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尋龍紋里的中式工藝美學

自古以來，“龍”就是中華民族的象征。泱泱中華，既有“虎嘯龍吟”的勇猛剛勁，又有“矯若游龍”的飄逸灑脫，有“龍鳳呈祥”的美滿，也有“魚躍龍門”的榮耀，還有“龍舟競渡”的精湛，更有“一夜魚龍舞”的歡快，這些無不寄托著勞動人民對于幸福生活的美好祈愿和無限向往。

今年是中國農歷甲辰龍年。在中國國家博物館，“龍肇新元——甲辰龍年新春文化展”展出了自新石器時代至20世紀初的帶有“龍”元素的珍貴文物，包括了青銅器、玉器、瓷器、金銀器、漆器和繪畫等多種形式，闡明了中國人與龍的歷史情緣，也為廣大群眾展現了中國傳統工藝美術精湛高超的技藝。

有著“中華第一龍”美譽的新石器時代紅山文化玉龍在展覽中以“C位”亮相。該玉龍出土于內蒙古自治區翁牛特旗賽沁塔拉，是中國已發現的時代較早的龍的形象之一。該玉龍造型生動，雕琢精美，由墨綠色的岫巖玉雕琢而成，周身光潔，頭部長吻修目，鬣鬃飛揚，軀體卷曲若鉤。據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院副研究館員、策展人諸葛英良介紹，關于這件玉龍的原型，當前有諸多假說，如蛇、鱷魚、蜥蜴、魚、鯢、馬、牛、豬、鹿、熊、虎、蠶等。事實上，新石器時代很多遺址中也都發現有類似龍形的遺存，或為蚌塑，或為彩繪，或為雕塑，為研究龍的原始形態提供了重要物質資料。

“隋唐時期，使用龍紋已非常普遍，不只出現在石刻、壁畫上，實用器皿也多用其作裝飾圖案。”諸葛英良說。展覽中，一件唐代鞏義窯白釉貼寶相花紋雙龍耳瓶的設計就十分巧妙。此瓶以雙龍為柄，龍嘴銜瓶口沿，頸部飾弦紋，盤口和肩部凸貼模印寶相花等紋飾。“這件器物胎體堅密，是典型的鞏義窯制品。”諸葛英良表示，雙龍耳瓶始見于隋代，唐代較為多見，大多光素無紋的較多，如中國國家博物館所藏帶有大貼花裝飾的則非常少見。

盤龍鏡也是唐代龍紋實用器的典型代表。本次展出的云龍紋葵花形銅鏡上的飛龍英姿颯爽，大氣磅礴，頗引人矚目。這件盤龍鏡為單龍圖紋，一龍蟠曲飛騰，躍入蒼穹，張口舞爪，回首向鈕作吞珠形態，云紋繚繞，靈活飛動，把人們想象中的神物刻畫得雄奇莫測。諸葛英良表示，龍紋鏡在唐代詩文中不乏記載，如李白、孟浩然等詩人的詩作中都出現過“盤龍鏡”名稱，可知盤龍是唐鏡中最受人們喜愛的題材之一。

明清時期的工藝美術在諸多領域都取得了極其輝煌的成就，宣德款青花海水龍紋高足碗就展現了明代青花瓷器制作工藝的高水平。此碗主題紋飾以淡筆描繪海水，重筆繪行龍紋，海水洶涌澎湃，雙龍騰越于海面，形象矯健威猛，生動活潑。

高足碗又稱“靶碗”，用作供器，也稱作“佛碗”，其燒制始于元代。明代永樂、宣德時期大量燒制，有白釉、紅釉、青花等品種。“用重筆、淡描青花相結合繪制瓷器，在明代永樂、宣德時期流行。”諸葛英良認為，濃、淡青花相互輝映，襯托主題紋樣，耀眼醒目，讓圖案產生立體感和真實感，使青花瓷更具有藝術風韻。宣德時期的景德鎮窯能夠嫻熟地運用青料來燒造不同色調的青花瓷，使青花瓷的制作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清人所著《南窯筆記》評宣德青花“極其精雅古樸，用料有濃淡，墨勢渾然而莊重”。

“龍”在演化為皇權象征后，歷代帝王使用器物多以龍為裝飾。一件曾安放在國子監辟雍殿的金漆雕龍紋有束腰帶托泥七屏式寶座，收藏于中國國家博物館，是極珍貴的清代禮制家具實例。

此寶座為五屏式靠背，正中搭腦透雕飾一正兩側三條龍紋。靠背及扶手頂部飾六條圓雕龍紋，扶手前端各飾圓雕龍紋站牙。靠背與扶手均在開光內雕龍紋，邊框內雕寶相花及纏枝花卉紋。座下有束腰，并在開光處雕有云紋裝飾。束腰下彭牙透雕二龍戲珠紋。寶座體形碩大，做工精良，朱漆為地，凡有紋飾處均髹金漆，輝煌莊嚴。據清代內務府造辦處活計檔和奏銷檔記載，清宮皇家“造辦處”下屬的作坊曾為清代宮廷生產了大量寶座，這些寶座大多采用名貴的木材和特殊的材料制成，工不厭精，料不厭細，工藝水平極高。

“龍紋在玉器、青銅器、瓷器、漆器等展品上龘龘而行，展現出中華文明的靈動之美和雅正之氣。”在諸葛英良看來，在歷史長河中，龍紋飾的形象不斷被整合，發展演變出不同風貌。而不同歷史時期文化樣態的互生、互鑒，同樣投注在龍形象的表現手法中，彰顯了中華文化最本質的特征——恢宏開放、融合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