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9月14日，凌鋒在北京接受本刊采訪。（ 本刊記者 侯欣穎 / 攝 )
凌鋒，1951年出生，首都醫科大學宣武醫院神經外科首席專家，曾獲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首屆中國醫師獎、周光召醫學獎等榮譽。2017年發起成立“中國志愿醫生”團隊，一直行走在慈善義診路上，受到廣泛關注。
即便不知道凌鋒是誰，也很容易猜出她是神經外科醫生。她的辦公室在北京西城一座“大腦袋”形狀的建筑里，那是中國國際神經科學研究所；她用的茶杯墊，印著大腦切片圖案——起初，《環球人物》記者誤以為那是她展示給學生的教具。
更明顯的特征是，凌鋒的精力相當充沛。她72歲了，帶領“中國志愿醫生”團隊，一個月內輾轉西藏、四川、河北三地義診，臉上不見絲毫疲態?；鼐┬菡麅商旌?，她又啟程去中亞，奔走于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哈薩克斯坦，去探尋“中國志愿醫生”和當地合作的可能。
沒有超強精力和體力的人，當不了神經外科醫生。畢竟，神經外科一場手術動輒六七個小時，十幾個小時也是常事。心理抗壓能力不強的人，也當不了神經外科醫生。因為手術一旦出問題，病人大概率不是死就是殘。這些因素，導致神經外科少有女醫生。
40多年前，凌鋒正式加入神經外科時，聽到的第一句話是：“來個女的，（能）行嗎？”后來，她不僅成為首都醫科大學宣武醫院神經外科首席專家，還成為中國介入神經放射學的奠基人。她用行動作出了最好的回應：她行！
“老秤砣”賣掉一套房
2017年，凌鋒聯合北京大學人民醫院教授胡大一，發起成立了“中國志愿醫生”團隊。
志愿醫生，顧名思義，是不取報酬的?？蓤F隊去全國各地義診，人吃馬喂總得有人出錢、管錢。凌鋒希望成立一個基金會，難題擺到了眼前——她需要拿出200萬元注冊資金。
“當時什么（籌錢的）路子都沒有了，最后是我愛人主動提出，賣掉了他父親位于北京的一套房。”在凌鋒眼里，她是“老秤桿”，丈夫崔建軍是她的“老秤砣”。“他脾氣好，而且通情達理。”兩人“秤不離砣，砣不離秤”，自1978年結婚到現在，從沒吵過架。
為百姓做公益，算得上是夫妻倆的家族使命。
崔建軍的姑姑，革命烈士崔健吾，是一位在抗日戰爭中英勇犧牲的模范衛生工作者。1941年，她在負責護送50余名傷員和老鄉轉移時被敵人包圍。為掩護傷員，她主動把敵人引開，用石頭與敵人搏斗，直至壯烈犧牲。崔建軍是聽著父親講姑姑的事跡長大的。凌鋒的父母也是老戰士，作為軍醫參加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戰爭。
上世紀90年代，凌鋒的父母從醫院離休。父親開始走訪革命根據地，當看見當地老百姓生活還比較貧困，醫療條件也相對差時，難過地說：“革命的勝利離不開老百姓的支持。我想幫他們，但我已經離休，沒這個能力了。凌鋒，你要替我去幫他們啊。”
凌鋒的母親王梅英是一位眼科醫生，離休后開了一家小型眼科醫院。那時，人工晶體價格還很貴，她免費給農村老百姓使用，幫他們治療白內障。她還到學校去幫助學生預防、矯治弱視，被大家親切地叫作“光明奶奶”。
父母的言傳身教，讓凌鋒明白：一切為了病人，一切為了百姓！
青年時期的凌鋒（ 中 ）和父母合照。
