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正宏：復旦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中國古典文獻學博士生導師，全國古籍保護工作專家委員會委員、上海市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著有《史記精讀》《時空：〈史記〉的本紀、表與書》等。
【開欄的話】
中華典籍浩如煙海，一字一句皆是文明的記載。有“金相玉質，百世無匹”之《離騷》，有儒家經典之《論語》，有“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史記》，等等。專欄“古典今讀”，溯中華民族精神之源流，講述典籍的成書、核心思想和相關故事，展現典籍里蘊含的中國智慧、中國精神和中國價值。
南宋學者鄭樵，在所編大型政書《通志》的序言里，曾經比較《史記》的編撰者司馬遷和《漢書》的編撰者班固，結論是：
遷之于固，如龍之于豬。
說班固是頭豬，貶抑太過；但說司馬遷是條龍，倒不無道理。
這條人中之龍，生活在兩千多年前的漢朝。他這一生留給世人的東西，傳到今天，也只剩兩樣：一部書，一封信。那部書，就是舉世聞名的《史記》——其實這兩字作書名，是東漢以后才有的，司馬遷生前好像連書名都沒取，而“史記”二字，當時及之前不過是一般的歷史記錄之意。在他身后的一段不算短的時間里，官方是以司馬氏家族任職的官名稱呼它的，叫《太史公書》。而那封信，就是因收入中學教科書而家喻戶曉的《報任安書》，司馬遷自述《史記》撰寫宗旨的名言“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就出自該信。
據司馬遷在《史記》書末自述，全書寫了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由于當時還沒有書寫用紙，有學者估算，即使以謄清稿而論，這部大書消耗的竹簡，就高達一萬三千八百五十五枚。如果加上抄輯史料，起草初稿，再改定全書，司馬遷著書所用竹簡量，絕對是一個巨大的數字。然而，今天我們說太史公厲害，倒不是因為他工作量超額，而是在這巨大的工作量背后，有一些更為重要的支撐性的東西在，其中最顯著的就是太史公對史料的掌控和處理能力。
《史記》五體一百三十篇，是人所共知的外在結構，這在西漢時期，當然已經非常具有前瞻性了。但除了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五體相續的平展結構，在《史記》的內部還存在一個縱向的疊加式結構，疊加了非常多的西漢及西漢以前的文獻在其中。通俗地說，這部書其實有數百部書包含在里面。書中寫到的漢代以前的歷史，絕大部分內容源自更早時期的文獻。有些是抄《詩經》《尚書》的，有些是抄《春秋》及《左傳》的，等等。由于《史記》所記的歷史，上自黃帝，下迄漢武帝，時間長度超過三千年，從實際文獻的留存情況推測，即使從商周時期算起，下及西漢，出自不同朝代不同人之手的文字，文風原本也是完全不一樣的。司馬遷要把這些來源不同的文辭，組織拼合成一個文本，還要讓讀者看起來就像他一個人寫的。雖有“洗稿”之嫌，但能發明這樣一種特殊的“洗稿”方式，因這樣的“洗稿”又為后人保留了這么多重要且系統的史料，那是一種多么了不起的本領！所以，司馬遷如今盡管被奉為中國歷史學之父，但就《史記》的文本組織而言，他同時也是一個一流的文獻學家。
具有宿命意味的是，司馬遷這條人中之龍，在人生的重要關頭，與另一條龍糾纏到了一起。那另一條龍，就是西漢王朝的第五代君主漢武帝劉徹。
司馬遷和漢武帝。（于明達 / 繪）
