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布·祖拜達
原名扎恩·阿比丁·穆罕默德·侯賽因，1971年生于沙特阿拉伯一個巴勒斯坦移民家庭，青年時代曾赴阿富汗參加武裝活動。阿富汗戰爭爆發后，被關押于中情局海外“黑獄”。
“我們的審訊方式可能會導致一名囚犯死亡。如果他死了，他的尸體會被火化，不留下一絲痕跡。但如果他活下來了，中情局能保證他以后都不會和外界有聯系嗎？”20年前，美國中央情報局總部收到了前方特工這樣一份電報。
“可以。”中情局迅速給出明確答復，并表示：“他永遠都不會和其他人有過多的交流和接觸，我們絕不會讓他說出什么重要信息。在他的生命走到盡頭前，他將一直被單獨監禁。”
被中情局下達這道“蒸發密令”的囚犯叫阿布·祖拜達。從2002年開始，他就遭美國關押，一直不審不判。近日，他獲得一筆10萬歐元(約合72.3萬元人民幣）的賠償金，以補償數年前中情局將他關押在歐洲一處黑獄、并讓他遭受各種酷刑折磨的損害。但這名50歲的“永久囚犯”，仍被關在關塔那摩監獄，刑期未知，未來未知。
關塔那摩監獄的美軍正在巡視囚犯。 抓捕：把他當作“基地”頭目
祖拜達原名扎恩·阿比丁·穆罕默德·侯賽因，出生在沙特阿拉伯的一個巴勒斯坦移民家庭，家里有10個兄弟姐妹。在他人生的前20年，巴勒斯坦身份曾讓他掙扎。童年時，他曾與朋友一起到約旦河西岸，抗議美國縱容以色列占領巴勒斯坦領土。長大后，他卻被父母送到印度的大學學習計算機科學。父母希望他能像周圍的印度同學一樣，畢業后到美國的科技公司謀一份薪水可觀的差事。
在祖拜達的記憶里，父母的婚姻并不美滿。他的童年幾乎是在父母的“喊叫聲、吵鬧聲和哭泣聲”中度過的。面對種種精神創傷，祖拜達深陷在某種幻滅感中，渴望能找到精神寄托。當時，很多阿拉伯青年前往阿富汗，加入武裝組織反抗蘇軍入侵。不過，當20歲的大學生祖拜達瞞著父母于1991年前往阿富汗時，蘇軍已于兩年前撤離，這個國家正處在內戰的動蕩之中。
剛到阿富汗時，祖拜達在日記中如此寫道：“說實話，我感到恐懼。不是恐懼子彈，而是對未來本身感到恐懼。從那一刻開始，我將沒有退路。”但他也覺得興奮。他戒了煙，整夜坐在武裝組織老兵身邊，聽他們講戰爭故事。然而，他逐漸體會到戰爭的殘酷。“我看到7輛坦克排成一排，將炮管對向我所在的山頭。當時我離死亡近在咫尺。”
1992年，祖拜達被炮彈片擊中，在醫院躺了好幾個月。在巨大的壓力下，他的“戰斗熱情”逐漸被消磨，代之以焦慮和抑郁。就在那時，他的父親來信宣布與他斷絕父子關系：“我不想把你送進監獄，我就當你死了或者失蹤了。”這封信，斷了祖拜達回家的路。
戒備森嚴的美軍關塔那摩監獄。 關于祖拜達和“基地”組織的關系，有各種說法。一種說法是，他曾經想加入“基地”，但是被拒絕了。后來他就獨自行動，成了“獨狼”式的武裝人員。也有一種說法是，他是“基地”的普通成員。祖拜達的律師則說，他是“基地”的外圍人員，扮演的是“海外旅行中介”之類的角色。
2001年“9·11”事件發生后，中情局根據自己的情報，把祖拜達放在要抓捕的“黑名單”前列。祖拜達被認定為“基地”組織頭目本·拉登的“最重要親信之一”，甚至被視為“基地”的二號或三號人物，“9·11”襲擊的主要策劃者之一。他的名字出現在中情局給時任美國總統小布什的簡報中。
2002年春，祖拜達在巴基斯坦被美軍和情報人員聯手抓捕，隨后被移交審訊。他的20年苦日子就此開始。
施刑：“只為滿足施虐欲”
急于邀功的中情局將抓住祖拜達吹噓為“對本·拉登的一次重大打擊”，并希望盡快撬開他的嘴。
“9·11”恐怖襲擊后數月之內，美國啟動了“秘密審訊項目”，對抓獲的恐怖分子動用“強化審訊手段”——即聘請心理學家為囚犯設計完整的酷刑計劃，并予以實施。祖拜達是中情局抓到的第一個“基地”要犯，也是第一個嘗到“強化審訊手段”滋味的人。
被捕后最初幾周，祖拜達被關在一個冰冷的空調房間里，不許穿衣服，一天只有一碗米飯。審訊人員多次威脅他，說要“割開你母親的喉嚨”。他也不掩飾敵意：“你們（美國）對巴勒斯坦人做出的種種不義之舉，讓我從小就成為你們（美國）的敵人。”被捕后前4年，祖拜達被關押在中情局設于泰國、波蘭、摩洛哥和立陶宛等地的“黑獄”，2006年被送到美國設在古巴的關塔那摩監獄，一直關押至今。