誰也沒想到，有一段時間，醫患矛盾變得尖銳起來，“醫鬧”問題也很突出。作為一名醫生，同時作為一名全國政協委員，凌鋒不可能無動于衷。她一方面寫提案，在全國兩會上發聲；另一方面跟公安部、司法部等部門反復溝通，經過數年努力，最終推動“醫鬧”入刑。
但凌鋒心里清楚，法律只是底線，不是改善醫患關系的根本之法。究竟該如何提升全社會對醫生的理解與尊重，更好地發揮醫生的作用？
凌鋒想起一部老電影，片名叫《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瓦爾特是一名游擊隊長，經常領著游擊隊去炸敵人的倉庫、鐵路。一提起他，老百姓就覺得有信心對抗法西斯。如果我們有一批醫生堅持做好事，老百姓是不是也會對醫生更有信心？”于是，她決定組織一支“中國志愿醫生”團隊，無私地、全力地為百姓服務。
從那以后，凌鋒辦公室的墻上一直貼著一張巨大的表格，上面統計了834個國家級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及集中連片特殊貧困縣。志愿醫生們每到一個地方，表格對應的地方就會蓋上一個小小的紅色腳印。截至目前，已經有6300多名醫生注冊成為志愿醫生，義診已接近10萬人次。
媽媽重復三句話
在義診過程中，凌鋒曾受到一個很大的刺激。
那是2020年，她在云南怒江見到一個坐著輪椅的小伙子。8年前，16歲的男孩因為一場塌方事故傷到了脊髓。從片子上看，他的脊髓并沒有完全橫斷，如果當年手術后能好好進行康復訓練，他大概率可以恢復到自己走路的狀態。但恰恰沒有。做完手術一個月后，男孩就回村里了。此后8年，他坐壞了8個輪椅，余生還要在輪椅上度過。
和小伙子同村的另一個病人，因腦梗而偏癱。老伴兒為了照顧他，不能下地干活，更別提打工掙錢。其實，如果他當初進行了康復治療，八成是可以恢復自理能力的。
這引起了凌鋒的思考：如果把身體比作飛機，康復醫學和臨床醫學就是飛機的兩翼。如果只有一個翅膀的話，這飛機還能飛嗎？
“我們前面做了很多工作，幫助縣醫院提高水平，兜住網底，但僅僅‘兜’住縣醫院就行了嗎？人們常說，三分治七分康復。病人經過手術治療后，往往還需要長期康復治療?？蓮V大農村老百姓根本沒有那個條件，只能是保住命后就回家，然后躺在家里。”
凌鋒想，如果康復治療能夠抵達村鎮，讓病人在家門口就能得到比較好的康復，減少他們的殘疾率，這樣才能真正防止因病返貧。
在這樣的情況下，北京凌鋒公益基金會計劃為原國家級貧困縣的村衛生室無償捐贈康復健康小屋。每間小屋配備10種康復器材、3種理療儀，以及心電圖機、血壓計、智能投屏彩電等設備，以滿足病人康復的基本需求。
凌鋒父母晚年特別掛念小屋的捐建進展，母親王梅英尤甚。每次凌鋒回家看她，她重復最多的就是三句話：“你這次來住幾天？”“你什么時候走？”“你們的小屋建得怎么樣？”凌鋒答完，她總是欣慰地夸一句：“你做得好。”
今年2月，93歲的王梅英去世了。追悼會上，來吊唁的親朋好友送來共計近20萬元挽金。凌鋒覺得，既然媽媽活著的時候一直惦記小屋，不如就用這筆錢捐贈兩個小屋。一個小屋建在她出生的地方，山西洪洞縣；一個建在她去世的地方，海南島。
海南那間“王梅英康復健康小屋”，最終落在樂東黎族自治縣萬沖鎮的衛生院。建成那天，凌鋒把媽媽的照片掛在了那間小屋里，然后進行了一次義診。她臨走時，鎮衛生院的院長鄭重地對她說：“凌教授，你放心，我們一定照顧好老媽。”
凌鋒將母親王梅英的照片掛到海南的康復健康小屋里。
2020年，凌鋒（ 左 ）在新疆和田義診。
