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媒體報道，此前，江蘇省政協委員程雪梅提出“關于建立被害人受近親屬侵害記錄特別封存制度”，江蘇省司法廳指出，該提案有利于從根本上消除未成年被害人在升學、就業甚至入伍時所受歧視問題，實質保護遭受侵害的未成年人的健康權、發展權等多項權利。江蘇省司法廳表示，將努力推動各部門形成共識。
為什么要推動這個制度?不妨從江蘇省泰州市一名未成年人的遭遇說起。小麗的父親因對小麗實施監護侵害的犯罪行為被判重刑，小麗是受害人，但作為重刑犯的近親屬，如果將來想入伍、考警校、考公考編等，可能政審無法通過。作為父親犯罪的受害人，這種牽連對她來說是雙重傷害。
小麗的遭遇頗有代表性。通常情況下，一個人有刑事犯罪記錄，會影響其直系子女、父母、配偶在參加公務員考試、警校招生、入伍、國企招聘等考試中的政治審查。并且，不同的政審有不同的標準，有些政審甚至會查三代人的犯罪記錄。
政審制度有其必要性。某些特殊崗位的招錄會有比一般工作更嚴格的門檻，以保證其政治純潔性、可靠性、安全性，避免其因家人的犯罪行為而影響其公正履職。政審的法律依據有《公務員法》《公務員錄用考察辦法》等。在民間輿論中，政審制度也得到了不少支持。這是源于民間對“公平”的樸素認知，即認為一個人不能因為家人的犯罪行為而受益，若受益了就應該“還回來”;還有一種對懲罰震懾力的期待，認為一般人會因為害怕影響子女而不敢“做壞事”。
但問題是，犯罪情形多種多樣，比如某人因交通肇事而判刑，其家人并未受益，還要被其牽連進經濟賠償中;再比如某些過失犯罪，也不涉及“敢不敢”的判斷;特別是針對家庭成員的犯罪，如遺棄、虐待、家暴、性侵、故意傷害等，受害者已經遭受身體和精神上的雙重痛苦，還要因此在升學、就業方面被社會另眼相待，何其不公。
更糟糕的是，這種對前途的擔憂，還會導致受害者或知情者對家庭成員犯罪行為的隱忍。上海市政協委員、上海市法律援助中心律師張玉霞，曾在該市兩會上提交了一個關于家屬間侵害案件不應該影響被害人的提案，她提到，在家暴案件中，子女前途可能是被害人被迫諒解施暴者的原因。家庭成員之間的犯罪本來就比較隱蔽，讓犯罪者受到法律懲處，往往需要受害者站出來，而受害者的勇氣需要法律、行政、社會等全方位支持。若影響子女前途變成受害者身上的無形枷鎖，就會變成對家庭內部犯罪行為的變相縱容。
因此，泰州市檢察院從小麗的案例出發，聯合當地多個職能部門，推出了《關于對被害人受近親屬侵害記錄特別封存的辦法》。當被害人受近親屬侵害時，對該類案件記錄特別封存，在涉及被害人及其子女入學、就業等問題時，職能部門不得向招生、用人單位等提供被害人受近親屬侵害所產生的違法犯罪記錄，在對被害人及其子女入伍資格審查時，將不受該記錄影響。江蘇省司法廳接下了這支接力棒，積極推進該制度在江蘇全省形成共識并落地實施。
在相關討論中，有必要進一步明確，“罪行法定”“罰過相當”“無罪不罰”是現代法治的基本原則，每個人應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不應該為自己沒有犯過的罪錯而受罰，成為某人的的兒子女兒是無可選擇的，近親屬的犯罪不能成為被“歧視”的理由。政審的目的應該是明確的，規則應該是清晰的，范圍應該受到嚴格限定的，不能不分青紅皂白“一刀切”。正因如此，被害人受近親屬侵害記錄特別封存制度將是非常有價值的實踐，不僅有利于保護受害者的個人權利，也有助于消除殘存于社會中的違背法治精神的“株連”歧視，確保每個人都能在公平公正的法治環境中自由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