其間，他失去左眼，遭受過往腸道強行注水等酷刑。最殘酷的刑罰發生在2002年，當時他被關在中情局設于泰國的一個“黑獄”內，受了至少83次水刑——一種讓犯人產生溺水身亡恐懼的酷刑。祖拜達回憶：“他們不停倒水，我感覺我要被淹死了，胸口幾乎要炸開。”他還受過“蟲籠”酷刑，連續幾天被關在棺材大小的盒子里，有人不斷向里傾倒蟑螂和毛蟲。長期折磨下，祖拜達患上了精神分裂癥。他在日記中寫道：“如果我能忘記所有經歷的事，神啊，我一刻都不會遲疑。”
2005年2月至2006年3月，祖拜達被關在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郊區代號為“紫羅蘭基地”的中情局“黑獄”，遭受被剝奪睡眠和用強光照眼等折磨。立陶宛2004年加入北約后，“應盟友要求”將一所馬術學校改建為“紫羅蘭基地”。中情局為此向地方政府提供超過100萬美元（約合630萬人民幣）的資金以示“感謝”。
“紫羅蘭”只是美國海外“黑獄網”的一環。“9·11”事件后，中情局在海外秘密設立“黑獄”，以逃避美國法律對動用酷刑的約束。后來關押祖拜達的關塔那摩監獄，原是2002年在美軍關塔那摩基地設立的臨時拘押場所，卻已存在20年，關過數百人，虐囚丑聞屢見報端。美國塞頓霍爾大學法學院調查顯示，至少有55%的在押人員從未參與過任何針對美國的敵對行動?，F在仍在獄中的39人中，只有少數人被控或被判有罪。
美國參議院情報委員會曾調查了中情局關押的數十名恐怖分子嫌疑人卷宗，得出的結論是，中情局一方面隱瞞刑訊手段的殘酷程度，另一方面又夸大刑訊逼供的效果，甚至將嫌疑人在未受刑時的關鍵口供包裝成刑訊后的“重大收獲”。還有一些案例中，即使分析人員認定嫌犯已無情報價值，中情局官員仍下令繼續用刑。
對祖拜達的審訊就是如此。聯邦調查局一份報告稱，祖拜達透露的幾乎所有情況，都是由該局探員索凡在巴基斯坦的一家醫院獲得。在被移交中情局后，祖拜達雖遭嚴刑拷打，但未能提供“與恐怖威脅有關的重要信息”。而索凡獲得的線索在上報高層的過程中，被包裝成中情局“強化審訊手段”的成果。這份報告雖有美國情報與執法機構間“爭功”的背景，卻也顯示中情局對祖拜達實施的酷刑，確實“似乎只為滿足施虐欲”。
拘押：“是否還有任何理由”
20年來，祖拜達已經成為中情局“黑獄”受害者的典型。“9·11”事件20周年時，美國HBO電視頻道還播出了紀錄片《永遠的囚徒》，講述他的故事。
紀錄片《永遠的囚犯》中的關塔那摩監獄囚犯。 作為“非常規戰斗人員”轉入關塔那摩監獄關押以來，祖拜達從未被起訴。這種不經審判而長期監禁的做法是違反美國法律的。2008年，他的律師根據美國最高法院的新判例（裁定“非常規戰斗人員”有權就此起訴），就拘押祖拜達的合法性提起訴訟。2010年，關塔那摩審查工作組建議起訴祖拜達，但再無下文。到2020年，關塔那摩定期審查委員會裁定，鑒于祖拜達“仍將某些國家和個人視為敵人”，繼續拘押他是美國的“國家安全所需”。
祖拜達也委托律師，就自己被關入中情局海外“黑獄”一事起訴相關國家。2018年5月，歐洲人權法院就祖拜達訴立陶宛協助中情局在境內設“黑獄”并濫用酷刑案做出裁決。法院認為，2005年2月至2006年3月間，立陶宛允許中情局在立領土上設“黑獄”，并明知中情局將對祖拜達實施酷刑，卻允許將他關在該監獄，后來還通過秘密渠道將其轉移至設在其他國家的“黑獄”，使他面臨更大的受虐待風險，違反《歐洲人權公約》的多項條款，必須支付賠償金。拖了3年多后，立陶宛支付了10萬歐元。祖拜達的律師登博說：“立陶宛這樣做，不經美方批準的可能性非常小。這也符合美國在‘永久囚犯’關押問題上軟化立場的想法。”然而，祖拜達本人根本無法收到錢，他的資產已被美國凍結。據稱，這10萬歐元目前存在他弟弟的銀行賬戶上。
