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江淮地區遭遇強降水天氣,全省防汛減災工作進入關鍵期。長江、淮河歷史上也洪災頻發,明清時期尤為嚴重,那么,當時人們是如何防災的呢?
明清時期,黃河南下與淮河并流,由于黃河多沙、善淤,帶動中下游的淮河河道不斷被泥沙淤積,入海通道嚴重受阻;而長江中下游因明清時期人口暴增帶來的人地矛盾,以及由此導致的大規模砍伐樹木造成水土流失等原因,水災也日趨嚴重。但由于當時人們建立了一系列預防措施,對江淮的防災減災起到相當大的作用。
南京農業大學中華農業文明研究院院長盧勇教授介紹,古人多個預報方法雖然屬于經驗性質的較多,但也有不少科學的成分。
北宋時已能夠根據初春水的漲幅,預測七八月間伏秋大汛的漲幅,類似的預報方法一直沿用至清代。還有依據河心主溜(河流中流速最大的一股水流)與近岸水流之間的水面高差,預報即將來臨的水勢大小。如果河心水位明顯高于兩側,可推測后面來水必大。
在長江下游的吳江境內立有兩座北宋時期的水則碑。碑分為“左”和“右”兩碑,左碑記載歷年最高水位,右碑則刻畫一年中各旬、月的最高水位。這種水則碑不僅是觀測水位的標尺,而且也是歷年最高洪水位的數據記錄。由碑文刻畫就能知道宋代已建立了水位觀測制度,這也是長江中下游地區觀測水位、預報水情的最早記載。
為準確掌握淮河水情和水位的變化,更好地控制閘壩的啟閉,清代開始在洪澤湖上設立“水志”。康熙年間,洪澤湖已有比較成熟的水位站,自此以后洪澤湖水位每年均有詳細記錄。
在汛期水情的傳遞方面,明代出現了類似軍事上“快馬飛報,六百里加急”的上下游洪水情報傳遞制度,最初的記載出現于萬歷年間的《治水筌蹄》:“上自潼關,下至宿遷,每三十里為一節,一日夜馳五百里,其行速于水汛。”快馬的速度居然比洪水還要快。
在預報水汛的方法中,“羊報”最為驚心動魄。清乾隆年間張九鉞著的《羊報行》詳細記載了這種方法:把大羊剖腹剜去內臟,曬干以后縫合,浸以青麻油,使它密不透水,充氣以后可浮在水面,有點像皮筏。擔負羊報任務的士兵,入水前食用“不饑丸”,腰間系幾十枚刻有警汛的水簽,和羊綁在一起,瞬間消失在驚濤駭浪之中。他沿著各支流岔口投擲水簽,守候的官兵拾到水簽,就知道上游的水勢,可防患于未然。這是一種非常危險的任務,可謂九死一生。
“河防專業人員的設置則是防汛的一大進步,這使江淮水災的防災任務更加明確。”黃河水利委員會教授級高工邢建營告訴記者。
明代以前,治河并不設專職的官吏,發生重大水災時,皇帝臨時派出主管官員前往處理。明中期以后,水災形勢日益嚴峻,為了應對這種局面,明廷開始設立總理河道一職,全權負責黃河、淮河、長江、運河事宜。到清順治年間,改總理河道為河道總督,同時規定河道總督加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銜,為從一品官,從此之后河防體制更趨完備。
防汛的根本是堤壩堅固。邢建營查閱大量資料發現,明清時期,對修堤取土、坯頭、高度,甚至土質都有嚴格的要求和規定。
在堤防維護方面,明代治水大家潘季馴提出:“河防在堤,而守堤在人,有堤不守,守堤無人,與無堤同矣。”同時他還制定了著名的“四防二守”的修防體制,“四防”包括晝防、夜防、風防、雨防,根據不同情況對于各堡夫、河兵均有具體規定,確保大堤時時有人巡守,使無意外之虞。“二守”是指“官守”和“民守”,官守指在大堤設立堡夫、河兵,使他們通力合作;民守是指另外征發附近鄉村夫役,協助防守,等到水落才能回家。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堤防維護十分重視在堤岸上種樹植草。比如在堤前密栽蘆葦和茭草,使河水有風但不能成浪;在堤根和堤面上廣種草籽,即使被雨淋泥土也不會松動。
“千里之堤,潰于蟻穴”,大堤上洞穴的發現與修繕一直是河防的重點所在。清代在繼承明代鐵錐筒探的基礎上,完善了“簽堤”之規定。什么是“簽堤”呢?盧勇介紹,就是每年春初,分派兵夫,手持安裝了丁字形木柄的三尺長尖頭細鐵簽,按所分堤段,逐段用尖頭細鐵簽進行錐探,對發現的洞穴大小、彎直等細細查勘。如果發現有洞穴南北相通,兩面俱能出簽者,給予重賞,然后仔細刨挖,尋找根源,最后再分層填實,恢復原狀。
此外,明清兩代對倉儲備荒也極為重視,清代中后期,在官倉不力的情況下,江淮流域義倉的大批興建,依靠民眾自身的力量,發揮了較好的防災備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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