講到這里，凌鋒的眼眶有些紅了。她動情地對《環球人物》記者說：“我媽媽已經化作為人民服務的小屋。她的一生都在為老百姓服務。”
走入“荒蕪之地”
雖然父母都是醫生，但凌鋒小時候并不想從醫。她成績拔尖，一心想報考哈軍工（哈爾濱工程大學等的前身），夢想學成后為國家造飛機、大炮、原子彈。
然而因緣際會，1968年她成了一名衛生勤務兵。“那個年代，我們都是革命的螺絲釘，組織需要我們干什么，我們就干什么。”白天，她伺候病人，給病人打水打飯、洗臉擦身，相當于現在的護工；晚上，她站崗放哨，四處巡邏。
剛開始，凌鋒干得很歡實。但漸漸地，接觸的病人多了，看到病人痛苦卻束手無策的時刻也多了，她開始產生一種挫敗感，總想著“如果自己能多會點東西就好了”。直到1970年，她被選送到解放軍第七軍醫大學（現為陸軍軍醫大學）讀書。
凌鋒形容自己是干一行愛一行。在醫院實習時，她總能迅速發現每個科室的可愛之處：小兒科，小孩子特別招人喜歡；婦產科，一臺剖宮產手術，一個人進手術室，兩個甚至三個人出來，看著就有意思；內科，醫生要用非常嚴謹的邏輯分析一種疾??；外科，醫生要心靈手巧才能把手術做得利落。
在外科領域，凌鋒極具天賦。實習時她便可做主刀，一臺闌尾炎手術，從切皮到縫合結束僅需17分鐘。畢業后，她被分配到南京軍區總醫院（現為東部戰區總醫院）骨科，是科室里唯一一名女醫生。
干骨科是個體力活，但凌鋒很喜歡。“這里的病人肢體功能障礙，但基本意識是清晰的，能跟醫生交流溝通。他們歪著斜著來的，被我們矯得正正的再走，這對醫生來說是十分快樂的事。”
既然如此，凌鋒為何后來成了神經外科專家？
答案是她遇到了劉承基教授。
在骨科工作1年后，凌鋒開始為期3年的外科大輪轉，最后一站來到神經外科。劉承基是神經外科主任，觀察了凌鋒幾個月，問她愿不愿意留在神經外科。凌鋒立馬拒絕：“神經外科的手術總是血呲呼啦的。我在骨科時，手術可非常干凈……”
劉承基笑了，說下次要做一個無血手術給她看看。不久后，凌鋒看到了至今想起都驚嘆不已的一幕：劉承基教授在顯微鏡下做動脈瘤手術，手極巧，沒有先進的設備和器械，他拿根線都能把動脈瘤精細地結扎起來。
術后，劉承基對凌鋒說，不是人人都能當神經外科醫生，必須滿足三個條件：一是能吃苦；二是手要好；三是要有犧牲精神——彼時，沒有CT、核磁，神經外科的診斷基本靠X光，但射線防護措施又不太好，醫生常常暴露在射線里。劉承基覺得，凌鋒恰好滿足這三個條件。
他對凌鋒說，神經外科就像公園里的一塊荒蕪之地。“公園里的其他‘地方’，游人扎堆去，很多東西已經被看過了。而這片荒蕪之地，沒什么游人，還有很多可開發、可探索的東西。”凌鋒心動了，最終選擇留在神經外科，一留就是大半輩子。多年后，恩師劉承基給她題了一幅字：“懷大愛心，做小事情。”這是勉勵，亦是肯定。
從3700元到7000萬元
凌鋒有個不得不提的身份：1300多個孩子的“凌媽媽”。這緣起于1999年的一臺手術。當時，病人是云南麗江民族孤兒學校的校長，疑似長了腦瘤。手術前，校長擔心自己下不來手術臺，便將學校里的300多個孩子托付給主治大夫凌鋒。好在，一切只是虛驚一場。
轉年，凌鋒還是和愛人一起去了麗江，“想去看看孩子們”。到了古城，校長領著一群孩子出來迎接夫妻倆。“孩子們穿著不同民族的服裝，花花綠綠的，迎著陽光朝我們走來……”凌鋒難以忘記那個場景。
孩子們特別熱情，要么牽著凌鋒的手，要么抓住她的衣服，一直圍著她打轉。但孩子們的故事也讓人心酸，其中一個孩子剛來學校，問老師：“我要是每頓只吃一半的飯，另一半省給我弟弟，那您是不是能把我弟弟也接來？”