媒體曝光設在維爾紐斯郊外的CIA”黑獄“。 2021年10月，美國最高法院也審查了祖拜達的案子，焦點是他被關押在中情局設于波蘭的“黑獄”一事算不算國家秘密。此前，中情局以保密為由銷毀了一批當年的“強化審訊手段”材料，其中就有祖拜達的。在口頭辯論中，多位法官對無限期拘押祖拜達表示質疑，連保守派法官卡瓦諾也質疑，鑒于美國已正式從阿富汗撤軍，美國政府是否還有任何理由繼續關押他。1個月后，祖拜達的律師提出新的訴訟，要求立即釋放祖拜達。他引述美國最高法院法官布雷耶的話說：“在哈姆迪訴拉姆斯菲爾德一案中，我們說，（美軍）還在阿富汗戰斗時，你可以把人關在關塔那摩。我們已經不在那里（阿富汗）了，那為什么祖拜達還在那里（關塔那摩）？”
2021年12月，立陶宛國家安全部將維爾紐斯附近的一棟建筑移交給一家資產管理機構，隨即，這棟建筑被出售。據當地媒體報道，那里曾是立陶宛國安部的培訓中心，很可能“紫羅蘭基地”就設在那里。“法治與正義”似乎正在到來，但祖拜達是否能得到屬于他的司法正義，哪怕是一場公正的審判？對這個問題，仍然沒人能給出肯定的答案。（馮璐 鄭敖天）
學者點評
“黑獄”背后的人權雙標
◎刁大明
美國海外“黑獄”再次體現了美國利用盟友的態度——立陶宛不僅要讓渡主權為美國“黑獄”提供場地，幫美國鉆歐洲國家法律的空子，事發后還要幫美國收拾殘局。也正因如此，在“黑獄”地點的選擇上，美國一般會選擇自己可以控制的海外地區。一旦暴露，美國也往往提前做好了“甩鍋”規劃，避免影響自己的國際形象。在本次事件中，歐洲法院只能對事發地進行追責，指責當地政府沒能對“黑獄”進行有效監督，放任虐囚行為發生。
美國設置“黑獄”的最初目的，是關押和審問“恐怖分子”。這些“嫌疑人”往往是美國情報機關自行認定的，既沒經過法庭審判，也算不上是“戰俘”。美國把他們模糊定義為“非常規戰斗人員”。并把這些人關押在沒有正常法律管制的“黑獄”。
美國為什么不把“黑獄”設置在本國？一方面，在美國的“反恐”宣傳下，美國選民對恐怖分子都有仇恨和恐懼的情感。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把“黑獄”設在美國境內，無疑會引起當地選民的反感，從而影響到政客的選情。另一方面，美國不希望暴露本國國內司法體系的偽善——如果在美國國內公開設立“黑獄”，等于承認美國的司法體系是失敗的、“雙標”的，這將對美國的國際聲譽造成巨大打擊。
“黑獄”問題暴露出美國對情報界監管的欠缺。在“國家安全”成為主要政治議題后，以中情局為核心的美國情報界為所欲為，影響力不斷擴張，一些行為超越了法律框架。近年，中情局不僅積極干涉海外事務，甚至也在努力影響美國國內的政治進程。
而且，在“黑獄”問題上，美國的司法體系幾乎沒有起到任何監管作用。盡管最高法院曾宣布“黑獄”及其中的酷刑是違憲的，但并未提到對“黑獄”受害者的賠償以及對施暴者的懲罰。
祖拜達的經歷駭人聽聞，而其他很多人可能永遠都不愿意回憶，更不用說起訴美國了。事實上，如果更多人能拿起法律武器，爭取自己獲得賠償的權利，一定會得到國際社會的支持。
目前，希望關閉“黑獄”的聲音越來越大，但拜登政府對于何時關閉關塔那摩監獄，并未提出時間表。希望更多受害者能站出來，揭露美國的暴行，共同伸張國際正義。
事實上，“黑獄”丑聞已導致美國的國際信譽降低，以及美國盟友信任度的下降。而且，在保護國家安全方面，這些“黑獄”經常起到適得其反的作用——“黑獄”中對基本人權的侵犯，反而激化了很多人的反美情緒。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對“絕對國家安全”的追求，反而使國際社會對美國越發反感。
與此同時，全世界也再次清晰認識到，美國對人權的界定是有排他性的，是完全受美國的國家利益驅使的。在符合美國利益的情況下，美國可以對“人權”概念進行隨意調整和異化。而“黑獄”正是美國這種“雙重標準”下的人權觀最直觀的體現。（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美國研究中心秘書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