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追隨李大釗入黨，與丈夫何孟雄并肩戰斗，病逝前僅以三顆紐扣留給家人。兩年后丈夫犧牲，一雙兒女失散
照片上是一張未施粉黛的、柔和圓潤的臉。翻過照片，中央落款“伯英”二字，雖是女子所書，卻舒展有力，透著一股英氣。
照片的主人，是中國共產黨第一個女黨員繆伯英。1920年，她在北京拍下這張照片，本想寄給要好的女同學，因故未能寄出。陰差陽錯之間，這竟成為她留世不多的手跡。
因為30歲英年早逝，一雙兒女也失蹤于戰火，繆伯英長期不為人們熟知。直到上世紀80年代，繆家后人和學者，從故紙堆里發掘出她的塵封往事……
1920年12月24日，繆伯英在北京拍攝這張照片，準備寄給好友。背面有繆伯英手跡。 “第一個女黨員”的確認
中共第一個女黨員的身份何以確定？時隔30多年，年逾七旬的中南大學教授曾長秋向《環球人物》記者回憶了其中的曲折。
20世紀80年代初，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在長沙召開了一次研討會。會上，來自吉林大學的學者曹仲彬找到曾長秋，說起他正在編寫的何孟雄傳記——何孟雄擔任過中共北京市地委書記等職，1931年在上海被國民黨殺害，是全國最早的50余名黨員之一。
“曹仲彬告訴我，何孟雄的妻子叫繆伯英，是長沙縣人。他希望我在長沙就近調研，寫她的傳記。他還告訴我，繆伯英的弟弟叫繆立三，現在也在長沙工作。”曾長秋對這一線索很感興趣，便應允進行研究。
巧合的是，繆立三和曾長秋算是在一個系統工作。兩人供職的單位不同，但當時都由冶金工業部管理。聽說曾長秋要研究姐姐，繆立三很是歡迎。繆伯英少時即離家求學，成年后又投身革命，跟家人朝夕相處的日子不多。在繆立三的印象里，姐姐有一腔熱血，總是跟姐夫在外奔忙。她不喜紅裝，多年來就攜帶一個可手拎的小皮箱走南闖北，直到1929年逝世。
待曾長秋到訪時，繆立三展示了皮箱里為數不多的珍貴遺物：寶藍色的玻璃底座發條鬧鐘，是父親留學日本時為繆伯英挑選的禮物，繆伯英從十幾歲起就帶在身邊。外層鑲嵌寶石裝飾、內層有一面鏡子的化妝盒，原本是父親從日本帶給母親的，后來母親又把它轉贈給繆伯英，方便繆伯英在外工作時用。
讓曾長秋印象深刻的是十余張黑白照片，記錄了繆伯英短暫一生的關鍵節點，包括與李大釗的合影、與何孟雄的結婚照、與第一個孩子何重九的合影，等等。遺物中還有一批當年的先進書籍雜志，如中共中央早期機關刊物《向導》《前鋒》。繆伯英夫妻在書刊上印了紀念章，紅色方框里寫著“伯雄藏書”4個字。
和何孟雄一樣，繆伯英也是全國最早那批黨員之一。但在當時的黨史里，繆伯英更多地作為“早期黨員”存在，關于她的資料記錄并不詳實，有時甚至是一筆帶過。繆立三提供的材料，讓曾長秋對繆伯英有了更立體的認知——她入黨很早，會不會是第一個女黨員？在曹仲彬的啟發下，曾長秋開始進一步研究。
大學寫畢業論文時，曾長秋重點研究了中共創建史方面的問題，積累了數百萬字的史料，這為后來確認繆伯英的身份奠定了扎實的基礎。“我發現‘一大’前入黨的女黨員只有兩個人，一個是劉清揚，另一個就是繆伯英。把她們的入黨時間比較一下，就知道誰是第一個了。”曾長秋說。
在黨史上，劉清揚也是赫赫有名的女性黨員。她是周恩來的入黨介紹人，參與創辦中國第一份由女性主辦的報紙《婦女日報》，被譽為“婦女運動的旗幟”。