凌鋒得知可以助養孩子，一年一個孩子的助養費用是3700元。她和丈夫助養了兩個孩子，一個是還不會說漢語的納西族女孩興鳳，一個是那天從始至終和凌鋒牽著手的拉姆。為了讓倆孩子盡可能感受到家庭的溫暖，每到暑假，凌鋒就把她們接到北京來。
凌鋒（ 左 ）和她助養的女孩拉姆（ 中 ）、興鳳。
辦公室里“用心”二字是凌鋒的座右銘。（ 本刊記者 侯欣穎 / 攝 )
2005年，孤兒學校面臨經濟困境。凌鋒找到中國兒童少年基金會（簡稱兒基會），在其支持下成立了民族孤兒救助基金。自此，她所有的診費都直接打入這個專項救助基金，由其轉入孤兒學校的賬號。
但這無異于杯水車薪。2008年初，孤兒學校給凌鋒打來電話，說又揭不開鍋了。凌鋒連忙給兒基會的工作人員打電話，結果對方說專項救助基金賬上沒錢了。
“怎么會沒錢？我不才打過去2萬塊錢義診費嗎？”凌鋒著急地問。最后實在沒了法子，她白紙黑字打借條，從兒基會借了18萬元，讓學校里的孩子們把年關過了。
沒多久，一位導演聯系凌鋒，給她送來解燃眉之急的辦法。幾年前，他拍攝電影時，用了孤兒學校的六七個孩子當群演。電影即將上映，他有意將首映式的門票收入捐給孤兒學校。凌鋒一聽，開始“求爺爺告奶奶”地讓大家去捧場。一場電影下來，專項救助基金籌了140萬元。
直到2020年，全國脫貧攻堅目標任務完成，“兩不愁三保障”全面實現。孩子們不再愁吃和穿，義務教育、基本醫療、住房安全也都得到保障。孤兒學校完成歷史使命，轉型成為為孤獨癥、腦癱等殘疾兒童提供幫助的特教學校。
“這么多年來，我們前前后后為孤兒學?；I集了約7000萬元，1300多個孩子因此受益。”凌鋒當年助養的拉姆，如今也成長為一名康復治療師，多次參加“中國志愿醫生”行動。
堅守半個世紀的信條
“告訴別人壞消息，是作為腦死亡鑒定專家不得不經常做的一件事。”凌鋒頗為無奈，主動談起了著名的“劉海若事件”。
2002年，鳳凰衛視記者劉海若去英國旅游，不幸遭遇火車出軌意外。在做了3次顱腦手術后，英國醫院擬給劉海若做腦死亡鑒定。被請去會診的凌鋒給出了不同的答案，“當然不是腦死亡”。
但英方不愿意繼續治療，凌鋒不得已將劉海若帶回北京繼續治療。最終，劉海若康復，并重返主持人崗位。這件事轟動一時，很多人稱之為“醫學奇跡”。
凌鋒感覺自己被輿論抬到了神壇上，想下也下不來。
“自那之后，很多腦死亡病人的家屬就說，凌鋒不是救活過一個腦死亡的人嗎？只有凌鋒說‘人不行了’我們才認……這導致我不得不經常去做the last decision（最終決定），告訴別人壞消息。實際上，劉海若當時沒有腦死亡，腦死亡就是真死亡，起死回生是不可能的。”
如果非要凌鋒說給劉海若用了什么靈丹妙藥，那就是“用心”。這兩個字被她掛在辦公室里最醒目的位置，也是她從醫半個世紀以來始終堅持的信條。
未來，她有一個“大、小、康”的目標——“大”，指的是造一條可以比肩三甲醫院的醫療船，讓“中國志愿醫生”的足跡沿著“一帶一路”到達世界更多角落；“小”，指的是康復健康小屋，她計劃在全國投放5萬個小屋；“康”，指的是道阻且長的康復事業，她希望病人都能活得有尊嚴、有溫暖。
“人都是站在朝向死亡的履帶上，向死而生。每個人都不可能長生不老，卻可以在有限的生命里，去盡可能多地做一些利他的事情。”回首過往，凌鋒無愧于心，在人生關鍵詞那欄篤定地寫下了三個字：沒白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