《史記》的十二篇本紀里，最后一篇就是寫漢武帝劉徹的《今上本紀》。傳說漢武帝聽聞司馬遷在寫他爹漢景帝和他本人的傳記，下令取出兩篇以供御覽，結果看后大怒，直接把那兩篇本紀的所有文字都從竹簡上削除了。所以流傳至今的《史記》里，漢景帝和漢武帝的兩篇本紀，都已不是司馬遷的原稿了。有意思的是，后來不知是哪位好事者，把《史記》八書里《封禪書》后半裁切下來，直接粘貼到了十二本紀原本《今上本紀》的位置，并改題為《孝武本紀》。這篇不是《今上本紀》的“今上本紀”，由于中國經典的傳承，有保留所有經典化完成前已入文本的特點，就這樣一直留在了定型版的今本《史記》中。《孝武本紀》（《封禪書》的節本）也真的是很好看，寫漢武帝登基之后，一直做長生不老神仙夢，結果被一幫來自齊國舊地的方士騙得團團轉。這樣的情節，一般人怎么敢寫，但太史公就這么照實寫了。
不得不說，漢武帝也著實是個厲害的主兒。公元前99年，將軍李陵投降匈奴，司馬遷在朝堂上為其辯護，漢武帝當場翻臉，將他處以宮刑，這是人盡皆知的恐怖故事。但接下來的故事，卻有點讓人難以相信：漢武帝居然很快釋放了司馬遷，還讓他做了地位比之前的太史令更高的中書令。中書令就是中央內廷皇帝身邊的機要秘書長。這是等于先把人打入18層地獄，完了又像沒事兒似的輕松帶對方坐高速電梯，直接上升到了天堂。
我們推想，司馬遷應該是意識到這樣的人生轉折也是一種機遇。在漢武帝近旁擔任機要秘書長，他能看到漢代（尤其是漢武帝時代）最機密的文件和許許多多內幕，這對他完成父親司馬談的囑托——撰述一部通史，將有莫大的助益，所以他接受了這一任命。今本《史記》里描寫西漢君臣之間、高級官員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以及或聯合或內斗的精彩故事，也從側面證明了我們的推想可以成立。
而太史公司馬遷和漢武帝劉徹，走到最后是怎么樣的一種關系呢？大概有點相愛相殺的感覺：一方面互相爭斗，另一方面又互相欣賞。就爭斗的一面說，司馬遷和劉徹，可以說是“文攻武衛”。太史公以他的生花妙筆，在不經意中，揭開了漢武帝作為常人的世俗特征。沉浸在《史記》崇高撰述目標中的司馬遷，應該是認為，你劉徹不過就是我一百三十篇文字里排次第十二篇的那個主人公而已，我沒有理由不秉筆實錄。而漢武帝，則以十分直接且粗暴的方式——毀稿，捍衛自己作為帝王應有的尊嚴。就欣賞的一面看，在漢武帝一方，包含了那么明顯的高層“秘聞”的《史記》，還能允許司馬遷寫完，并且絕大部分留下來，既說明漢武帝歸根到底不是個了無氣度的君王，也說明漢武帝肯定意識到司馬遷是西漢一朝第一流的筆桿子——從中書令的職位可以想見，擔任機要秘書首領的司馬遷，一定曾經給漢武帝起草過很多重要報告，文筆相當不錯。
但是，無論是在太史令的位置上，還是在中書令的位置上，司馬遷的個人境界是漢武帝無法望其項背的。《史記》一書，正是這種境界的集中體現。司馬遷與眾不同、非常厲害的地方有兩點：
一是他寫《史記》時，有一顆十分堅確的雄心。他要寫的這部大書，不是簡單的西漢王朝的歷史，也不是后人所說的中國史，而是上起黃帝時代，下迄漢武帝時期，以中國為中心，以當時的世界知識為背景的人類歷史。所以在《史記》后半部分的七十列傳里，司馬遷不僅寫了與中原王朝有因緣關系的南越和朝鮮，還頗費心思地寫了漢朝的頭號勁敵匈奴，而且都是單獨成篇的。
二是站在漢朝的立場上，司馬遷宏觀上十分贊賞大一統；但是站在人類的立場上，他又對卷入歷史旋渦里的個體的命運，表現出深切的關懷與同情。在《史記》中，他一方面盡力把那些能夠證明中華民族是一個整體的東西整理出來，加上《史記》特有的長時段敘事的特征，這條基本的線索是非常清楚的。他想要表達的潛臺詞，應該是漢朝的一統天下，既不是斷裂的，也不是偶然的，是從古到今的一種自然延續。所以，我們今天談中國人精神層面上的“共同體意識”，追溯上去，就是從司馬遷的《史記》開始的。
另一方面，司馬遷在《史記》的各個不同類型的篇章中，一再對跨越道德底線的侵略、欺詐和背叛，以寓褒貶于敘事的獨特形式加以嚴肅譴責，也展示了那個時代有良知的士大夫所抱持的精神風骨，以及他們對于善惡是非具有基本價值判斷的珍貴品格。再看今日之歷史研究，某些刻意強調客觀，進而對大時代個體命運漠不關心，只關心功利結果，甚至把具體的人單純視為數據，只關心其是否有寫論文的價值的做法，與太史公相比，境界何啻天壤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