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披衣”為哪般

“披衣”作為平日里極為尋常的動作，卻在古代文人的生活和創作中，作為承載情緒和寄托思想的介質，受到文人青睞。“披衣”之舉最初是作為古人消暑手段出現的，炎夏之時，古人脫下累贅的長衫，雖然可以快速降溫，卻也極易引起感冒。因此，在汗衫之上披件薄衣，可謂一舉兩得。

蘇轍在《夏夜對月》中這樣寫他所經歷的酷暑:“大火直南方，萬物委爐炭。微雪吐涼月，中夜初一浣。老人氣如縷，枕簟亦流汗。披衣繞中庭，星斗嘒相粲。”大火、爐炭，如絲如縷的呼吸，汗水浸濕的枕簟，僅僅幾個意象的羅列，便讓我們對八百多年前的暑熱有了認知，詩未讀完便已生出汗流浹背之感。備受煎熬的蘇轍，只好披上早已被汗水浸透的衣服，繞著庭院緩緩踱步，以消咄咄逼人的暑氣。披衣，是蘇轍對炎夏最基本的尊重。

其實，“披衣”在古時更代表了一種閑情逸趣。韋應物在《寄馮著》一詩里寫道:“披衣出茅屋，盥漱臨清渠。吾道亦自適，退身保玄虛。幸無職事牽，且覽案上書。”韋應物少年時期就成了唐玄宗的貼身侍衛，因此當見慣、厭煩了權力場上的明爭暗斗后，他似乎更容易接受家族衰落后清貧的生活。脫去錦衣華服，披著粗布麻衣而出，隨意蹲在清渠之側，哪怕衣襟拖在地上沾染泥土也無妨，如今的他已不需要面圣，也不用刻意維護世家大族虛假的氣派，披著粗布麻衣，過著閑讀詩書才是當下最美好的事情。

作為大學士明珠之子，納蘭性德在仕途上的起點與韋應物不分伯仲。二十二歲高中進士，后來晉升為一等侍衛。康熙二十二年，隨駕巡幸五臺山。某日五更時分，詞人在美夢中看到一場大雪降臨黃花城，欣喜之間披衣而起，《點絳唇·黃花城早望》便一蹴而就:“五夜光寒，照來積雪平于棧。西風何限，自起披衣看。對此茫茫，不覺成長嘆。何時旦，曉星欲散，飛起平沙雁。”天色未亮之時“自起披衣看”，錦帽貂裘已顧不得穿好，便匆匆步入雪中，足見詞人對這場大雪的喜愛，他雖然“對此茫茫，不覺成長嘆”，學者盛冬鈴也認為，這首詞表達了一種空曠寂寞之感，但就筆者來看，納蘭性德年少有為，平步青云，他在人生巔峰所產生的寂寞之感，常人并不能與之共情。

相較于韋應物和納蘭性德的“披衣”，在烏臺詩案后被貶黃州的蘇軾，其“披衣”更顯出令人折服的樂觀與豁達。除了后人熟知的《前赤壁賦》《后赤壁賦》《念奴嬌·赤壁懷古》外，《黃州春日雜書四絕》是這樣寫的:“清曉披衣尋杖藜，隔墻已見最繁枝。老人無計酬清麗，夜就寒光讀楚辭”。在晨露中披衣拄杖，悠然而行，不需理會勾心斗角和蠅頭微利，看看墻外蔥蘢的樹木，讀讀屈原浪漫的《離騷》，豈不快哉!從蘇軾的背影中，從他披著的素衣上，后人看到的是悠然與閑適，讀到的是從容與大氣。他披出了對政敵無恥構陷、網羅罪名的蔑視，也披出了文人士大夫的風骨和浩然之氣。