曾長秋發現，關于劉清揚的準確入黨時間，黨史中沒有直接記載，但劉清揚是在赴法勤工儉學期間被張申府發展為黨員的，具體時間應在1921年2月。而1920年11月，繆伯英就在北京被李大釗發展為黨員。繆伯英的入黨時間早于劉清揚，是確定的了。
1983年，曾長秋以“中國共產黨第一個女黨員繆伯英”為題，將考證結果發表在《長沙黨史通訊》上。1985年，《中共黨史人物傳》第24卷出版，收錄了曾長秋與他人合寫的繆伯英傳。次年，人民日報開辟“黨史人物”專欄，介紹不為人們熟知的革命先烈。繆伯英成為首批入選的36位人物之一。“這意味著官方認可了繆伯英第一個女黨員的身份。”曾長秋說。
不在名單上的烈士
研究繆伯英期間，曾長秋曾與長沙市民政局聯系，希望在烈士材料中尋找繆伯英的記錄。民政局的工作人員仔細查詢后卻發現，在縣市省三級民政部門的烈士記載名單上，都沒有繆伯英的名字。
這或許與繆伯英較早去世有關——1929年病逝時，她的人生不過經歷30個春秋，而黨的革命事業還要過20年才取得勝利。以曾長秋的研究與繆立三的實物為依據，長沙市民政局為繆伯英補辦了烈士證明。
繆伯英能走上革命之路，既得益于李大釗的引導，也與早年的成長經歷息息相關。1899年，她出生在長沙縣清泰鄉（今開慧鎮）。鄉里有兩位遠近聞名的大才子，一位是楊開慧的父親楊昌濟，另一位就是繆伯英的父親繆蕓可。那時，中國大多數女性仍飽受男尊女卑、三從四德的傳統禮教束縛，沒有受教育的機會。但繆蕓可思想開明，主張教育救國，尤其重視女性教育。因此，繆伯英從小就上學堂讀書。
清末民初的湖南是革命的風云際會之地。在學校，繆伯英不僅學到新式知識，也通過老師的言傳身教和社會的時事風潮接觸了革命思想，開始思考自身的價值和國家的命運。
1919年夏天，繆伯英以長沙市第一名的成績考上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以下簡稱女高師，是北京師范大學前身）。她在北京結識了一批同樣來自湖南的有志青年，包括后來的丈夫何孟雄。大家既是同鄉，又有相近的理想抱負，常一起參加社會活動。不少同鄉就讀于北京大學，繆伯英由此跟時任北大圖書館主任的李大釗有了更多接觸。
動蕩年代，各種社會思潮噴涌，身處其中的繆伯英并不是一開始就信仰了馬克思主義。她曾參與帶有明顯無政府主義色彩的北京工讀互助團，四個組中，只有她所在的第三組都是女生。第三組把北河沿十七號作為活動地點，呼喚“受種種束縛”的姐妹們來“造就社會的新生活”，還在《晨報》刊登制衣廣告。
到北京是來讀書的，怎么跑去做工了呢？同鄉女友曾勸繆伯英回校上學，畢業后回鄉建立幸福美滿的小家庭。繆伯英謝絕了這番好意。事實上，工讀互助團過于理想化，其他組不到半年就停辦了，第三組卻接著運轉了數月，繆伯英是堅持到最后的4人之一。
根據學者研究，繆伯英實現思想轉變，主要是因為經何孟雄介紹，加入了北大的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在這里，繆伯英和大家一起閱讀《共產黨宣言》等馬克思主義著作，《新青年》更是成為她愛不釋手的刊物。1920年11月，她被吸收入黨，成為首個女黨員。
左圖：1921年 秋天，繆伯英與何孟雄在北京結為夫妻。
右圖：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在1921年的合影。前排左五為何孟雄，左七為繆伯英。
“未能戰死沙場，深以為憾”
剛出生的女嬰被溺死，女同學被迫回家嫁人……成長過程中，繆伯英曾目睹許多女性的苦難。就在她到北京后不久，“李超之死”風波讓她深受震動。
