝自己生活中的問題早已迎刃而解，這太虛偽了。”梅琳達不斷對比爾說，女性在一些話題上有特殊力量，賦權女性就是增添另一種思維方式，一些棘手問題能迎刃而解。
比爾顯然并未采納梅琳達的建議。在他出鏡的各種采訪中，很少有夫妻同框，他闡釋的很多思想，依然沒有多少梅琳達色彩。
在慈善和科技領域，比爾·蓋茨都是全球級大佬。但兩個領域的打法截然不同，與那個掌舵微軟時大殺四方的全球首富相比，比爾在慈善上屢遭碰壁。《解碼比爾·蓋茨》尾聲，主持人問比爾：“我要刁難你一下，非洲廁所革命雖有希望，但成本太高；脊灰疫苗，已投入上百億美元，但病例又增加了……你是否有過一個念頭：太難了，我想做的太多了，我不干了。”談話間，攝影師一直跟在田野間漫步的兩人身后，鏡頭呈現的是他們邊走邊聊的背影。“是的，有時候你不得不說：我們放棄吧。但有時候你也不得不說”，比爾頓了一下，抬起頭，扶起眼鏡框，望向陰沉的天空接著說，“我要更加努力！”
“我想，比爾已經意識到自己不再年輕。或許是看到孩子們都在上大學，或許是看到身旁的朋友有些已經病倒了。在歲月面前，他與普通人無異，越來越意識到來日無多。”蓋茨創投CEO拉里·科恩眼中的比爾“老當益壯”，但這也只是面對歲月無情的還擊。
梅琳達·蓋茨出版的著作《女性的時刻》。 面對歲月，梅琳達也努力過，她曾期待與比爾一同變老。她也曾想把兩人的思想結合在一起，將一生的財富最有效地惠及人類。他們本可書寫一段婚姻和慈善共同成長的佳話，但最終還是分道揚鑣了。當比爾背對著鏡頭，說出了那句“我要更加努力”時，或許應該讀一讀《女性的時刻》中的一段話——
“只有真正理解人的需求，慈善工作者才能有效地服務于人、為人分憂，如何落地至關重要。什么是‘落地’？就是把必需的工具交到人們手中，并鼓勵他們善加使用。這非常重要，但十分復雜，需要克服貧困、距離、愚昧、質疑、羞恥感、宗教信仰和性別偏見等重要障礙。落地意味著傾聽人們的心聲，理解他們的需求、行為與信仰，看清他們面臨的障礙。總而言之，它意味著關注人們真實的生活。”（本刊記者 楊學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