古代社會交通不便，通訊手段極不發達，加之販夫走卒流動、客路之人遠行和戍邊將士出征，因此思鄉懷人一直就是文人關注且反復吟詠的主題，由于思念而心生愁緒，輾轉反側，故而“披衣”，便顯得合情合理。魏文帝曹丕《雜詩二首其一》中是這樣寫的:“漫漫秋夜長，烈烈北風涼。輾轉不能寐，披衣起彷徨”“草木鳴何悲，孤雁獨南翔。郁郁多悲思，綿綿思故鄉”，北風蕭瑟，秋夜漫長，草木染悲，孤雁浸愁，這些景象就足夠讓人凄涼悲愴了，但在天地間，竟然還有一位披衣踟躕的詩人，在冰涼的夜色中思念牽絆著靈魂的故鄉。張九齡罷相后所寫的《望月懷遠》更是膾炙人口，“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情人怨遙夜，竟夕起相思。滅燭憐光滿，披衣覺露滋。不堪盈手贈，還寢夢佳期”。此刻，他披的再也不僅僅是一件衣服，而是滿身的風塵和無盡的落寞。

還有“黃金榜上，偶失龍頭望”的柳永，他時常披衣，時常孤寂，筆者認為，這個以青樓為宿的詩人，承受著巨大的孤獨與寂寥，浮萍一般的漂泊和政治上的失意，讓他原本就稀少的安全感蕩然無存，只能在煙花巷陌和秦樓楚館中，尋求些許凄慘的慰藉。在《祭天神·嘆笑筵歌席輕拋亸》中，他寫“念平生、單棲蹤跡，多感情懷，到此厭厭，向曉披衣坐”；在《佳人醉·暮景蕭蕭雨霽》中，他寫“冷浸書帷夢斷，卻披衣重起。臨軒砌”。羈旅行役和思鄉懷人之感襲來的時候，柳永總是披上沾染著風霜的衣服，一個簡單的披衣動作，卻道盡了他夜不能寐的無邊愁思。在這樣的時刻，“披”是他對自我的一種保護，而“衣”也在不知不覺間沾染了塵世的溫度和念想。

而“披衣”更為博大深沉的含義，則是丈夫五十功未立的壯志難酬，是山河破碎風飄絮的家國愁思。宋室南渡以后，作為一個關心國家命運而又在政治上屢受打擊的詞人，劉克莊始終以個人際遇和家國情懷入詞，創作了很多膾炙人口的作品，其中以《沁園春·夢孚若》為最佳，“飲酣畫鼓如雷，誰信被晨雞輕喚回。嘆年光過盡，功名未立；書生老去，機會方來。使李將軍，遇高皇帝，萬戶侯何足道哉!披衣起，但凄涼感舊，慷慨生哀”。或許，愁思萬千的詞人在披衣的時候，想到戰場上旌旗獵獵，想到將軍的披風迎風飛揚，而自己，卻只能裹緊披在身上的衣服，盡力阻隔大廈將傾的凄涼和故土難收的哀傷。

這件沾染著家國情思的衣服，也披在了數百年后于謙的身上。明代土木堡之變后，主戰派的于謙成了京師保衛戰的“第一責任人”，在他的帶領下，明朝的軍隊抵擋住了瓦剌的鐵蹄，取得了京師保衛戰的勝利。《明史》稱贊其“忠心義烈，與日月爭光”。在《雪霽之夕聞檐溜有聲因賦》中，他寫道:“人皆愁聽客中雨，我獨喜聞窗外聲。報國常懷豐稔念，關心不是別離情。沾濡最愛滋群品，點滴何妨到五更。倏起披衣成兀坐，焚香讀易候天明。”客路之人并不關心兒女情長，而是以報效國家為己任，他所說的“披衣兀坐”是一種想要建功立業的緊迫感，是一份心系天下的責任心，枕戈待旦，披衣而起，是因為于謙對于大明江山深沉到骨子里的熱愛。

當然，那些曾經在歷史的風云中“披衣”的古人們還有很多，權德輿“獨自披衣坐，更深月露寒”，劉辰翁“一笑披衣起”，朱彝尊“殷切臨別為披衣，軟語蟲飛聲里”，元代劉崧“永夜不能寐，披衣起彷徨。念我骨肉親，三年辭故鄉”。

縱觀這些時常出現在文學中的“披衣”，無不體現著古人的生活情趣和情感狀態，而世人也通過這個簡單卻又內涵豐富的動作，讀懂了他們漁樵江渚的閑適，顛沛流離的孤苦，以及憂國憂民的大情懷、大抱負。