李超是女高師學生，家境優渥，但長兄不支持其讀書。沒有經濟來源的李超最終在貧病交加中客死異鄉，還被長兄批評“執迷不悔死有余辜”。這引起人們對家長專制等問題的思索，北京教育界人士自發為李超辦追悼會，蔡元培更是手書橫額“不可奪志”。
從李超這位校友身上，繆伯英進一步感受到舊文化、舊思想對女性的摧殘。在后來發表的《家庭與女子》一文中，她號召廣大女性“順著人類進化的趨勢，大家努力，向光明的路上走”。
中共建黨之初，革命活動與婦女解放運動緊密相連。在繆伯英的革命經歷中，除了協助何孟雄開展工人和農民運動，推動婦女解放也是其重要工作。
1925年初，繆伯英到達長沙，擔任中共湘區執行委員會（后改稱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任婦女書記。6月，上海發生“五卅慘案”。此時的繆伯英即將分娩，但她仍積極奔走，動員婦女參加游行和示威活動。
6月5日，長沙10萬市民發起游行示威。報紙記載了當天的盛況：女子傳單隊走在最前列，她們沿途散發的傳單“如雪片紛飛，市民爭相傳閱”。當天下雨，女生們“多有赤足或穿草履者”，但她們情緒高昂，大聲疾呼“同胞們，快來革命”“國家興亡，在此一舉”。
20天后，繆伯英的兒子何重九出生。她來不及休息，又先后領導組織了湖南省第一次大規模紀念“國際三八婦女節”大會、“三一八慘案”女烈士追悼會等活動。“她對黨忠實，對革命負責，誠實樸素，沉著勇敢。”1981年，當繆伯英的名字重回人們視野時，曾與她在湖南共事、已至晚年的中共早期領導人李維漢回憶說，繆伯英的工作“有顯著成績”。
1927年秋天，繆伯英與何孟雄一同前往上海，并擔任滬中區婦委主任。此時國共合作已經破裂，白色恐怖籠罩全國，上海的黨組織更是遭到嚴重破壞。夫妻倆一邊工作一邊躲避敵人追捕，有時還會假裝夫妻吵架、離家出走，其實是想辦法轉移工作地點。
1929年10月，繆伯英因病逝世。臨終前，她對何孟雄說：“既以身許黨，應為黨的事業犧牲，奈何因病行將離世，未能戰死沙場，深以為憾。你要繼續堅持斗爭，直到最后勝利。”除了黨的事業，已為人母的她放心不下的，還有4歲的兒子重九及一年前新生的女兒小英。她叮囑何孟雄：“你若續娶，要善待重九與小英，使其健康成長，繼承吾志。”
繆伯英的侄子繆純組告訴《環球人物》記者，據他考證，那時候，姑母繆伯英是跟何孟雄一起去參加重要會議，路上發現暗探盯梢，兩人決定分開行動。臨別之際，繆伯英扯下大衣上的三顆扣子交給何孟雄以作訣別。她后來雖順利脫身，卻在一條河中泡了一個多小時，受了寒氣加上長期辛勞，回家不久就去世了。1930年，繆蕓可到了上海，何孟雄擔心自己也隨時會犧牲，又把三顆扣子交給岳父保管。第二年，何孟雄在上海被國民黨逮捕，不到一個月就遭殺害。
如今，繆伯英的遺物已被繆立三和繆純組盡數捐獻給各地的紀念館，其中多數被收藏在開慧鎮的繆伯英故居。“我今年85歲了，繆家下一代不一定接著做繆伯英研究，所以我就把她的遺物、材料都捐獻給了紀念館，以免失散。”繆純組對《環球人物》記者說。
對繆家來說，最大的憾事是，繆伯英夫婦犧牲后，一雙幼兒重九和小英也在戰亂中失蹤。繆純組回憶，黨組織曾派人尋找未果，上世紀80年代之后，父親和他也先后接待過來尋親的人士，但來訪者所述事實始終沒能對上，只留下一次次悵然……（本刊記者 馮群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